天安門與東廠西廠——北京屠城28年祭

愷鄢

要說起天安門，就不能不說到東西廠。天安門是中國皇朝的門面，那東西二廠才是皇朝統治的中心——為維護皇權的暴力機器，真正的“國家機器”，殘忍冷酷的絞肉機。

皇家絞肉機的量小，因為它原本不是大規模殺傷遊戲，所以，28年前的天安門，面對洶湧澎湃的覺醒的中國人民的政治改革浪潮，保守的反人民的反革命的皇家機器，只好撕下自己多年的偽裝，動用更大規模的殺器——黨軍。

天安門屠場的鮮血，把屠民的惡名做實在“黨軍姓黨”的“人民屠殺軍”，把“勝者王侯”的冠冕再一次加在施暴於民者的頭頂。

惡，能灌溉真善美的花卉嗎？二十八年過去，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撅起”的“為富不仁”的“產能過剩”的大國，一個喪失基本道德水準的社會，一個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的民族，一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壞透了的非法把持政權的“共貪黨”。

所謂的號稱“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從來不是人民的一部分，而是社會的毒瘤——只不過在它耀眼的虛偽的政治光環照耀下，中國人民看走了眼，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呵護它，養育它，為它犧牲，為它賣命，把它捧上了自己的脖子上，任它作威作福，為所欲為——這是中國人民歷史悲劇的根源所在。

那個黨，會把自己的惡行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嗎——如果它真是一個“為人民”的政黨？

那個黨，會把自己的罪惡利益極大化置於人民的利益之下——如果它真是“愛人民”的政客？

不會的——二十八年前的屠城，就是它的公開宣示：人民的監督只配面對屠刀，人民的利益只配掛在天安門母親的夭折的親子的墓碑上。

動用國家暴力機器，泯滅了人民的呼聲，扼殺了人民的監督，那個黨，在罪惡的道路上唱起凱歌，更加不可一世——以至於到如今它自戕自虐，都要重新打起“人民的”旗號。

“以人民的名義”，做什麼？屠城？腐敗？專制？亡黨？亡國？

其實，那個黨的所謂的“反腐”，只是屠夫集團內部分贓不均紛爭不已的狗咬狗的一嘴毛的政治遊戲而已，與人民毫無關係，甚至與“人民的名義”都風馬牛不相關。如此反腐，只不過是腐敗的最高級階段，動用國家公器反制另一些國家公務員罷了。那些“被反腐”的分子，就像是二十八年前的天安門前的被坦克碾過的軀體，只不過是新一輪中國特色的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誰讓他們要放棄自己的利益極大化，把政權拱手交出。

既然是既得利益集團內部的紛爭，自然用不到大規模殺傷暴力，但是骨子裡一樣的國家暴力機器，那就是現代中國Neo-Ming-Dynasty晚明的“東廠西廠”。

已故作家王小波寫過“天安門與東廠西廠”，那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現象，與公器私用的政治掛不上鈎。可畢竟是一樣的發生在中國首都的“上層建築”周圍，一樣地涉及國家機器——是不是多少有些“先見之明”？

紅朝的“東廠”，是地地道道的御用工具，比當年的錦衣衛還威風，還厲害，還刀刀見血，以至於那些聞風喪膽的人們，會把王大人叫做“王公公”。

那麼，“西廠”是怎麼回事？與東廠又有什麼關係？

西廠，不是所謂的發生於文化革命時期的“人民起義”(或者類似的“以人民的名義”），而是“准國家機器”的“反腐”機能的一部分。

你可能不會想到，國家機器還會有“准國家機器”的附件——就跟“公安”屁股後面要有“城管”一樣，把那些骯髒的見不得人的惡行，叫另外一些“准公安”去干——輕賞之下，即有勇夫嘛。

誰是“西廠”？誰是“准國家機器”？

中國有那麼一個既定的社會階層——在政治霧霾隱藏之下。

現在，有一個人自己跳了出來，宣示西廠的存在——他就是郭文貴。

何以見得？如果說傅振華明確地說是習大大叫郭去調查王公公和姚家的腐敗證據，如果說郭自炫式地暴露出他可以任意地在北京一切地方安放隱秘攝像機拍攝貪官們的“風流韻事”，他不就是“准國家機器”嗎？那些事，如果叫東廠去做，自然有些下作，可若棄小惡而不為，到哪去捕捉眾多貪官們日常的“馬腳”？所以，乾脆國家機器功能“外包”，給一些“包打聽”以國家機器的必要資源，權宜，簽發“pass”，路條，叫郭文貴這級的小二們去打點去做惡人。尤其是在涉外的各種情節中，西廠更是不可或缺的補充手段。

“東廠”姓黨，這是錯不了的，而“西廠”姓郭，多少就有些麻煩——共貪黨的慣例是，在西廠的“借用力量”還沒有“做大”的適當時機，一旦可靠的證據拿到，就把這些“准國家機器”消滅於無形之中，不留丁點痕跡。大家於是只看見東廠在“以人民的名義”在合適的黑箱作業中，拿下了政敵的要塞陣地——那些所謂的證據確鑿，雖然確有其事，但是不會拿出來見陽光的。

可是郭先生，已經不是我們的“東郭先生”，是紅色中國的西廠郭老闆，大概是領略了許多其他“准國家機器”的前車之鑑——至少是學得當年王立軍先生的“自救術”，給自己留夠了足夠的“退路”——當然他不能一板一眼地跟隨王立軍鑽進美國領事館，所以他跑得更遠，直接就到美利堅合眾國置產置廠去也。

“西廠”的功底，西廠的證據，東廠怎麼會不知道呢？所以它一定不能讓郭徹底“爆料”——又是發“紅通”又是施壓VOA，真是動用了渾身解數。可是人家人在美國，東廠鞭長莫及奈若何。

於是服軟，放人，下話——這一切從反面證明郭先生的“西廠”之威！

中國共貪黨，28年前槍殺中國人民的優秀兒女之後，不得不動用東廠西廠的國家機器和准國家機器來切割自身的已經遍體擴散的癌症，是不是那個腐敗黨的歷史悲劇？還是它自己為自己準備好的鮮血美鴆，在28年後來飲鴆止渴？

有誰會相信西郭先生的“爆料”是為了國家的民主進步?不會的，“准國家機器”畢竟不是真正的國家機器——我們的西郭先生所為，不是政治行為，而是經濟行為。在政治上，他不是斯諾登的“爆料”；在經濟上，他更是官商勾結的實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的利益，從暴發的第一天起，就與中國官場腐敗的機制不可分割，到現在更加脫不清干係。

可他也應該仔細想想，一旦東廠的殺心已定，“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招安會有真正的安全保障？除非他能肯定像王立軍一樣，一舉扳倒一座大山——即使那樣，王立軍的下場，還不是明明擺在那裡？

我們可以說，我們的西郭先生，還不具備真正的政治素質與修養——除非被迫逼上梁山，才會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拿過來“以人民的名義”真正地向腐敗宣戰。

28年前，當年民主運動的“反腐敗，反官倒”的政治述求，被貪官集團扼殺，28年來，中國之惡在天安門的血泊中滋潤成長。現在，在祭奠28年前為中國人民的和平民主述求而犧牲的先烈時，我們看到的是那個屠魔黨已經惡果滿盈，它的“豐收的”季節已經來到，東廠西廠百花齊放。我們的先烈們可以在九泉之下重述：不反腐必亡國，“勿謂言之不預”。

在那個惡疽熟透迸裂之後，北京一定會有“明朗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