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一段黎陽的描述， 活靈活現。

翁同龢一貫刁難剋扣北洋水師的經費，為中國甲午慘敗做出了巨大貢獻。然而甲午時這位一貫破壞中國海軍建設的翁同龢卻最堅決主張對日宣戰，好戰調門比誰都高。原因很簡單：第一，用一時的“好戰”姿態來掩蓋自己一貫破壞國防建設的事實。第二，如果打贏了，就可以乘機邀功；如果打輸了，就正好藉機幹掉政敵李鴻章——反正自己平時不管練兵戰時不管上陣，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一切都可以推給別人。

如今的“公知”並非簡單重複當年翁同龢玩過的那套權謀技倆，而是更陰險更毒辣——第一，用眼前“好戰”、“強硬”的姿態掩蓋他們一貫破壞國防建設、辱罵軍人、配合“獵鷹”、污衊英雄的斑斑劣跡；第二，如果中國打贏了，他們可以藉機邀功，自吹自擂抬高身價；第三，製造傾向性輿論狂潮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逼中國軍隊在印度選擇的時機、印度選擇的地方、按印度選擇的方式跟印度軍隊交戰——大力鼓吹“腐敗次優”、唯恐中國軍隊不腐敗還不夠，還要製造聲勢逼中國軍隊按照敵人需要的方式打仗，唯恐中國軍隊不打敗仗。第四，只要中國軍隊失利，就正好把一切推給制度，推給共產黨，大鬧“顏色革命”，製造動亂。

這其實是一種普遍的權術規律：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用另一個極端來掩飾以前的極端，同時用眼前這另一個極端為將來再跳回到以前的那個極端創造條件：用眼前一時的極端“強硬”、“好戰”的姿態來掩飾平時一貫破壞搗亂加強國防鼓吹投降的行徑，逃避被追究責任；同時用現在極端“強硬”、”好戰”的姿態逼人出錯，一旦出錯立刻跳回以前破壞搗亂加強國防鼓吹投降的極端，把一切責任全部推給政敵，自己乘機奪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