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舊文，原載《人與人權》雜�遥�我以自己在北京採訪89民運一個月的親歷感受，對六四的結局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這張照皮是一位外國記者拍攝送給開放雜�遥瑸楸本�學生一次記者會，我在照片上發現了我自己（左前角穿紫色衣服的女子），和其他記者一樣正埋頭記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改變了許多人的人生軌道，我大概也算一個。當年我在香港時報工作，被派去採訪八九民運，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進北京，到六月一日回香港休假，長達一個多月在天安門廣場的日日夜夜是我人生最難忘的經歷之一，而最痛心是這場中國空前的民主運動竟以廣場喋血，運動慘敗而收場。

我在天安門廣場堅持採訪一個多月，到北京宣布戒嚴時，報館高層為了我的安全要我回去，我拒不聽從，後來之所以未留到最後一刻為屠殺作見證，是因為完全未料到我走後兩天形勢就急轉直下。我以及當時許多人都以為廣場學生與當局的僵持會持續到六月人大緊急會議的召開，因為已有人大常委簽名連署出來呼籲，而且以為即或當局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氣而已。當時我考慮回港休息幾天養精蓄銳後再上北京。六月三日那天傍晚我在家一打開電視就驚呆了，沒想到當局開槍了。那時，我腦中一片空白，機械地抓起電話打到報館，第一句話是，“怎麽會是這樣呢？”

包遵信在北大的記者會上。（蔡詠梅拍攝）

確實，除了中共當政者，所有的人都未想到會是這樣的流血收場。

六四事件過後，人們一直問這樣的一個問題，如果學生提前撤出廣場，六四這場血案還會不會發生？如果學生在戒嚴前撤出廣場，趙紫陽會不會下台？在後來的反思文章中，大家對學生批評較多，認為學生不夠冷靜理性，但對當時瀰漫全北京的群眾集體亢奮提到的卻很少。就我一個月的現場採訪感受，覺得問題不是學生要不要撤，而是學生撤不撤得下來。我個人的感受是，在學生絕食占領廣場後，就像洪水打開了一道閘門，在北京的中國人被壓抑了四十年的對自由的饑渴突然一下被釋放出來，那種精神被解放，獲得自由後的亢奮奔放的集體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運動，不冷靜不理性的並非僅是學生。

當時學生在廣場的紀念碑前絕食靜坐，龐大的天安門廣場就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每天晚上一群又一群人聚集在廣場自由地發表政見，大談國事。很多是外地專程趕來赴這場民主盛會，比如現今杭州作家傅國涌就在廣場拍到了身在浙江的前北大右派、詩人沈澤宜慷慨激昂發言的鏡頭。

我有好幾個夜晚就在黑壓壓的人群中聽普通的老百姓對他們關心的國家大事發表高論。天安門的海德公園，大家席地而坐，圍成一層又一層圓圈，最外的則是一層又一層人牆，中間有個主持人，多數是學生，手拿擴音器，要講的人從人群中擠過去，接過擴音器就講。講得好，掌聲如雷，小夥子高喊“好樣的！”，講得不好，喝倒采“下去！下去！”人牆中有人打燈拍照，可能是記者，人群即怒喝“是特務嗎？照什麽？”但演講者不怕，自報姓什麽，哪個單位的，有的還迎著燈光說，“特務，你拍吧！”記得有一次一位自報家門的講者說他是外交部的幹部。還有一次一個男子非常激動，說要推翻共產黨，還引用毛澤東的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立刻即被學生搶過擴音器去，說學生主張和平非暴力。

作家老鬼在天安門廣場，手舉要李鵬下台的牌子。（蔡詠梅拍攝）

中共思想專制四十年，恐懼、壓抑幾乎是每個人的精神狀態，但現在天安門廣場，任何人都可以去講他幾句，雖還未至暢所欲言，但四十年來卻是第一次。講者聽者莫不如痴如醉。有一個香港朋友後來告訴我，他到北京談生意，一去了廣場生意也不做了，每天就擠在人群中聽著一場又一場演講，欲罷不能。

八九民運有一幕景象給我印象很深。五月十七日北京百萬人遊行聲援學生，場面之壯闊令人難忘。本來學生絕食瀕臨死亡，遊行者應該是難過的悲情的，但我看到的一張張臉卻煥發著光采，在進廣場的東長安街口的瓶徑地，中央樂團的大卡車與三輪平板車夫的隊伍卡在一起，車夫們對著音樂家，高喊“再唱一個！”音樂家就打著拍子說“大家一起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大家都快樂得很，好像參加狂歡節。社會階層之間的人際隔膜也被溶化了。我抓住了一個滿面放光手舞足蹈的男子問：“學生絕食，政府不理，你為什麽那樣高興？”他一下子就傻了眼，不知怎麽回答我。

我接觸到兩位著名詩人葉文福和陳明遠，兩人都用了“自由”這個詞來表達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的感受。葉文福在五月十四日知識份子聲援學生遊行中高歌“走在五月的北京街頭，我感受到了自由……”；陳明遠在聲援學生時激情宣稱：站在天安門廣場，我成了自由的人。

在長安街上的詩人葉文福。（蔡詠梅拍攝）

學生占領廣場，共產黨國家機器在北京近乎癱瘓，北京人第一次享受著一個從未有過的自由假期，由於戒嚴部隊兵臨城下，北京城等於一座自由孤城。我覺得大家的潛意識感到，如果學生撤下來，或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占領廣場，舊秩序就會恢復，而這個讓他們狂喜的自由假期也就會結束。這種潛意識集體情緒使市民拼死阻止戒嚴部隊入城，同時也不願見學生自動撤出廣場。我本人就見證兩次北京人阻止學生從廣場撤離。

五月十五日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到訪。十四日晚我通宵留在廣場，當時學生領袖對撤與不撤爭論得很激烈，從廣播中聽到一位學生領袖王超華痛哭流涕陳說應該撤下來，不然對中共黨內改革派不利，但在場的學生根本不為所動。在此之前幾個勸學生撤下來的文化名流也被學生噓下台。在人群中我遇到民主牆民運人士任畹町，他對我說，學生應該做他們應該做的事，不必去為中共黨內的改革派考慮，我也附合他的看法。

因為擔心當局清場，大量市民，包括許多大學教師在學生靜坐隊伍周邊陪坐通宵，以保護學生，記得其中有中國工運學院教師的旗幟。

清晨時候，我從學生隊伍中走出來，在紀念碑靜坐的市民正在熱烈爭論，主持發言的是一個北大教師，個子中等，我至今不知此人是誰。市民一致主張學生不能撤，最後形成一個決議，由這位北大教師作代表去轉告學生，“你們不能撤，如果你們撤了，我們今後就不會出來支援你們”。

另一次是在戒嚴後，因曠日持久，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疲勞瘓散，有位學者叫我轉告廣場學生，說他和多位學者談過，都希望學生在廣場堅持下去，因為只要學生堅持在那裡，知識份子就有了言論空間。實際上香港學聯送帳幕，藝術家塑民主女神像，及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參加絕食，都是在為已疲憊不堪的廣場學生打氣，要他們堅持下來。

學生終於沒撤下來，而是中共戒嚴部門用槍枝坦克殺進自由孤城北京，結束了學生的占領，明知鐵甲大軍阻擋不住，六月三日和四日那兩天，北京市民仍以最英勇的姿態作血肉阻攔，因為他們知道，戒嚴部隊占領天安門廣場之日，也就是他們的自由假期終結之時，領略過自由的人不能忍受自由的喪失。

人民和政府對決，這種事件在歷史上不知發生過多少次，而結局往往是兩種：或政府垮台，人民勝利，或政府反撲，人民革命失敗。當時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都很樂觀，以為人民起來了，政府一定會讓步，但不幸的是八九民運的結局卻是後者。我想，在趙紫陽下台中共強硬派宣布戒嚴後，不論學生撤不撤，中共都會大清算，結局都會是後者。

在學生絕食占領廣場之前，我曾訪問過戴晴，她認為學生在五四遊行之後應該回到校園，讓八九學運告一段落，現在回想起來，戴晴的話可能是對的。

學生五四大遊行後回到校園複課，雖然他們推翻四二六社論的要求未能滿足，對民主和自由渴望的情緒未能盡情地抒發，但畢竟黨內的胡趙改革力量保存下來。民間言論自由空間也進一步拓寬，這種新開拓的空間在進一步鞏固變為既成事實後可作為民主新進程的啟點。而這就是胡平所說的見好即收對策。絕食占領廣場即是同握有龐大國家暴力機器的中共政權過早攤牌，終因力量懸殊，而功敗垂成，血灑京都，中國政治全面倒退。如果要怪，大概要怪形勢比人強。中共政權統治四十年，中國是一座思想大監獄，中國人壓抑得太久太深，而民主運動的高潮又來得太快太突然，中間沒有一個充裕的可供準備的緩衝期，大潮一來，大家憑著情緒感覺走，結果國際共產陣營最早一場顏色革命就這樣不幸夭折，實在令人扼腕嘆息。

當然這都是事後之見。趙紫陽逝世後，有關他本人及他與中共高層頑固派鬥爭的大量資料披露於世，從這些新資料來看，趙紫陽是有心作中國的戈巴契夫，但他在中共權力場中實際頗為孤立，即或在六四得以倖存，恐怕也難以熬到中共元老頑固派最後退出歷史舞台之時，因為其間尚有八年的漫長歲月，民主與專專制的對決亦遲早會爆發。

八九這場歷史悲劇不知是不是宿命的？

2006年5月20日刊載於《人與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