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政權，其執政周期，實際上是證明自身政治合法性的過程。筆者認為，政治合法性主要有三個分層：1是程序合法性，主要是取得政權的方式被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2是執政的有效性（政績合法性），主要是政權的執政能力被社會普遍認可；3是治理的合理性，主要表現為政權能使社會價值需求得到實現。

自中共建政後，中共已經經歷了兩個執政大周期。

1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建國周期。這個建國周期從中共建政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大概30年，以革命話語為意識形態，從政治上建立了一個真正獨立的現代性國家，契合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救亡圖存的社會願望，同時也契合了中國歷史上王朝定期更替的社會心理預期，因而從現代性和傳統性兩方面都符合當時中國的社會共識，從政治建構層面解決了中共在中國執政地位的程序合法性問題。

2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開創的發展周期。這個發展周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紀前十年，也大概三十年，經歷了三代領導集體，以改革話語為意識形態，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契合了社會民眾要求有更高生活水平和建設強大國家的願望，從經濟發展層面證明了中共的執政有效性，並被中國社會所普遍認可。

中共在這兩個執政大周期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以普遍性的社會需求為指向，從而使政策推行和話語體系符合中國社會的普遍共識，從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保證了執政的總體成功。

那麼目前中國社會的普遍需求是什麼？是否還處於第二個執政周期的社會需求範圍內？筆者認為，目前中國社會的普遍需求，已經轉向更多的要求社會價值的實現。

一方面，馬斯洛的人的需求層次理論揭示了民眾需求層次的轉移規律，那就是從物質需求轉向價值和精神層面的需求，而中國社會在經過中共第二個執政大周期的初步富裕後，從個人內心層面必然會轉向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實現的需求上來。

另一方面，中國在經濟發展後，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積累的一系列問題開始顯現，這一系列問題更多的體現為社會現狀和社會價值的落差，在現實層面為社會大眾追求價值實現提供了問題指向。

因此，筆者認為，從政治合法性的第三個層面，即治理合理性角度，中共的又一個執政大周期開始形成，主要是從國家治理層面證明中共的治理合理性。

從中共前兩個執政大周期看，其時間周期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差不多各30年。除了時間上的巧合外，它還說明中國社會需求的總體變化有一個時間上的周期規律，基本上經歷了需求形成、需求實現、需求衰減三個階段，經歷這三個階段的總體時間大概需要30年。

筆者認為，中國社會目前的社會價值需求包含兩個方面，1是傳統性價值，比如說秩序、穩定、安全、倫理、幸福等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這種價值由於內生於中國的歷史傳統，構成了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社會價值需求；2是現代性價值，比如說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等現代性話語體系下的價值理念，對中國社會來說，它是啟蒙式的而不是內生式的，時代進步使這種現代性價值對中國社會的啟蒙成為可能，它是中國社會價值在傳統價值基礎上的的提升。

因此中共的執政合理性就是使上述社會價值在中國社會得以實現，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就是完善國家治理能力。

而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不但十八大後中共官方對此曾多次表態，目前社會輿論甚至海外輿論也對此抱有很高的期待，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種普遍願望，比如說，多維新聞網所呼籲的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中共十八大後，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最顯著的政治動作就是反貪腐。筆者認為，反貪腐不單單淨化中共內部的政治生態，提高中共的執政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符合中國社會的價值需求，因此它是中共改進國家治理能力的一個重要手段。

它一方面符合中國社會的傳統價值需求，因為只有官員清廉，才能使社會長治久安，民眾安居樂業才有保障；另一方面，也符合中國社會的現代性價值需求，因為在權力主導的社會中，只有政治清明，才能使中國社會實現公平正義成為可能。

因此，中共第五代領導集體大力推行的反貪腐，實際上是中共的執政重點轉向治理合理性的一個明確信號，帶有全局性和長期性的意義。道理很簡單，一個自身腐敗不堪的執政黨是不可能領導中國社會去實現所追求的社會價值的。當然國家治理的重點不會只有一個反貪腐，隨着中共圍繞國家治理能力優化的執政大周期的逐步推進，必然還有其他的重點時政措施出台。

除政治動作外，中共執政大周期的形成還必須有相關的話語論述，否則就不能有效的動員政黨內部和社會民眾。話語體系包含三個內容：話語方式，思想體系和價值理念。在前兩個執政大周期中，相關的話語體系都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比如革命話語和改革話語，都起到了凝聚黨心民意的作用，從而使中共的政策推行更有效。

十八大後，習總關於治國理政的講話有很多，但是其着重點，還是在於國家治理方面，比如說最有代表性的“四個全面”理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其思想的內核還是在於如何改進國家治理；而十八大更是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說明中共開始正式呼應中國社會的價值需求。可以這麼說，以習總為代表的第五代領導集體正在建構新的話語體系，筆者稱之為治理話語。

從話語方式上，革命話語需要理想支撐，所以注重激情；改革話語需要學習先進的制度理念，所以注重理性；而治理話語則需要與社會價值相契合，所以需要平實，或者說要接地氣。而話語方式的平實，恰恰是第五代領導集體在言說方式上的最大特點。

從組織的層面，十八大後，中國政局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習總的個人權威得到極大的提升，並上升到“政治核心”的地位，實際上，這是中共要形成新一個執政大周期所必不可少的。因為在代際政治已成為黨內人事更替的主要規則後，習總要想使自己開創的中共執政大周期能完整實現，就得使個人權威的形成有黨內的組織保證。

中共在十四大後所形成的代際政治，實際上為第二個執政大周期的開創者鄧小平身後延續這個執政周期所提供了制度保證，這就是執政一代、監政一代、指定一代，時間也恰好三十年，從而使黨內的代際人事變化與社會需求的變化基本合拍。筆者認為，習總也正以類似的路徑推進這個中共的執政大周期。

從以上十八大以來中共的政治動作、話語建構和組織體制這三個層面，可以看出，中共以社會價值實現為出發點，圍繞國家治理能力的優化，中共正在從治理合理性的層面證明自身的政治合法性，一個新的執政大周期正在形成。

理解了中共正在形成的執政大周期，就能理解為何習總在上位初期就提出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觀點。因為從政治合法性的分層角度，這兩個政治大周期當然不能相互否定，否則目前中共的政治合法性就是不完整的。

當時很多自由派輿論紛紛指責習總要“倒退回文革時代”，而筆者當時聽出的一句潛台詞卻是：接下來還有三十年。

所以，要觀察中共十九大，不管是觀察十九大的人事變動，還是觀察十九大的制度變革，或者是觀察十九大提出了什麼樣的政治理念，如果忽視了中共正在形成新的執政大周期這個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大概都只能是霧裡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