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要談到的“賣國賊”，是指那些既無國土主權可賣、也無國家財產和機密可供揮霍泄露的公民。他們被指控為“賣國賊”，只是因為他們反抗那些頂着“國家”、“民族”名義的虛偽行徑，而始終認同那些高於國族的價值標準。他們富於批判意識，從不簡單地認同權勢者以及傳統的說法和做法。當流行的、被權勢者鼓動的浪潮席捲全社會時，他們竭盡一己之力去遏制它。毫無疑問，他們是令本國人憎恨厭惡的。然而，被人攻訐謾罵正是他們的光榮所在。當歷史的塵埃落定，人們會發現，他們才是真正勇敢的英雄，是大寫於史冊的人。在當前由中共當局挑動的反美怒潮中，所幸海內外仍然有少數中國知識份子堅定地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他們拒絕做群眾激情的傀儡、“愛國比賽”的先鋒，而是憑藉自己的知識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對真實和真理的的尊重，通過具有專業水平的分析，對被認為是“愛國”的政府聲明和群眾輿論，提出自己的質疑，作出與眾不同的判斷。

這些中國知識份子因此被本族同胞指罵為“賣國賊”。筆者撰寫本文的目的就是為了告訴他們：你們其實並不孤獨！

§§為美國和法國而戰的英國人

今天，很少有人沒有讀到過這樣的一句名言：“人人生而平等。”這句名言首先公開見於美國總統傑佛遜（或譯傑斐遜）執筆的《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然而，給予傑佛遜乃至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以獨立思想啟蒙的，卻是一個英國作家、人權活動家托馬斯．潘恩（ThomasPaine )。

作為一個英國人，潘恩卻義無反顧地參與了美國獨立戰爭。由於當時的美國還處在英國的暴政之下，潘恩在費城感到人民反叛的情緒已有一觸即發之勢，他即開始投入爭取美國自由的鬥爭。在潘恩看來，殖民地有權反抗英國政府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稅收，因為這個政府並沒有給予他們在威斯敏斯特的議會中的代表席位。然後，他進一步展開他的有關正義的思考，提出殖民地沒有理由繼續依賴英國的主張。1776年初，潘恩在他所寫的小冊子《常識》中發展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表達了他關於美國有權獨立的觀點。他認為從英國分離出來是或遲或早的必然，因為美國已經與母國失去了密切的聯繫。這種“分離”是基於一種簡單的事實和“常識”──殖民地沒有必要繼續奉獻其愚忠。英、美危機解決的最佳途徑是美國的獨立。潘恩的這篇論文首先說服和打動了後來被認為是美國開國元勛的喬治．華盛頓。

令潘恩被其母國判處“通敵叛國”罪的原因，卻是由於他為法國革命的正義性辯護。1791年至1792年，潘恩先後發表了《論人權》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他在其論文中倡導“人權平等的光輝神聖原則”，把當時整個歐洲各國人民的貧窮、失業、戰爭和普遍不滿的根源歸咎於專制政府。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君主政體，其中不乏觸怒英國政府的政治分析。

該書立即被英國政府查禁。潘恩被定為“煽動誹謗罪”。英國政府並下達了逮捕潘恩的命令。這時他剛離開英國前往法國。結果，他在英國被指為“賣國賊”。缺席審判發生在1792年12月18日。他被判處“煽動誹謗”和“通敵叛國”兩大罪名，他的英國公民權也被剝奪了。從此以後，潘恩再也沒有踏進自己的祖國。

§§既質疑專制也質疑群眾

被英國開除國籍的潘恩，在法國被譽為“自由的象徵”，並被授予榮譽公民權。在廢除了君主制的法國，潘恩被選入法國議會。然而，為法國革命辯護罹罪的潘恩，卻在他謳歌的法國革命中被判處絞刑。當時正是法國革命的恐怖時期。狂熱的激進派決定處死國王路易十六。潘恩冒着生命危險以他執着的人權理念為國王的生存權辯護。他認為革命可以處死“國王”這一頭銜，但作為一個人，路易十六仍然有他生存的權利。

潘恩向法國革命的激進派請求不要處死路易十六。其結果是，他自己也面臨死亡的威脅。後來幸虧美國駐法國的一位大使竭力營救，他才得以免除一死。死裡逃生的潘恩最後去了美國。

潘恩的遭遇似乎是一切維護人權的鬥士的必然命運。真正的知識份子不可能同時效忠國族和真理。他們呼籲給每一個人以基本權利，必然與效忠民族、國家、以及“革命事業”發生衝突。這裡有一個人文主義者的永恆命題：如果歷史只計算國家、民族盛衰和革命成功的價值、而忽略個體的人的生存價值，那麼，這個歷史對人類有何意義？

在世紀末歐洲的隆隆炮聲中，筆者埋頭在瑞典文的史料中尋找，想要探究，為何這個北歐小國的人民幸運地享受了近200年的和平。結果發現，是一代又一代的瑞典“賣國賊”促使瑞典走上了中立、不結盟的和平道路。在這些代代相承的“賣國賊”們的呼籲下，瑞典不但放棄了今天盛產石油的屬土──挪威，還放棄了和他國結成軍事同盟以及製造核武器的權利。在一些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懷的瑞典人看來，和平主義者的所作所為，羞辱了瑞典曾經作為歐洲軍事強國的光榮歷史；他們是“危險的、不愛國的和烏托邦式的”。

在瑞典歷史上許許多多遭人痛恨的和平主義者中，有一位是我們中國人較為熟悉的。他是瑞典最傑出的作家──斯特林堡。在那個動亂的時代裡，斯特林堡不僅深刻反思瑞典人的歷史命運，撰寫具有和平主義理想的小說，還長期為和平組織捐款，是和平組織的骨幹會員。就是這樣一批批既質疑專制統治、也質疑群眾情緒的和平主義者，他們喋喋不休地對被人們認為天經地義的傳統“愛國情操”進行審查和追問，從而動搖了瑞典人重建昔日軍事強權的願望，使他們和他們一代又一代的子孫安享和平。

§§愛國者首先要反對本國強權

今天的瑞典人絕不認為他們為之驕傲的作家斯特林堡是一個“賣國賊”。相反，他們認為這些和平主義者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因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首先反對的，是本國的武力行為。

就像潘恩為美國人、法國人的權利呼籲、斯特林堡為挪威人請求和平、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也為本國侵犯捷克斯洛伐克深感恥辱。1974年2月12日，索氏以“背叛祖國”的罪名被拘捕，其主要罪證是他在巴黎出版了揭露斯大林勞改營生活的著作──《古拉格群島》。當時，即使是在斯大林的勞改營受過殘酷折磨的蘇聯人，也衝着他大喊大叫：“我們也在勞改營呆過，但是我們不出賣自己的祖國！”5月中旬，筆者訪問了波蘭，並在華沙大學做了有關中國人權問題和“6．4”紀念的演講。會後，一位和中國政府關係密切的老漢學家“語重心長”地教育筆者：“不要忘記你的祖國！”

因為受到過上述各國“賣國賊”們的精神感召，筆者平靜地回答那位老漢學家說：“就因為我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所以我才來到這裡說中國的人權問題。”哪兒有不正義存在，哪兒受到損害，愛國者就應該在哪兒挺身而出。這個世界看來不再會有什麼偉大人物。正義感似乎也已經不合時宜。但是，世界仍然需要有這麼一些超越狹隘的國族立場和利益集團的“賣國賊”，需要有人敢於做“撫哭叛徒的弔客”，需要真正的愛國者堅持其作為民間人士干預國是的角色，需要絕不放棄手中的批判武器的思想者。只有這些被認為“賣國”的少數人能夠影響多數人時，這個充滿爭端和威脅的世界才不會令我們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