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不是一個簡單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以國家形態出現的巨大文明！

問：21世紀中國面臨的中心問題與20世紀中國是基本相同，還是將有所不同？

答：有所不同。中國在上世紀的中心問題是要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但中國在21世紀的中心問題則是要超越"民族－國家"的邏輯，而自覺地走向重建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

事實上凡認真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大多都指出，中國不是一個通常西方意義上的所謂“民族－國家”，而只能是一個“文明－國家”，因為中國這個“國家”同時是一個具有數千年厚重歷史的巨大“文明”，因此西方政治學界最流行的說法是，現代中國是“一個文明而佯裝成一個國家”的國家（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s tate）。誠然，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巨大"文明"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巨大包袱，這基本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主流看法；但我們今天要強調的恰恰是，21世紀的中國人必須徹底破除20世紀形成的種種偏見，而不是要把20世紀的偏見繼續帶進21世紀。我以為，21世紀中國人必須樹立的第一個新觀念就是：中國的"歷史文明"是中國"現代國家"的最大資源，而21世紀的中國能開創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中國人是否能自覺地把中國的"現代國家"置於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明"之源頭活水中。

西方思想史家列文森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代表上世紀的典型看法，即認為中國的“文明”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巨大包袱和障礙。在他看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程實際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的過程，或用中國本身的術語來說，就是從“天下”變為“國家”的過程。所謂“天下”不是一個地理空間的概念，而是歷史文明的概念，其含義是說，中國人歷來認為中國從古典時代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是最高的文化思想形態，但近代以來的中國人在西方列強的侵入下，則不得不放棄這種文明至上的“天下”觀，而以“保種保國”作為最迫切的中心問題。列文森相當正確地指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最根本特點，恰恰表現為最激烈地批判和拒斥中國的古典文明，因為現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中心關切是建立現代“民族－國家”，而他們認為中國文明傳統即“天下“的觀念已經成為建立現代“國家”的障礙，因此要建立中國的現代國家就不能不與中國的文明傳統徹底決裂。

20世紀以來中國人一波又一波激烈攻擊中國傳統的運動，以及今日中國人仍然普遍具有的強烈反傳統情結，實際恰恰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物，其原動機乃在於建立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焦慮。列文森等人的這些看法實際都來自於粱啟超一百年前的名著"新民說"的基本看法，亦即認為中國人歷來"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因此中國人沒有"國家意識"，從而無法形成現代西方人具有的強烈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粱啟超認為，20世紀是西方"民族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時代，"故今日欲抵抗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未由。"粱啟超的這種"中國民族主義"，確實與西方現代性以來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建構"民族－國家"的路向相當一致，都是力圖以"啟蒙運動"的新思想新道德來造就"新國民"，從而將中國摶成一個"現代民族"，即使這種"新國民"和"現代民族"背離了中國的"祖宗家法"，也在所不惜。用康有為的話說："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

但我們必須指出，無論粱啟超還是康有為或其他二十世紀中國先賢，都不同於列文森，因為這些中國先賢實際都只是把採取現代西方民族主義路線的“民族國家”道路看成是救急之計，而並不認為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長遠之圖。在發表“新民說”十年後，粱啟超即發表了著名的“大中華發刊詞”以及“中國與土耳其之異”等文章，這些文章的主旨可以說就是提出了“大中華文明－國家”的思路，因為他在這些文章中所討論的“國家”，都不是指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民族－國家”概念，而正是“文明－國家”含義上的國家概念，這種“文明－國家”的基礎在於粱啟超所謂的“國性”，實際也就是“文明性”。如他所言：

“國性之為物，耳不可得而聞，目不可得而見。其具象之約略可指者，則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以次衍為禮文法律，有以溝通全國人之德慧術智，使之相喻而相發，有以網維全國人之情感愛欲，使之相親而相扶。此其為物也，極不易成，及其成，則亦不易滅。”

粱啟超在這裡所強調的恰恰是，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最根本基礎，乃在於中國以往作為“文明－國家”所形成的“國性”。這種主要體現為“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的所謂“國性”，並不是現代“新民”運動所能造成，而恰恰是現代“新民”運動的前提和依託所在。換言之，中國建立“現代國家”的長遠之圖，在粱啟超等看來乃在於發揚宏大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特有的“國性”，否則中國就會象土耳其等國家一樣，在現代轉型中失去了自己的“國性”，從而實際不是文明的再生，而是文明的萎縮和死亡。在我看來，如果粱任公的“新民說”代表了20世紀中國的主流傾向的話，那麼他在"大中華發刊詞"等文章提出的"大中華文明－國家"思路，應該成為21世紀中國思想的出發點。

二、土耳其在“自我撕裂”狀態中難以自拔

問：你在不久前發表的“華人大學理念九十年”中曾特別推崇胡適九十年前寫的“非留學篇”，現在又特別提及粱任公同樣寫於九十年前的“大中華發刊詞”等，但這些畢竟都是九十年前的思想，在全球化的21世紀是否會顯得太不"現代"了呢？

答：恰恰相反，正因為21世紀是加速全球化的時代，粱啟超等當年堅持的"大中華文明－國家"的思路在今天反而顯示出了新的現實性甚至迫切性。不妨說，粱啟超等這一"文明－國家"的視野，早已預示了冷戰結束後西方學界亨廷頓等人提出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的問題。

亨廷頓認為，21世紀所有國家都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這個國家的"現代國家形態"是否與其固有"文明母體”具有親和性，是否能植根於其固有文明母體。亨廷頓認為如果一個現代“國家”不能植根於她原先固有的“文明母體”，而是千方百計與自己的文明母體斷絕關係，力圖想“換種”而進入一個本不屬於她的“其他文明母體”，那麼這個“國家”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TornCountry），其前途多半是令人沮喪的。他的這個看法其實正是粱啟超當年提出所謂"國性"即"文明性"的着眼點。在粱啟超看來，並非所有的國家都有他說的"國性"即深厚的文明底蘊，相反，有些國家"本無國性"，有些國家則是"國性未成熟者"，這些國家雖然也可以進入現代，但其進入現代乃是以其原有文明的死亡為代價的，亦即文明意義上的"亡國"；而正由於原有文明已死，這些國家往往面臨"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問題，這也就是亨廷頓所謂"自我撕裂的國家"的意思。事實上，亨廷頓舉出的最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國家"的例子，正就是粱啟超當年一再要中國人引以為戒的"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土耳其。不同在於，粱啟超當年是在土耳其道路尚未完全展開的時候就已經預見到了土耳其"欲孵化為一別體而不成"的命運，而亨廷頓則是在20世紀末目睹土耳其已完全陷入"自我撕裂國家"的困境時來總結其失敗的教訓。我們確有必要來看一下土耳其道路，因為今天不少所謂中國知識分子的言論，往往是自覺不自覺地在提倡中國走土耳其的道路。

土耳其本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圖曼大帝國瓦解後的產物，屬於地道的伊斯蘭文明，但土耳其在現代轉型中卻以最大的決心徹底與伊斯蘭文明斷絕關係，力圖成為所謂“西方文明“的一分子。從1920年代開始，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以政治強人的絕對權力加上其本人高超的政治手腕全力推動土耳其走向全盤西方化的道路，不但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全盤引進西方制度，而且特別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習俗等日常生活方面都徹底剷除伊斯蘭傳統對土耳其社會的任何影響，包括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帽（因其有伊斯蘭教象徵意義），反對女人戴伊斯蘭頭巾，等等。不過正如亨廷頓所指出，最重要的改革莫過於規定土耳其語的書寫必須用拉丁字母，而不准用傳統的阿拉伯字母書寫，這一語言文字革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導致日後受教育的土耳其新生代實際上不再能閱讀傳統的經典文獻，具有從文化上徹底斷根的效果。在外交上，土耳其全面追隨西方，於1952年成為"北約"的成員國，反過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土耳其則遭到非西方國家和不結盟運動國家的集體譴責，更被伊斯蘭世界看成是瀆神的國家。

初看起來，這一以“凱末爾主義”聞名的土耳其的改革似乎頗為成功，好象已經徹底脫胎換骨而融入了西方世界。但土耳其的悲劇恰恰在於，所有這些都只是土耳其人自己的幻想和一廂情願罷了，因為不管土耳其如何自我閹割改種，西方國家和西方人從來都沒有把土耳其看成是一個“西方國家”，西方看重的僅僅是土耳其在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重要戰略地位。這在土耳其申請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最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土耳其早在1987年就正式申請加入"歐盟"，但卻被"歐盟"告知短期內其申請不會被考慮。但以後"歐盟"很快批准了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的申請，同時開始接納波蘭、匈牙利、捷克、以及波羅的海諸國等前蘇東歐集團國家，偏偏遲遲不考慮土耳其要加入"歐盟"的強烈願望。土耳其人終於痛苦地認識到，土耳其在西方眼裡從來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土耳其總統在90年代因此極端委屈地說：土耳其之所以無法成為"歐盟國家"，唯一的真正理由實際就是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他們"即歐洲人是基督徒，但歐盟偏偏又不肯明言此點，而總是找其他藉口，例如土耳其的經濟不行，土耳其的人權狀況不好，等等。亨廷頓指出，這種不願意認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而又無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必然會在全民族形成一種在文明上精神上無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在申請加入歐盟不成的挫折下，土耳其在90年代初力圖發展與蘇聯解體後的中亞新國家的關係，特別注重阿塞拜疆以及四個講突厥語的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坦，實際上是頗為雄心勃勃地想充當突厥語族各國共同體的政治領袖。

但這種欲當突厥語共同體領袖的夢想恰恰突出了土耳其的“突厥性”和“伊斯蘭性”，恰恰更加突出了土耳其從來就不是一個西方國家，而是一個伊斯蘭突厥語國家，這反過來就進一步促成土耳其國內本來就已相當強勁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高漲。如亨廷頓所指出，90年代以來土耳其國內的主流輿論與生活方式都已越來越伊斯蘭化：伊斯蘭的清真寺、伊斯蘭的學校、伊斯蘭的報紙、電台、電視、以及伊斯蘭的書刊、磁帶、光盤都大規模增長，伊斯蘭婦女更公然藐視土耳其世俗法令而戴着伊斯蘭頭巾上街遊行和參加選舉。而更重要的是，伊斯蘭主義政黨從90年代開始已經成為主流大黨，在1996年成為土耳其聯合政府的執政黨之一，而在2003年的議會大選中，伊斯蘭主義政黨"正義發展黨"以大比數勝出，在國會五百五十席中擁有三百六十席以上的壓倒多數，形成了伊斯蘭主義政黨已經足以一黨單獨執政的全新政治格局。雖然大選勝利後執政黨立即安慰西方說土耳其將繼續成為"北約"成員，同時繼續要求加入"歐盟"，但西方國家當然不會忘記，這個伊斯蘭主義執政黨的領袖Erdogan在1994年第一次當選為伊斯坦布爾市的市長後，就公開提出了"反對加入歐盟，支持退出北約"的政治口號，並且聲稱"世界15億穆斯林正等待土耳其人民站起來，我們將站起來！"事實是，晚近十餘年來伊斯蘭的復興以及伊斯蘭主義政黨的上台執政，已經強烈地挑戰並削弱了土耳其從"凱末爾變法"以來形成的的世俗政治體制。

但土耳其的尷尬在於，它既不可能融入西方，同時卻也不可能真正立足自身。一方面，伊斯蘭的復興與伊斯蘭政黨的上台，只能使西方國家對土耳其更加疑慮更不信任更加視其為“非我族類”，而另一方面，伊斯蘭主義政黨雖然執政，卻並不可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因為土耳其的真正政治權力乃在親西方的軍方手中，一旦伊斯蘭政黨走過頭，土耳其軍方必然會在西方支持下加以彈壓，直接干政。由於土耳其的戰略位置太過要緊，西方特別是美國絕不會允許土耳其真正脫離西方的控制。換言之，西方對土耳其的態度實際是既不能讓它成為西方一部分，又不能讓它脫離西方，而土耳其自己則處於無論如何西方化仍然不是西方，同時無論如何復興伊斯蘭仍得自我壓抑的狀態。可以預言，土耳其將會長期處於這種“自我撕裂“的狀態中而難以自拔。

這裡可以順便提及友人陳方正教授對土耳其道路的研究，他對土耳其道路顯然是比較同情的，我猜想他研究的最初出發點大概是認為土耳其道路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榜樣，因為土耳其代表了最徹底拋棄傳統、最徹底西方化的道路。但到最後，他也同樣認識到，土耳其道路的結果是一個自我撕裂的社會，如他在其研究的結論中所指出：“由於社會中的伊斯蘭傳統與國家的世俗主義之間的深刻矛盾，近六十年來土耳其始終是一個神經緊張，甚至有點神經分裂的民族。換言之，凱末爾創造了一個能躋身於‘正常’現代國家之列的土耳其，但在靈魂深處她是抑鬱，不歡暢的，在將來，也看不出它恢復往日光輝的前景。”他因此也不禁問，凱末爾主義的道路就算成功，是“正確”的道路嗎？這種現代化道路雖然“擺脫了歷史、傳統、宗教對土耳其的困擾，但同時似乎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與心靈上的生機”，這值得嚮往嗎？

三、如何避免“自宮式的現代化”理論以及自我撕裂式的現代化？

問：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值得人們深思。但這種為了現代化反而導致“靈魂深處的抑鬱而不歡暢”的不幸狀況，到底應該如何解釋？

答：我們不妨把土耳其道路稱為“自宮式現代化道路”，就象金庸武俠小說里的明教教主，為了練一門至高武功要首先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稱為“本門武功心法首在自宮“。其實很多現代化理論都是這種“自宮式現代化”理論，認為要練現代化這武功，就得先割掉自己文化傳統的根，土耳其無非是在這方面走得最徹底而已。但一個人割掉了自己的生殖器，即使練了武功，活着還有什麼意思？我從前曾多次引用過伯林（IsaiahBerlin）強調個人自由與"族群歸屬"（belonging）同為最基本終極價值的看法，現在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土耳其的現代化道路不但沒有給土耳其人帶來歡樂，反而導致其"在靈魂深處是抑鬱而不歡暢"的。這個原因就在於土耳其這種"自宮式現代化道路"不但沒有滿足土耳其人的"族群歸屬感"，反而割掉了這種歸屬，就象割掉了自己生命之源的生殖器，怎麼可能快樂？讓我再次引用柏林在其自傳性的" 我生活的三個組成部分”中表述的觀點：……土耳其的改革是否促進了個人自由暫且不論，但土耳其現代領袖們要求土耳其人割掉自己的歷史，把自己看作是歐洲人和西方人，只能徒然造成土耳其人的內心困擾。因為土耳其人與歐洲人不可能“分享一種共同的……從而也就不可能與歐洲人形成"……"。恰恰相反，在歐洲人和西方人這個共同體中，土耳其人只能感受到"孤獨"，只能感覺"沒有人理解他們在說什麼"。這種群體性的孤獨感和不為人理解的極度沮喪感，自然只能導致土耳其人"在靈魂深處的抑鬱而不歡暢"。說到底，歐洲和西方這個共同體並不是土耳其人的共同體，土耳其人在那裡不可能找到歸屬感。除非土耳其人成了歐洲和西方的領袖國家，所有歐洲人和西方人都說土耳其話甚至改信伊斯蘭教，那樣則土耳其人自然就會感到"靈魂深處極度歡暢"了，不過那樣的話歐洲人西方人就會感到"在靈魂深處極度抑鬱而不歡暢"了。

四、澳大利亞與俄羅斯“文明換種”的企圖

問：不過亨廷頓所說的這種“自我撕裂的國家”是不是非西方社會在現代化時比較普遍的問題？西方國家中是否不存在“自我撕裂”的問題？

答：那也未必。亨廷頓指出，澳大利亞就是西方國家想要加入亞洲文明的第一個例子。澳大利亞總理基廷在90年代初提倡澳大利亞應該"融入亞洲"而脫離英聯邦，成為澳大利亞的最大爭論問題。但亨廷頓認為基廷等人這種"脫歐入亞"的想法不免是為了急於擠進東亞經濟繁榮圈而忽視了自己的文明歸屬。

在亨廷頓看來，無論是非西方國家想要“文明換種”擠進西方文明，還是西方國家想要“文明換種”擠進亞洲文明，雖然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在實際上卻是幾乎不可能的，並非如西方學院派以為的只要“想象“一下就能出來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因為這種“文明換種”的可能需要滿足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如果三個條件中有一個不能滿足，就會變成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這三個條件是：第一，本土精英階層能形成高度共識願意“文明換種”；第二，本土民眾至少不反對“換種”；第三，接受一方文明共同體的認可接納。以澳大利亞的“脫歐入亞”問題而言，上述三個條件一個都不滿足。首先，澳大利亞精英階層無法就此達成共識，而是恰恰為此分裂而爭論不休；第二，澳大利亞民眾也同樣為此意見極端分裂；第三，亞洲各國普遍不承認澳大利亞是亞洲國家，例如印度尼西亞方面說，澳大利亞能否融入亞洲社會首先取決於澳大利亞政府和人民對亞洲文化和社會有多大程度的了解；而馬來西亞方面則直截了當地說，澳大利亞不是亞洲國家，而是歐洲國家，因此沒有資格成為東亞經濟論壇的成員國。亨廷頓因此說，澳大利亞實際只有兩個選擇，亦即要麼放棄“脫歐入亞”的想法，回到自己作為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認同，要麼澳大利亞就只能成為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

反過來，就非西方國家想要“文明換種“擠入西方文明的情況而言，亨廷頓認為土耳其曾一度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中的兩個，亦即第一，土耳其精英階層在凱末爾時代曾經達成“文明換種“的高度共識；第二，土耳其民眾在相當時期至少沒有特別強烈地反對；但問題是，土耳其無法具備第三個條件，這就是西方國家普遍不承認土耳其是一個西方國家。西方國家對土耳其的這種”文明上的拒絕“反過來必然極大地傷害土耳其精英和民眾的自尊，從而必然逐漸瓦解土耳其曾經達成的精英共識和民眾認可，導致土耳其成為一個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國家”。

非西方國家想“文明換種“擠入西方文明的另一個主要例子則自然是俄羅斯。俄羅斯與土耳其一樣，從來不屬於西方文明，而是屬於拜占廷文明和東正教。但從彼得大帝時代開始，俄羅斯就千方百計想成為歐洲文明一分子，而到蘇聯改革時代，戈爾巴喬夫更力圖攀親戚地說“我們是歐洲人，因為老俄國與歐洲同屬於基督教”。但在亨廷頓看來，這純粹屬於自作多情，結果只能是自討沒趣，徒然使俄羅斯成為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因為”歐洲“這個概念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拜占廷的概念，而西方基督教本身首先就是排除東正教的概念。事實上俄羅斯想要擠進西方文明的困難性比土耳其還要大，因為上述“文明換種”的三個條件俄羅斯幾乎每一個都不具備。

首先，俄羅斯精英階層中的“西化派”始終是少數，無法壓倒精英階層中的“斯拉夫派”，事實上俄羅斯作家在西方最有名的也恰恰主要是強烈主張斯拉夫主義的作家，例如從前的陀斯多耶夫斯基和現在的索爾仁尼琴；其次，俄羅斯民眾即使嚮往西方，但歷史形成的“大俄羅斯主義”自豪感使他們很難接受一切以西方為馬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西方絕不會把俄國看成是西方的一部分，而總是看作西方的“它者”，因此不管“北約“如何東擴，不會擴大到把俄羅斯也包納進來，否則“北約”就不知所謂了；而“歐盟“無論如何擴大也同樣不會包括俄羅斯。總之，在西方看來，俄國永遠是俄國，不是西方。而西方對俄羅斯這種“文明上的拒斥”自然極端刺激俄羅斯人走向“反西方”的心理。

五、西方保守派思想家遠比自由派和左派更重視非西方文明的潛力和挑戰

問：你似乎一向對亨廷頓評價甚高，這與中國知識界強烈批判亨廷頓的主流傾向很不一致。現在你又以粱啟超九十年前的“國性論”來印證亨廷頓的“文明論”，這不免讓人有點驚訝。

答：我個人認為，冷戰結束以後的西方思想界基本乏善可陳，大多都沒有擺脫20世紀的舊思維。我們尤其可以注意一個悖論，即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一方面總是擺出一種批判"西方中心論"的道德架式，但另一方面他們卻永遠跳不出"西方中心論"，從羅爾斯的《萬民法》，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到號稱左派的哈貝馬斯的《後民族結構》，以及號稱激進左派傑作的《帝國》等書，全都是最地道的西方中心論，他們的視野里實際從來沒有非西方文明的問題。

我很慶幸自己在芝加哥從學的師長大多是西方保守派思想家，這些西方保守派思想家當然都是西方中心論者，但他們通常對於古老文明有一份“敬畏”之心，常常更願意悉心體會不同文明之間的最深刻差異；他們絕不會象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那樣天真地相信，文明的源頭對人類已經不相干，好象今後人類將融合為一個全球一體的“普世文明”。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之再造》（1996），正是從西方保守派的視野出發，駁斥西方自由派和左派學界的種種"西方化普世文明"幻覺，突出強調各大非西方文明不但沒有失去意義，而且在21世紀將強有力改變現代以來西方文明支配世界的局面。因此21世紀的全球化世界在亨廷頓看來並不是一個"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世紀"，而是一個"多文明並存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秩序中有文明衝突的可能，而如何避免衝突的惡性化則有賴於不同文明之間的共同努力。就此而言，亨廷頓這樣的西方保守派思想家，恰恰遠比西方的自由派和左派更能真正重視非西方文明的潛力和挑戰，更能正視非西方文明特別是中國和俄國這樣的大文明絕不會甘心屈從西方文明霸權的強烈意志。在我看來，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之再造》是冷戰後少有的真正具有歷史感和前瞻力而進入21世紀思維的著作。

亨廷頓認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國家是認為要現代化就必須徹底西方化，這就是上述土耳其“凱末爾主義”的全盤西方化道路，其結果則是成為“自我撕裂的國家”；第二類是主張為了反對西方化就必須反對現代化，這主要是某些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國家的態度；但另一類，也是亨廷頓認為最成功的一類國家，則是追求現代化但拒絕西方化，他認為這後一類現代化道路以東亞國家為代表（伊斯蘭國家在1870－1920年間亦曾試圖走這種道路，但都不成功）。

六、現代化過程中的“去西方化”和“全盤西化”表現

按亨廷頓的觀察，在追求現代化但拒絕西方化的較成功國家中，現代化過程往往可以劃分出兩個不同階段，亦即在改革的第一階段或早期階段，推進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是推動西方化的過程，這是因為改革的早期階段必然要向西方學習；但在改革的第二階段或較成熟階段，則這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越是發達，往往越是表現為“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和復興"本己文化"
(indigenousculture)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由兩個正好相反的原因所促成的：首先，如果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成果顯著，社會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大為提高，總體國力不斷提升，將激勵這個社會對自己文明產生更強的自信和自豪，從而對本己文明形成更肯認的態度，這種自我肯認的立場必然要求爭取本國對於西方的更大獨立自主，擺脫西方的控制，因此具有"去西方化"的傾向；但另一方面，現代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必然伴隨着異化和脫序的過程，現代化進程越是迅猛，異化和脫序的現象也就越是嚴重，亦即現代化負面後果日益明顯，傳統紐帶和社會關係斷裂，社會急劇分化，所有這些都導致個體層面上的焦慮和認同危機。

這種非西方國家在轉型時期的焦慮和認同危機，在亨廷頓看來同樣導致“去西方化”和肯認本己文明的傾向，這部分地是因為這種焦慮和認同危機常常表現為社會民眾與新權貴利益集團之間的緊張和衝突，由於新權貴利益集團往往否認這種社會焦慮和認同危機的正當性，往往鄙視本土文明本身而主張進一步西方化，因此社會大眾與新權貴集團的緊張衝突也就常常表現為要否“去西方化”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在理論上有兩種可能，一是新權貴利益集團壟斷了社會的政治經濟和輿論資源，壓倒了社會的“去西方化”傾向，如此則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將逐步走向土耳其式“凱末爾主義”的全盤西方化道路，其結果則是成為“自我撕裂的國家”。另一種可能性則是，前述由現代化的正面效果和負面效果促成的兩種“去西方化”傾向逐漸合流，亦即由現代化正面效果導致的對本己文明的自信催生了新一代精英階層，這一新精英階層具有強烈肯認本己文明而“去西方化”的傾向（西方學界所謂“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現象”），從而與民眾的“去西方化”傾向合流，如此則這個國家將以強烈的自我意志而走向“現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七、中國重蹈土耳其的覆轍，還是走一條“現代化但不西方化”的道路？

問：如此說來，似乎可以說中國現在正處在從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

答：我以為我們確實有理由認為，中國進入21世紀的這最初幾年，似乎正在進入亨廷頓所謂的現代化第二階段。例如我們可以注意到，晚近數年來中國人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往往與"美國"有關，本來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中國人應該沒有必要為美國的事自己吵架，但之所以會如此，首先是因為有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強烈地希望並主張，中國應該在一切問題上都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與美國保持一致，要哭美國所哭，笑美國所笑，甚至急美國所急，想美國所想，即使作不了美國人至少也可以想象如何作"一夜美國人"。但是這種傾向和主張近年來在中國社會卻引起越來越大的反感和反彈，從而引發廣泛的激烈爭論。這些爭論的實質其實是"文明認同"的問題，亦即中國要中國化，還是中國要美國化？究竟中國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利益，還是美國的立場就是中國的立場，美國的利益就是中國的利益？主張"美國化"的人實際也就是主張中國應該走土耳其道路，儘管他們可能並不知道什麼是土耳其道路，也不知道這種道路只能導致一個“自我撕裂的國家”；而主張“中國化”的人則是主張“現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

問：你認為這一“文明認同”的爭論哪一方將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

答：我相信中國將會選擇“現代化但不是西方化”的道路。中國不是一個一般的小國家，中國的悠久文明歷史決定了它是一個有“文明欲望”的大國，是一個有它自己“文明利益”的大國，因此中國不會滿足於僅僅作一個土耳其那樣的三流國家，也不會滿足於僅僅作西方的附庸。此外，應該說毛澤東時代實際上造就了一個相當倨傲不遜的中國民眾，他們不會接受一個一切都要聽西方的中國。同時我們實際可以注意，西方學界所謂的“第二代精英本土化現象”已經開始在中國出現，現在三十歲左右的中國新生代知識精英在思想、知識和傾向方面都相當不同於他們的老師一輩，他們對中國文明具有更為肯認的態度，對中國經典表現出強烈的興趣，今後那種任意鄙視中國文明傳統的人將會被新生代知識精英看成是一種文化膚淺而缺乏教養的表現。所有這些，都將促使中國在21世紀從民族國家走向文明國家。

八、復古也是一種革命

問：你的意思似乎是說，21世紀中國的中心任務不僅是繼續建構一個現代國家，而且同時必須進行文化或文明的"復古"？

答：完全正確。但所謂“復古”，正如錢鍾書在“復古論”中所指出，在中國一直都被誤解了。因為人們往往不理解，“復古本身就是一種革新或革命”，例如“一切成功的文學革命都多少帶些復古──推倒一個古代而抬出旁一個古代”；同時，“若是不顧民族的保守性、歷史的連續性，而把一個絕然新異的思想或作風介紹進來，這種革命定不會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