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評的代價

說話雖然是人張口就來的本能，但批評就不在其中了。在傳統中國歷來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氣、甚至付出砍頭代價的事情。

1660年，江南湖州（今天的浙江南潯）富豪莊允誠自行刊發了一部史書——《明史輯略》。由此拉開滿清百年文字獄第一案的序幕。

《明史輯略》的原作者是南明大學士朱國禎，寫成後一直小範圍傳閱，未能刊發。莊允誠是南潯富豪，家底殷實，兒子莊廷瓏酷愛讀書，因為眼病而致盲，受到史書上“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啟發，也想做點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有意義的事情，就從朱國禎後人手中重金買下史書手稿，聘請江南一帶有名文人加以大幅度擴充編撰，還請了原南明禮部侍郎李令皙曾為該書作序。莊廷瓏書未成而病故，父親莊允誠為了完成兒子遺願，繼續編撰，終於完成。

這本書因為如實記錄了滿清入關後的諸多屠城暴行，對此多有鞭撻批評，違反了滿清偉光正的主旋律，被人告發。剛上台的康熙大開殺戒，先後株連千餘人，被殺頭的就多達七十餘人。甚至連為這本書排版印刷的工人都不能倖免。其殘酷程度，無以復加。

為這本書作序的李令皙自然也沒躲過，當時他也因病失明，實際上序言的是他委託的一個友人所寫。但被捕後，他緘口不言，不願連累友人，始終不提此事。本人被凌遲處死還株連了四個兒子。主審官見其小兒子剛16歲，於心不忍，就暗示他在口供中年齡減少一歲，因為如果是15歲按滿清律例就可免死充軍了。沒想到李令皙小兒子年紀雖小，卻極有氣節，他說：“父兄俱死，不忍獨生。”始終不改口供，隨父兄一起赴難。

二、讚美的代價

批評有殺頭的風險，讚美是不是理所當然的安全？極權之下，這又不見得。

還是滿清的事。乾隆十八年，也就是1753年，白蓮教馬朝柱的起義聲勢浩大，清廷一時間焦頭爛額。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劉震宇，一個已經70歲的老朽，幾十年科舉不第，就想藉此機會獻計謀、表忠心，跪舔一下皇帝，看能不能獨闢蹊徑，升官發財。

劉震宇寫了篇號稱可以平叛的《佐理萬世治平新策》，向官府投誠。他的文章通篇“陳腐套襲之言、迂闊難行之事”，這種跪舔文章當地的知府、巡撫都看不上，根本不搭理。他不死心，再向湖南巡撫投書。這回就投出了殺身之禍。

湖南巡撫范時綬也想證明自己政治覺悟高，上書乾隆，說這老傢伙獻策雖然通篇“感頌聖明”，“無悖逆誹謗之語”，但是明顯不了解當朝的政策，有些建議不對路，屬於妄議中央，革掉他僅有的“生員”也就是科舉資格算了。

沒想到乾隆可不是這麼想的。劉震宇的八股文中有條建議是“貶關聖封號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這可是犯了清廷的大忌。滿清作為徹頭徹尾的境外勢力，能夠入主中原，貶岳飛、抬關公、剃髮易服等措施是消弭漢人的反抗意識，保證滿人能夠長期欺騙民眾、統治華夏的根本。那容你妄議？乾隆對湖南巡撫的處理很不滿意，說這老頭“無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誕，妄訾國家定製，居心實為悖逆”，直接處斬。

劉震宇這個一心想要頌聖求榮的“小紅粉”，就這樣拍馬屁拍在了馬腿上，拍成了刀下鬼。

三、奴隸的選擇

批評已然不得，讚美錯了也不得，籠子裡的奴隸們該怎麼選擇呢。

還是要說滿清。雍正的時候廣東惠來縣有個叫做屈明洪的縣學教諭，就是如今的教育局長。他在讀當時的反面教材、後來的禁書——《大義覺迷錄》的時候發現，疑犯供詞中有“仰慕廣東屈溫山先生”的話語，這個所謂的屈溫山，應該是屈翁山的口誤，就是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叫做屈大均，號翁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嶺南三大家之一，學問好，氣節更甚，長期投身反清復明的事業，直到年老無望，隱歸老家番禺，潛心撰寫《皇明四朝成仁錄》，為明末的忠臣義士立傳，終不復出。屈明洪眼看已經入土幾十年的父親居然是當朝罪人的偶像，這還了得！

恐懼至極的屈明洪左思右想，怕受牽連的恐懼戰勝了人倫的天理，立馬帶着父親留下的詩文著作，跑到廣州自首，揭發自己的父親，說父親死時，自己年紀尚幼，懵懂無知，父親的反動詩文存留在家，自己一直沒有覺察，是讀了《大義覺迷錄》，回去自糾自查，才發現父親詩文的文字和內容違反了大清的核心價值觀，所以親自呈首投監，請正典刑。雍正覺得這正是自己英明統戰的功勞，沒有殺這個揭發父親的可憐蟲，只是把他和兒子流放，焚毀屈大均的著作了事。

思想和語言經過一代人的圈養，就成了這樣。沒有人倫也沒有天理，華夏禮儀之邦，遍地衣冠禽獸。

四、批評還是讚美

正因為沒有選擇的權利，加上揣測聖意的艱難，才有了中國人獨特的語境。批評什麼，讚美什麼，都是一種統治階層意志的體現，不准、也無需個人作出判斷。極權的體制下，全國只需要一個大腦，就是皇帝的大腦。全體臣民只需要複製粘貼聖語、聖意，除此之外，任何的思考都是非法，都是危險。

所以說當奴隸的艱難，就在於說與不說，成了一種兩難，都需要官方指引。在此之前，唯有如太監一般，自我閹割，表明消弭自我覺醒的決心，表達人身依附的迫切，才能安穩。

但即便是這樣，也還是不盡徹底。如果秋後算賬才給你指引你就無法了。比如，當大家都覺得評論一下和政治瓜葛不大的戲子們應該問題不大的時候，問題就來了。豆瓣們的悲哀，不在於正確的表達了民意，而在於，沒有根據要求表達。因為什麼叫做“民意”，也不是那一億個評分的用戶說了算。聖意才是民意，其他不是。

但真相就是一種頑固的東西，就算你讓所有的評論都下線，它也還躲在人的心裡。不會因為你給驢糞蛋當撲上粉，它就成了糖丸。它依然是個只有屎殼郎迷戀的糞團。

五、批評不自由，讚美無意義

我們今天回過頭看滿屏清廷辮子戲，《雍正王朝》《戲說乾隆》《康熙大帝》……除了通篇腐臭的清官明君情節之外，是否可有制度、文化、價值觀之反思？可有放眼世界的、對照這兩百年來人類文明進步真正差距的乾貨？一個根本不容許存在批評的王朝，一個自己用不間斷的謊言堆砌讚美的王朝，一個事實上故步自封腐爛透頂的糞坑，讚美可還有任何意義？

愚昧和苦難是一對孿生兄弟，總是如影隨形。愚昧必然導致苦難，苦難反過來又加重愚昧。

而批評和讚美，則是相互砥礪的盾與矛。缺失了任何一個，關於矛盾的吹噓都是可疑或者可恥的神話。擔得起批評，才受得起讚美。過濾了批評的讚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那些歷史上依靠告密、迫害、殺戮等恐懼手段消除人民質疑和批評的人物，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霍查、齊奧塞斯庫……即便喝飽了人血，站在無數人頭累積的“京觀”之上，營造出一種山呼海嘯的“尊崇”，哪個身後不是罵名滾滾甚至挫骨揚灰？

1931年，堅持反戰的德國媒體人卡爾·馮·奧西茨基對全民崇拜希特勒的氛圍極為痛心，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了針對德國民眾的批評：“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被判有罪入獄，進入集中營勞改。1935年，他成為第一個在監獄中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人。

今天，也許不會再有人讚美納粹德國，但一定會有無數的人，讚美奧西茨基驚世駭俗的批評。

同樣是今天，我們也許不能學習奧西茨基的批評，但至少，我們還有保持沉默的自由，還有拒絕讚美的自由，還有，等待明天的自由。

2017.1.1

來源：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