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批評首相之後

                                                茉莉

以前曾聽說過這麼一個瑞典笑話: 美國孩子向瑞典孩子炫耀說:「在我們美國，歌星可以掙總統那麼高的工資!」沒想到瑞典孩子大為吃驚，他們瞪着眼睛抗議說:「為什麼總統要有歌星那麼高的工資? 他又不會唱什麼歌。」

在瑞典生活了這麼幾年，對瑞典人的平等主義觀念體會很深。在瑞典孩子眼中，總統也好首相也好，只不過是那個到處賠笑臉請求公民賜票的人而已。他怎麼能和孩子們崇拜的歌星相比!

這種瑞典式平等主義不僅反映在分配社會財富、增進機會平等之上，更反映在對人的平等尊重上。雖然瑞典絕不是超越世界之外的完美國家，它現在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內部矛盾和困難，但是它的一些制度和人民的觀念，  經常讓我這個中國來的難民有感動的時候。

前不久，本人意想不到地和瑞典首相在報紙上打起筆戰來。原因很簡單，這位不太了解中國又不曾練習過外交辭令的新任首相訪華時，不經思考便說出了稱讚中國「政治穩定」的糊塗話來。在一個最講人權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話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鬧騰了二十多天以後，可憐的首相好不容易渡過反對黨在國會提起的不信任案投票這一難關， 多虧友黨伸出援手才不至於被彈劾。

大概沒有人願意批評自己的恩人，本人也未能免俗。沒有瑞典的庇護，我們一家還不知道被中共收拾到什麼地步了。然而就是被那麼一點責任感所驅使，我不得不站出來代中國「政治穩定」的犧牲品說幾句話。在文革期間長大愛吃辣椒的湖南妹子，我在瑞典最大晚報上發表的那篇「聲討」式的公開信有多麼「溫柔敦厚」，讀者可想而知。我既痛罵中共誤國害民，也毫不客氣地指責瑞典首相為了市場經濟利益受中共的迷惑。

痛責首相之後，心裡不免有點忐忑不安。我不怕得罪那個信口開河的首相，誰叫他去中國前不下一番廣泛調查研究的功夫並管住自己的嘴巴，我就怕普通的瑞典人接受不了我的尖刻言辭。誰沒有一點民族自尊心?誰願意本國首相被一個外國女人指着鼻子教訓?

然而事實證明我的擔心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者可以說是以中國人之心度瑞典人之腹。給首相的公開信發表之後，我收到瑞典朋友的來信來電及當面的評語都是「真漂亮」。這不僅是指我的那封經一個年輕漢學家翻譯的罵得痛快淋漓的公開信，也是在誇獎報紙上配用的我的那張比我本人要好看的照片，雖然那張溫和微笑着的東方女人的照片與文章中怒氣沖沖的口氣極不相稱。

這些評語大都來自我的那些以保護人權為天職的人權組織的朋友，那麼大多數普通的瑞典人有何反應呢?

當首相從中國回來，在報上給我回了一封很客氣的信。他敘述了他在中國為王丹等中國被囚禁的異議人士所做的許多工作，一再解釋他沒有讚美中國侵犯人權的社會制度，並認為人權和民主的價值高於經濟發展。首相還向記者表示很樂意會見我們這些旅居瑞典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並在合適的情況下致以歉意。

大概是中國古訓「得饒人處且饒人」對我的影響，我在讀到首相的回信之後有收兵之意，並對被幾個反對黨和媒體「批鬥」得體無完膚的首相產生了同情，因為我們偉大的中國總理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已經開始調動坦克和軍隊了。

「什麼? 你同情他了?」一個首相本黨棗社會民主黨的基層黨員對我說，「他這個人需要更多的批評。比如，當那些在中國辦工廠的企業家高興地說中國沒有自由工會真好，為什麼他不吭聲?  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基礎就是工會，為什麼他這個代表工會的政黨領袖不去想辦法幫助瑞典企業中的中國工人建立自由工會?」

得到外交部的關於首相要會見我們的正式通知後，我便到照相館去，想要翻拍一些丁子霖大姐寄給我的「六四」死難者及家屬的照片。在瑞典翻拍這樣的沒有底片的照片不便宜，去取相時我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裡的錢包。

「你這些照片是給大赦國際的吧?」照相館老闆把洗出那些血跡斑斑的照片認真地包好。我說我是大赦國際組織成員，但這些照片是我為送給佩爾松首相而翻拍的。

「這些照片我不能收費。祝你們好運!」老闆鄭重地說。我的一直捏着錢包的手鬆了，但喉頭卻緊起來。不知道該怎麼感謝，我鞠了個躬轉身就走。

什麼叫正直，什麼叫善良，瑞典的普通人民經常用他們的言行使我不致遺忘。

也許愛拿男女之間的事情尋開心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 佩爾松首相在給我的信中使用了「親愛的莫莉花」這樣的稱呼，這種本來很平常的稱謂使一些瑞典朋友和移民朋友乘機和我大開玩笑。

「他是想和你談戀愛了吧?」一對曾經做過「無疆界醫生」的退休老夫婦逗我開心。看到我諤然不知應答的傻樣子，老人笑得直不起腰來。末了，他們摟着我的肩安撫說:「他這個人不可愛，你一定不喜歡他。」 在這些終身為人權奮鬥的瑞典老人心中，首相只是鄰家那個莽撞做錯事的小子，而我才是他們心疼的受了委屈的自家女孩棗人權本無國界族界之分。

瑞典安全部的警察也找上門來了。一進門便像電影上那樣出示便衣安全警察的身份證，接下來宣布他的任務: 瑞典安全警察有責任保護我在瑞典反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權利。如果中國駐瑞大使館採取什麼對我不利的行為，瑞典安全部不會坐視不管。一來二去，我們一家和這位幹練有趣的安全警察成了朋友。 他教我們一些防備措施和與他們聯絡的方法，並自豪地告訴我們，一九八九年「六四」後，瑞典驅逐了兩個中國外交官，因為他們偷攝旅瑞中國學生遊行示威的鏡頭，這件事就是他們安全警察干的。

聽說那次驅逐中國外交官之後，中國政府也報復性地對等驅逐了兩個無辜的瑞典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其中就有被稱為「一支花」的文化參贊秦碧達女士。當漢語流利的秦女士被迫離開中國時，為她搬運行李的北京工人都向她豎起大拇指。

我和瑞典首相的筆戰也引起了許多移民的關注。一向在異國缺乏政治參與意識的移民認識到，在一個民主國家，他們不應自覺寄人蘺下低人一等，只要有道理，他們也可以去和首相理論一番。「你為我們做了榜樣」，他們鼓勵我說。

至於我們和首相會談的內容，我在這裡不便報道。因為首相希望在沒有新聞媒體的環境下和我們自由地討論中國的人權問題，所以我決定不帶「開放」雜誌撰稿人的任務去參與會談，以對瑞典這位被中國問題搞得焦頭爛額的首相表示平等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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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                                                                    

199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