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夫：輿論宣傳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範例（上）

—— 中共改革派如何幹掉了黨主席為首的保守派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共奪取政權的前28年曆程之所以堪稱出奇成功，而1989年六四悲劇以來的28年民運之路之所以歸於完全失敗，歷史中都不乏答案：一句話，皆因中共發展出最強大的武器——輿論宣傳！

本文就介紹輿論宣傳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範例。看看在中國思想禁錮達到極限的大背景下，中共黨內處於劣勢的改革派如何巧妙運用輿論宣傳這個最拿手的武器，在短期內扭轉乾坤——幹掉了黨主席為首的保守派，實現中國當代史上最重大的政治經濟變革！由於內容龐雜、涉及面廣、篇幅較長，本文擬分三部分發出。

（一）“兩個凡是”強勢出爐  改革派浮出水面

“兩個凡是”是最高領導人的一條主線！

1976年秋，高居中共神壇的終身領導人毛澤東離世，由忠厚的“老實人”華國鋒接班主政。此前5年，寫入黨章的接班人林彪因刺殺毛的“571工程”敗露，外逃覆滅於蒙古境內。毛基於對文革後期“四人幫”的失望，也包括對強人鄧小平等人可能翻案的憂思，晚年病入膏肓的這位專制統治者，煞費苦心挑選、扶持起曾當過其家鄉湘潭縣和湖南省“父母官”的華作為其欽定的第5位、也是最終接班人。

但毛去世後不足一個月，華就在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黨政軍要員輔助下，果斷抓捕以毛遺孀江青為首、蠢蠢欲動的“四人幫”！此舉贏得黨內外、舉國上下一致擁戴，華迅速為自己建立起“英明領袖”的極高威望。但是，或許是其忠君思想作祟，或許是自身既得利益考量，或者迫於當時國人思想禁錮到極端的特殊背景和壓力，而更大的可能是幾方面因素都有一些，華迅速鞏固權力後，率先拍板兩個最具影響力的決策是：1）興建毛主席紀念堂；2）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但始終不願承認文革的錯誤，也遲遲不願讓被毛打倒但保留黨籍的強人鄧小平出來工作！

不僅如此，華派還於1977年2月以“兩報一刊”社論的高規格拋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並在1977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華意有所指地再次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制止。” 這是華以中共中央主席身份直接申明“兩個凡是”！

對華而言，一切似乎進行的都很順利。當時給國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毛、華大幅畫像並列高懸各種顯著場合的景象頗具象徵意義！華似乎沒什麼好擔心的。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矛頭對准“兩個凡是”！

基於華的這種心態，於是，在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王震等老資格領導人多次呼籲下，志得意滿的這位中共新領袖，最終於1977年5月初同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鄧小平寫給他和中央的兩封信，並決定讓兩年前被毛打倒的這位難得人才出來工作。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正式恢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全部職務！鄧成為華、葉之後排在第三位的中國黨政軍領導人。

公平地講，在當時極左思想處於絕對統治地位、毛被推上神壇幾十年、愚忠思想充斥中國大地每個角落的特殊背景下，在毛離世僅僅8個月後，華就拍板讓毛定案的鄧出來工作，是有相當政治風險的！所謂華百般阻撓鄧出來工作的指責有些過了，難免給人慾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

“兩個凡是”是華國鋒執政初期的一條主線，這在當時是十分明確的。而鄧小平一出來，就指出了華國鋒這個問題的要害。1977年5月下旬，鄧小平在與王震、鄧力群談話時，抓住了華國鋒的自相矛盾，尖銳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邏輯軟肋。

他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明確表示：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嘛。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他還說，一個人能夠“三七開”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鄧只是被允許出來工作，尚未恢復職務。而華國鋒是“英明領袖”，“兩個凡是”還占據統治地位。鄧這類與華的主張相牴觸的私下談話不可能公開發表，也就不可能有多大影響力。要推倒“兩個凡是”，談何容易！

1977年8月初，主動要求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長達3小時的講話中，向“四人幫”派系提出的文革前17年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開了一炮！大膽駁斥了這兩個否定文革前17年的錯誤估計。而“兩個估計”來自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該紀要是由遲群主持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定稿，經毛澤東審閱後，於1971年8月由中共中央批轉的官方文件。而鄧並沒有因為《紀要》是毛澤東圈定的而不敢否定！但遲至3個月後，《紅旗》雜誌才發表《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批判“四人幫”炮製的“兩個估計”》一文，《人民日報》同時轉載，等於公開否定了這兩個錯誤估計。可見當時“左”的阻力之大。但該事件無疑也成為最終否定“兩個凡是”的思想準備之一！

胡耀邦銳意進取，幹了兩件大事！

應該強調的是，鄧小平這個從解放思想入手的改革派領軍人物，也是“四人幫”欲置之死地的“眼中釘”，在老幹部中從來就不乏支持者。而他第三次復出後，胡耀邦很快成為其最得力助手！而多少帶有諷刺意味的是，與鄧一同挨批的胡出來工作是華國鋒三次誠意邀請的結果！這應該與兩人曾在湖南湘潭共事兩年，華清楚胡的能力有關。有意思的是，華前兩次的邀請均被胡拒絕，第三次由葉出面，胡徵求了鄧的意見才最終接受。華安排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主持恢復在文革中停頓的黨校工作。

曾長期主持共青團工作的胡耀邦，是一個難得的開拓型人才，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黨校，胡的重點之一是抓理論建設。按胡的話說：中央黨校不光要有講壇，而且要有論壇。要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胡一手創辦了後來影響很大的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內部刊物，印發給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負責人，黨校學員則人手一冊。他對該刊物傾注了大量心血。從文章選題到觀點，再到審定稿件，事事參與，被譽為該刊真正的“主編”！胡曾說：“辦了《理論動態》，等於在黨校大院之外，又辦了一個黨校！”

該刊物前後出了1000多期。其中很多文章離經叛道，甚至與“兩個凡是”相左，常常違反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不少文章一出，即在校內外引起震動，反響強烈。其中不少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以“特約評論員”署名轉載，產生廣泛影響。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成了當時中國理論界的“風向標”，被譽為“新時期的《新青年》雜誌”！

中央黨校畢竟是培養幹部的地方，胡理所當然地也關心幹部問題。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他，深感要撥亂反正，首當其衝就是要全面落實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糾正被顛倒的幹部路線！在胡主持和運作下，一篇重磅文章《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出爐，他親自聯繫最具影響力的《人民日報》負責人，該報於1977年10月7日以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該文選擇被“四人幫”顛倒的幹部路線作為突破口，是因為文革所造成的冤假錯案堆積如山！數以萬計的幹部受到“百般挑剔，無限上綱，造謠誣陷，殘酷迫害”，人們強烈要求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平反冤假錯案。該文一發表，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也驚動了高層。短短一個多月，人民日報社收到一萬多封來信，表達對文章的支持和擁護。但堅持“兩個凡是”的時任中組部長郭玉峰則持堅決反對態度，稱該文“是一株大毒草！”

胡耀邦決心以中央黨校為“堅強陣地”，向“兩個凡是”發起攻擊。他在審閱黨校“文革”研究小組的一個提綱時說：“這份提綱的觀點是錯誤的，方法也是錯誤的。不敢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文件出發。對文件也不是作具體分析，而是照搬。”在談到“二月逆流”時，他說：“什麼‘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氣凜然的二月抗爭嘛！”在“兩個凡是”占統治地位的年月，胡敢於說出這些否定“文革”的話，舉座皆驚，難能可貴！1977年12月，中央黨校編寫一份關於中共黨史的材料，胡耀邦提出兩條鮮明要求：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有了第一篇文章的成功，胡並沒有就此罷手。他再次組織人馬，為《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同時建議《人民日報》負責人，把對中組部表達不滿的大字報加以整理，在內部刊物《情況匯編》上發表，報送中央。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本報評論員”文章《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文章指出，無產階級的原則是“有錯必糾，部分錯了，部分糾正，全部錯了，全部糾正”。該文又一次激起強烈反響，平反冤假錯案的呼聲越來越強烈。與此同時，按照胡的建議，《人民日報》整理匯編的《從一批老同志的大字報看郭玉峰在中組部的所作所為》在《情況匯編》發表，並以報社黨委的名義送給中央主要領導，引起中央主要負責人重視，決定撤銷郭玉峰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

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力薦下，敢“下油鍋”、且已為平反冤假錯案做了大量輿論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為新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同時仍兼任中央黨校副校長。

胡耀邦走馬上任後，每天到中組部上訪者竟達數百人之多！全國各地寄往中組部的信件，每個月多達6麻袋！但是，冤假錯案是不折不扣的“馬蜂窩”，是最棘手的難題。集聚着歷次政治運動的諸多問題，交錯着最敏感的“政治神經”。要平反冤假錯案，實際上就等於對過去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錯誤給予最無情的曝光。更要命的是，幾乎處處要觸及“兩個凡是”！特別是反右、文革中的很多大冤案都是毛親自領導、甚至親自審定的。據統計，當時全國的冤假錯案多達300多萬件，受冤假錯案影響的人多達800多萬！

面對積案如山的艱難局面，胡耀邦很堅決地說：“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必須旗幟鮮明，堅決衝破阻力，一件一件地辦到底。”有人問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毫不含糊地回答：“照樣平反！” 其魄力和和膽識讓已是中國第三號領導人、此後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感到意外：這樣的案子你也敢平凡啊？

總的來看，胡耀邦在復出後，先是在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崗位上，充當了理論上撥亂反正的輿論先鋒組織者角色；繼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崗位上，擔當了實踐中突破禁區，大力平反冤假錯案的領導者角色。胡耀邦通過這兩件關係國家前程、且足以贏得民心的大事，顯示了其政治膽略、思想水平和工作才幹！其威信日益上升，為他日後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打下了關鍵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