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曉波的認識

  這是個人對劉曉波先生一點粗淺的認識。在寫帖子前先表明一下我對中共關押劉曉波的抗議。2009九年底，中共以子虛烏有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因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判處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這是殘酷的政治迫害，說明中共頑固並一貫地地堅持專制制度的政治態度。

  劉曉波在獄中被檢查出肝癌晚期。據稱劉希望出國醫治，但遭到中共拒絕，現在國內保外就醫。消息傳出，網上人們議論很多，多是譴責中共對劉的政治迫害。“過氣”的劉曉波再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人物。

  印象中劉曉波先生於2010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在反共“民運”人士中是有爭議的。據我認為，這主要是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我的最後陳述》，題目是“我沒有敵人”。其中寫有這樣的話：“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他認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海外流亡“民運”人士魏京生說：“以我的觀察，諾貝爾和平獎之所以頒給劉曉波是因為他與絕大部分的民運人士不同。他對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態，對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評”。更有10多名因推動中國民主活動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集體發表公開信反對劉曉波取得諾貝爾和平獎；其中公開信主要聯絡人倫敦大學學院許毅稱：“他（劉曉波）的行為是為自己謀名利，在關鍵的時刻表現軟弱，沒有辦法成為楷模。”並表示“若他真的得獎，那真是像吞下一隻蒼蠅這麼噁心。”

  有關劉曉波先生說“我沒有敵人”的確切含義和詳解我還不清楚；但本人認為他在話中表現出的寬容精神是顯而易見的。就寬容這個詞來說，就我個人感覺，中國人往往不認同；特別是建國之後的“毛澤東時代”，那時提倡“愛憎分明”，講究“痛打落水狗”。要被徹底消滅的“帝修反”都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些敵人都被冠以“匪”、“鬼子”、“狗強盜”等等非人的稱呼。即便“文革”後“以階級鬥爭為綱”成為過去，敵人還是天經地義不能夠被寬容的。

  可是，劉曉波先生最初給我的印象可不是個寬容的人。我覺得一知道他，就認為他是個憤青。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急不可待地從美國回到中國，來到天安門廣場鼓吹街頭政治，最後天安門廣場“四君子絕食”，他是其中一分子。那時覺得劉曉波先生的話總有“不着調”的感覺。現在他怎麼變了呢？怎麼，他的思想認識就該一成不變？看來劉曉波先生這些年在政治觀點上是有變化的；或者說我對他的一直有或多或少的誤解。

  眾所周知，劉曉波先生認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言論。這話對有民族感情的中國人來說相當刺耳。他說這話時是1988年11月。下面是有關資料摘抄：

  香港《解放月報》（現《開放雜誌》）主編金鐘採訪劉曉波：“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劉曉波回應：“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對於金鐘問“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的問題，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他在2006年表示，這句話是“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信念的極端表達，可以公開西化的領域是進步最快的領域，比如源於西方的市場經濟、私有制和自由貿易使中國經濟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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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仔細讀劉的這些話，仔細想了一下，還真不覺得他是無的放矢。言語是有些憤青味道，他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確實有些“大嘴巴”，把中國人的奴性和人種聯繫起來不但不着邊際，也讓人揪“小辮子”。話說回來了，我也是最近一些年才認為，中國要逐步實現民主制度，民眾得換屆。這麼說我的思想認識也與以前有所不同了。

  劉曉波先生對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的評價也讓我深思，儘管話講得激憤。他說中國的教育制度“有一點令世界各國無法企及，即它通過教育把人變成一個奴隸。這個制度不但沒有一點變化，而且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式已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

  劉曉波先生在2009年底就宣稱“我沒有敵人”了。他高度讚揚“天安門母親”，讚揚她們“以愛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約憤怒，以善意化解敵意，以和解縮小鴻溝，以勇氣呼喚良知，以堅韌贏得尊敬”。

  “六四”事件中許多青年學生遇難，他們的母親成為受專制迫害最深重的群體之一。但她們在公開信里這樣寫道：“我們從血淚與苦難中逐漸明白：六四不僅是一家一戶的不幸，而且是整個民族的不幸。這種不幸的發生，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敵對，源於國人對生命和人的價值的漠視，源於我們這片土地上文明與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贖之道，既不能靠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過的以暴易暴和階級拼殺，也不能靠今天執政者反覆宣示的所謂三個代表或親民路線，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結束傳統的專制統治，以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權威，要使每一個公民擺脫皇權時代遺留下來的依附性格和歷史的惰性，在觀念上確立人類普世價值的地位。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放棄了牙眼相報的偏狹，放棄了以惡抗惡的極端，決定以最大的誠意、最大的克制來謀求‘六四’問題的和平解決。對於我們這些受難親屬來說，作出這樣的選擇是艱難的，也是痛苦的，但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會的動盪，我們作出了這個理智的選擇。”

  在網上看到胡平先生就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論點的分析；其中有段話這樣講的：

  在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把罪惡和罪惡的執行者區分開來。是的，罪惡都是人干出來的，制止罪惡而又不制裁罪惡的執行者，這看上去不符合惡有惡報的正義原則。然而在非暴力抗爭中，你必須做出這樣的區分。如果我們對專制者說：“放下屠刀，你不能殺我們，等我們接過刀來殺你。”那還搞得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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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波的寬容精神值得讚許，但令人糾結的是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和中共統治者的頑冥不化。中國大陸社會因專制統治集團的腐敗造成貧富差別急劇拉大，社會矛盾也隨之激化；然而中國民眾並沒有民主意識，並以獨立人格意識爭取自身權益。民眾的逆來順受則更造成統治階層的“維穩”心態；一旦國家經濟和政治上出現無法解決的問題，社會動盪起來，民眾開始暴力革命，還會有寬容精神的空間嗎？而那時的中國必將陷入災難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