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如此結局？

  轉眼“六四”事件過了28年，當年這震驚世界的慘劇漸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淡忘。有人不解“反右”22年後都會以“擴大化”的結論“平反”，怎麼“六四”就好像“鐵案如山”？其實這都得是中共說了算的事兒；指望中共“平反”“六四”，那要看中共執政者怎樣權衡利害關係。現在，我想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何“六四”會是這種結局？

  我當年就在北京，那場慘劇的種種印象至今記憶猶新。當時全世界都震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的中共陷入空前的孤立。可至少我本人沒有料到，“六四”慘案的決策者鄧小平堅持他的經濟放手，權力決不退讓一絲一毫的路線，竟能維持到現在；甚至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仍能相對平穩。這個顯得臭名昭著的政權隨着經濟的發展，因為手裡有了些錢，居然成了世界上的“香餑餑”。當然，專制制度下的必然是只有更腐敗，沒有最腐敗；可中國大陸的老百姓的“忍耐力”的閾值好像是在無限的增長。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成為世界大國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好像更願意忘掉“六四”；這場運動當年看起來是多麼的聲勢浩大呀。呵呵，其實西方政客們是現實的，既然這個被冠以“民主運動”已逐漸銷聲匿跡，而中國大陸的巨大經濟實力又是明擺着的事實，為什麼非要跟這個“巨人”過不去呢？

  看來人們，包括我自己，過去是過分地看重“六四”運動的影響力了。其實這場運動被中共無情的鎮壓後，就已經大體上結束了歷史使命。之所以如此，我體會有三個方面的原因。首先，這場以學生為主的請願運動之所以能鬧騰起來，當時中共內部路線鬥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場路線鬥爭在中共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展開。

  當時中共總書記是趙紫陽。一般人們把願意把趙紫陽和他的前任胡耀邦看成改革派，而鄧小平和陳雲則是中共保守派的總代表，而那會兒的總理李鵬等是保守派推倒前台的走卒。我覺得可以這樣看；但需要提及的是，以趙為首的改革派的力量是相當薄弱的，沒有決定性的實權，趙在被罷黜後曾抱怨，他僅僅是鄧的秘書長。趙們弱到什麼程度？沒有鄧的首肯，他們什麼也甭想干。

  回顧“六四”之前的歲月，胡耀邦的被迫辭職很能說明黨內改革派的處境。中共改革派是“文革”後應運而生的。基於“文革”災難，中國大陸的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發出了要民主的呼聲。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改革開放”路線方針後，中國大陸民主空氣漸濃。可以說那會兒社會上的政治氣氛真的可以用“寬鬆”來形容。

  不過中共的元老們的內心深處對那會兒的“寬鬆”是非常不滿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感到“寬鬆”對中共專制政權的威脅。其實即便是黨內胡趙為首的改革派也是要一黨專制的（據資料講，趙認為隨着社會的進步，一黨專制最終要結束；但他即便有這種思想，當時也不能表現出一絲一毫），只不過他們認為當時社會上的民主氣氛並不足以影響中共的掌權。

  胡耀邦是個有熱情的人，但在國內很多具體問題上有偏差，政治上則遭到黨內保守派圍攻，最終被迫辭職。他的接任者趙紫陽也面臨同樣的處境。就在黨內兩派勢力相互鬥爭之際，大學生們，特別是北京的大學生們的民主熱情則繼續高漲。他們同情被迫辭職的胡耀邦，不斷地上街遊行請願，抗議當時經濟發展後的種種腐敗現象（與現在比是小巫見大巫），特別是“官倒”。這在日後終於引發了“六四”事件。

  導火索是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內容將之前全國各地因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以及“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學生、工人製造事端的行為定性為動亂。鄧為首的保守派堅持學生上街定性為“動亂”；趙紫陽則態度曖昧，至少他反對暴力鎮壓；黨內就如何處理學生運動產生分歧。正是因為中共內部對處理學生運動的步調不統一，北京大學生們的街頭政治癒演愈烈。

  在我看來，當時北京走上街頭的大學生和市民們的政治態度是傾向趙紫陽的。他們希望通過街頭的和平請願加強趙的力量。然而學生和市民們的行動反而成為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的硬傷。最終導致趙紫陽被免職，黨內的改革派遭到毀滅性失敗。其實也不能不失敗，趙為首的改革派在黨內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鄧小平大權在握，特別是兵權。

  經過這些年的思索，我不認為當時北京走上街頭和平請願的大學生和市民們有“擺脫黨的領導”的圖謀；他們絕大多數人只是希望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在路線鬥爭中能占上風，繼續領導“改革開放”。從這種意義上講，請願者仍是希望在中共改革派的領導之下的。當黨內保守派罷黜趙後，中共改革派等於徹底“歇菜”；如此，北京走上街頭的大學生和市民們即便抗爭於一時，接下來又能有什麼作為嗎？

  說到第二條很簡單，當時“六四”運動僅局限於政治中心北京，中國大陸其它大城市的政治氣氛遠不如北京。“六四”運動時，中國大陸很多大城市的大學生紛紛到北京來參加示威請願就是例證。他們抱怨“我們那兒的群眾覺悟低”。由此說明，對當時中共掌權者說來，只有北京失去控制，需要堅決地武力鎮壓，其他大城市安然無恙。中共從容從軍隊調兵，將北京的和平請願示威鎮壓下去。假如全國各個大城市都如北京一樣的大學生和市民如火如荼地在街頭抗議示威，中共的決策者們還能如此從容嗎？

  這樣一分析，你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全國只有北京一個城市成為中共保守派的必須重新控制的地區，其它城市的狀況遠沒有讓中共決策者擔心，並分散其鎮壓力量。這是我說的第二點，當時中國大陸的百姓也就是北京地區鬧騰起來，其它城市幾乎一潭死水。記得“六四”軍隊鎮壓的電視播放的時候，我們在深圳的朋友痛心疾首，可深圳人卻無動於衷。讓我把第二條歸納一下：當時除北京外，其它城市民眾對國家政治的參與意識很淡漠。

  第三條，人們參加“六四”運動基本上是自發的，即便後來北京有“學自聯”和“工自聯”組織，其引導力和組織力都非常薄弱，跟中共政府有組織地鎮壓“六四”運動是天壤之別。至此，反中共的民主人士們應該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有組織的政黨在國家的民主進程中是多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