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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我軍進入南京城。緊隨其後，我南京總領事代理（福井淳氏）也從上海返回南京。由福井總領事代理發送我外務省的電報是最早的現場情況報告，內容是我軍的殘暴殺戮行為。這份電報隨即由東亞局轉送給了陸軍省軍務局局長。當時，外務大臣看到這份報告既震驚又擔心，對我（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說：必須儘快設法處理。因此，我回答大臣說：電報抄件已送達陸軍省。在海陸外三省當局聯席會議上，我將向軍方提出相關警告。

······然後，根據大臣授意，我在下一次聯席會議上，向陸軍省軍務局第一課長出示了該報告，並再次要求採取嚴厲措施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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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某大佐前來日本大使館進行威脅的，是“來自大本營的命令”，被認為是由參謀總長閒院宮載仁親王於1938年1月4日下達給華中方面軍的訓示。該訓示由華中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少將，以《關於軍紀風紀的通告》形式下達到各部隊。通告嚴厲指出：“近來，有辱軍風軍紀之事時有發生並日漸增多，實不願信之，然毋庸置疑。考慮到一人失態，有損全隊之真正價值；一隊之過失，終損毀全軍之聖業······務必嚴格整頓軍紀，相互禁戒，嚴防越軌粗暴行為，各人自律，全隊禁止放縱。”從這個訓示可知，參謀本部掌握着南京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情況。前面提到的那個大佐，正是因為得知是南京日本領事館員向中央報告了日本軍隊的違法犯罪事件，才前來威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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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部中央，當南京事件真相大白後，為肅正華中方面軍軍紀，決定更換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教育總監畑俊六大將在其1938年1月29日的日記中，記錄了向杉山元陸相提出建議一事。

“支那派遣軍作戰告一段落之際，軍紀軍風日漸頹廢。如果搶劫、強姦這類犯大忌的劣跡還屢禁不止的話，必須讓徵召預後備人員回國，讓現役兵替換他們，並讓現役軍官替換上海的松井大將。另外，用現役軍官替換軍司令官、師團長等徵召人員。我向大臣提出了這個建議。

• 松井石根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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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南京城時心情是自豪的，第二天追悼會上，心情也還是自豪的，今天卻是滿腔悲憤。因為這五十天內發生了許多犯大忌的事件。這些事件大大損毀了陣亡將士的功勳，我們何以面對英靈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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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以教育總監本部長安藤利吉的名義，頒布了《事變的教訓第四號 步兵訓練部分》。其中寫道：“在這次事變在，出現了各種犯大忌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國際問題的事件。雖艱難地取得了攻陷敵國首都這樣的戰果，但一件小事即可玷污皇威。雖然，教育未必能承擔所有精神方面的責任，但由於國際常識這種極其簡單的教育不夠，導致了事件發生，這個責任是不可推卸的。”由此可以看出，為防止南京事件這種招致國際輿論譴責的醜聞再次發生，必須徹底進行國際法常識教育。

1943年，華中派遣軍憲兵隊教習隊長在他編寫的《軍事警察勤務教程》“第四章 華中軍人家屬違法犯罪趨勢”中寫道：“在支那事變爆發之初，即攻占南京不久，駐支那軍隊和家屬中，存在大量違法亂紀的犯罪行為。尤其是犯上等惡性違紀事件，辱職、搶劫、強姦等犯大忌的犯罪活動也頻頻發生。此後，由於上司適當指導，官兵開始自律，從而逐漸減少。”

• 岡村寧次《防止重蹈南京事件覆轍的精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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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稻葉師團長共同承擔前線任務的牛島旅團長（後為沖繩軍司令官）已就這個問題制訂了預案。據兩人說：“因為我師團士兵還會不斷犯強姦罪，只讓部隊中軍風軍紀最好的都城聯隊（宮崎縣）兩個大隊進入漢口市區，其他部隊只推進至漢口北部。前衛聯隊要不斷輪換。抵達漢口時，務必讓都城聯隊做前衛。”

• 華中派遣軍《進入武漢之際軍參謀長注意事項》（昭和1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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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須杜絕各種違法亂紀行為，尤其是掠奪、放火、強姦等。

皇軍進入武漢之際，世界注意着我們的一舉一動，此時正是彰顯我皇威、了解我皇軍真實形象的絕佳時期。另外，個人過失和失態勢必被宣傳為全軍行為。為此，進退務必慎之又慎。

有膽敢觸犯前述禁忌行為者，為了皇軍名譽，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另，鑑於以往經驗，各種違法行為多發期，不是在軍隊剛剛緊張進城之時，而是在經過若干天后。為此，監督絕不能隨時間推移而鬆懈。

• 東京審判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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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院有充分證據認定松井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松井沒有採取任何有效措施，緩解恐怖時間態勢。他擁有統領自己軍隊、保護南京不幸市民的義務和職權。但他懈怠履行其義務，因此必須認定松井也已犯罪。

• 《東京審判的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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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們日本辯護團一直冷笑着聽他們惡意宣傳。他們把中國軍隊撤退時慣常採用的手段，即殘暴殺戮行為轉嫁給日本軍隊。但是，隨着審理的進展，必須修正一些這樣的想法。當然，他們申訴的十之八九看來是虛構和誇張的。可令人遺憾的是，其中有一二成疑為事實。那些事在日清、日俄戰爭中絕對沒有聽過。作為日本民族，那肯定是比戰敗還令人悲哀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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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多勝一的《中國之旅》不是主要講述南京事件的著作。而且，“百人斬競賽”是受害者敘述受害經歷時，作為傳聞講述的。

• ：“十萬軍民”還是“一萬平民”，數字爭議關鍵在於便衣士兵

秦和板倉這樣的“屠殺少數人說”（其實，一萬、四萬都是大屠殺。但通過玩弄數字把戲，將其與三十萬、二十萬相比，讓人產生不是大屠殺的幻覺。）把殺害“敗兵”、“投降兵”、“俘虜”的行為，認為是戰鬥中的“合法”“行為，不將其視為屠殺行為。

7-22  Medium  劉仲敬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