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人孰重孰輕？

  在這個問題上我態度明確：人類歷史的長河裡，制度的作用相對比人重要得多。或許很多人也這樣講，但一旦涉及到具體的現代歷史重要人物，尤其是毛澤東，就我個人感覺，論及他個人的作用便遠超制度本身。自從互聯網迅速普及，網上總是充斥着對毛的口誅筆伐。在相當多的人們眼中，毛是個十惡不赦的惡魔，想入非非，獨斷專行，剛愎自用，冷酷多疑；在他建國執政的27年中，對中華民族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從開始“革命造反”就罪行累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成為中共黨魁，便更狡詐多端，肆無忌憚）。至於他對P民到底是虐待狂，還是所謂“好心辦壞事”，客觀上講都沒什麼區別，甚至“無意的過失遠甚於有意的犯罪”。一些人更是大肆辱罵毛以示內心的憤恨，要把這個死人從紀念堂弄出來“鞭屍”。

  這裡我不禁要提個老生常談的問題：既然毛是惡魔，怎麼就能統領中共和造反的農民大軍奪取中國大陸政權？這個問題可從幾方面說。當年民族災難深重，社會矛盾激化，民不聊生，毛的中共造反不乏跟隨盲從的民眾。二是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從一開始建立就腐敗，老百姓對之越發失望。三是中國人當時對前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不了解，對毛許諾的“新中國”寄託太大的希望。至於毛的中共軍隊得到大批蘇援，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有大量共諜，以及國軍在長期的抗日戰爭已精疲力竭等等，我看並非主要原因。如果有人總是這樣文過飾非，那就說吧；反正我是不信蔣會如此敗給毛。說到蔣介石先生，我認為他當年雖是相當強悍的獨裁者，但他還是沒有能力完全整合國民黨內部各派勢力，對各路軍閥他也沒有絕對的權力統領。這樣一個山頭林立的國民黨在組織上就先敗給了中共。他實際上在各個方面都不如毛澤東（網上這方面論述滿視野，不贅述）。

  那蔣介石先生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嘿嘿，照我看也是凡人，根據人的本性，他憑什麼在獨裁者的地位上要拿聖人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手下的人倒是極力粉飾吹捧蔣，把他打扮成聖人（毛澤東手下的人們也是一樣）。這不但是獨裁者本人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的需要，嘍羅們也有自身的需要（想想毛在中共中的助手們大肆神化毛，你先不要覺得肉麻，設想一下如果你在他們的地位上將如何）。

  詆毀毛澤東，讚譽蔣介石先生的為人光明磊落還有個問題；那就是“好人”敗給了“壞人”。假如歷史事實就是這樣的，那只好推論只要你在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很壞，就能占上風。或許我們可以不用“好”“壞”這樣簡單的定義下結論，因為毛勝蔣敗的歷史成因確實複雜，必然中有着各種各樣的偶然性。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種勢力你死我活的爭鬥中，恐怕談不上誰“好”誰“壞”。毛集團和蔣集團在政治權力的生死較量中都是無所不用其極。他倆都是要獨裁專制（表面上極力推進民主自由），是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至於互聯網上大量對毛人格各方面的負面評價，在我看來是很多是一些人先入為主地選用歷史資料，或乾脆杜撰，缺乏客觀冷靜的評述。當年毛統治下的中共大陸，對蔣的誣衊和詆毀還少嗎？說老實話，對毛也好，對蔣也好，針對個人品行方面的攻擊能起什麼作用？當然，如果您就是想混淆視聽，那就喋喋不休地說吧；這些內容或許會引起獵奇的人們對毛和蔣一些“野史”的關注，但對說明歷史真相沒什麼意義。那要是有人就想用這些“花邊野史”增加其“文章”的點擊數呢？那…那就隨便他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吧。

  以往的歷史史實顯而易見地表明，中共作為革命黨在奪權時，毛和他的同志們是口口聲聲要民主反獨裁的。然而他們骨子裡就是要建立專制政府的。這實際上是歷史的必然。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歷史方向，怎麼可能會在一群造反者的中共建國後會突然改變？在毛的中共建立新政府後，老百姓是擁護的；清朝崩潰後，中國有了太多的戰亂和民族災難。老百姓實際上已經是“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在中國大陸民眾眼裡，毛建立“新中國”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毛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其獨裁面目會一步步必然暴露出來。也許當時多少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幾個知識分子會心存質疑（那毛也視為眼中釘，除之而後快。隨即毛搞了“反右”），可中國的P民們並不在乎（現在基本上還是如此）。他們那會兒只需要勉強溫飽地苟且。這時毛開始利用手中絕對的權力蠻幹了，開始實踐他早就夢想的“烏托邦”了（也就是經濟上雖然貧窮，但人人在物質上儘可能地平等，並且一個個都有很高的道德觀念和精神境界）。“解放後”毛髮動的種種政治運動（當然，還有他個人的目的）我就不贅述了吧。

  其實毛澤東搞的那一套，只要觸及了當事人的權益，不但老百姓（特別是老農民）內心消極對待，他的同志們也是認為“太左”。可是毛那時不但有他的同志們大搞個人崇拜建立起來的無限威望，手中也有至高無上、獨一無二的權力；於是，他的各種荒誕不經的政治主張都得以自上而下的貫徹，而且越是到了下面，那荒誕的成分就越變本加厲。“三面紅旗”的政治路線的執行就是突出的例子。農村搞極大打擊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已經危機四伏，然而下面的中共官吏們呢，什麼事情心裡都應該是明白的，可還在糧食產量大上“放衛星”。結果呢，兩千萬人餓死了！這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吏們為什麼要這麼幹？不是他們的本性有多壞，而是專制制度本身使然。為了個人利益，官吏們不遺餘力地給主子抬轎子。

  口口聲聲說中共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官完全是宣傳的手段，為的是中共江山“千秋萬代”。想想看，這些官員憑什麼對待百姓如自己的親人？他們什麼時候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真正是老百姓選舉出來的嗎？否！這些上上下下的中共官吏是由中共政府“保送”到各個崗位上的（當然在黨內會有形式上的民主選舉，其實是各派勢力平衡的結果）。這點官吏們心知肚明。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對自己的主子唯命是從；這叫“有黨性”。呵呵，“上面”貫徹下來的“搞運動”，最上面是一分，到了最基層沒準就十分啦；“寧左勿右”嘛，“緊跟黨中央”嘛。只有這樣做了，官吏們的位置才能保得住，才能高升。真要都是“人民父母官”，會餓死兩千萬人嗎？官本位呀！中國的專制制度，龐大的各級官吏組成一個金字塔，自上而下，每一級對下屬都有着絕對的權力，對上則是奴才。在這種制度下，手中只要有了對下絕對的權力，有了機會便可為所欲為地滿足個人私慾。這是多麼大的誘惑力。

  一個個政治運動來了，很多中共的官吏們還公報私仇，互相整。一個個都是：不把你整掉了我怎麼上去？呵呵，當官兒的“經”嘛，對上唯命是從，對下“表面文章”，對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千方百計地暗算。TMD，這是什麼制度呀。可這樣的制度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現在還存在着。每當一個大王朝建立的時候，各級官吏們還有着忠君報國的意識，還能多少對地方上進行有效的經濟管理。時間長了，幾代過去，各級官吏開始不可抑制地貪腐，地方豪強坐大；隨之，王朝趨於逐步瓦解。最終一個新王朝建立在舊王朝的廢墟上，但專制制度不變。

  我曾說，沒有毛澤東，還會有劉澤東，周澤東，都是一回事兒。只要有專制制度，國家絕對統治者，不論是誰，早晚都會把自己脫離實際的主觀意志強加給他下面一層層的奴才們，P民反正只有受苦受難的命運。我這樣說了，馬上遭到反駁：哪個專制統治者當政也比毛澤東要好些！他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極大暴君。正因為如此，毛的作用便遠超專制制度！

  好吧，就算毛已人神共怒，其罪行罄竹難書；可說到底，那些公認的，算在毛頭上的民族災難，也是當年全國上上下下的各級中共官僚干的，廣大民眾（甭管是否消極或被迫）也參與了的。請問，這是不是制度問題？你如果看明白了我的意思，仍堅持毛比專制制度更可惡，那實際上就是盼“明君”，內心深處仍甘心受奴役！如此，我們不必搞什麼民主自由的制度。看看當前習近平那種效仿毛澤東的勁頭吧。可惜，東施效顰，形象小丑一般。可我不想嘲笑他假模假式地也要搞點“政治運動”，因為他的所作所為正把中華民族引入更深重的危機之中去。

  下面是我從知乎網站上摘錄編輯的有關制度和人孰重孰輕的議論。據說這個網站擁有相當數量的年輕人；這使我覺得有必要很好地觀察那裡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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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的中國人中，大多數仍然具有“百姓意識”，期待所謂的“明君良相”。而現代（西方）社會要求的是“公民意識”，這是建立在契約精神之上的。所謂的契約就是（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制度的本質。

  相對好的社會制度是指導如何能夠最好的使人改變他的天性（自私、暴力、多變等），如何才能夠剝奪人的絕對的存在，而讓其相對的存在，並且把“我”轉移到共同體中去，以便各個人不在把自己看作完全獨立的人，而看作共同體的一部分。這需要人在社會中生活，將自己相應的意識變成社會契約。

  人的複雜性在於人的天性與社會性的結合，人是多層次的。儘管社會、國家、政府，已經有了十分悠久的歷史，但很多現實的例子，可以看到它們並沒有把人的天性吞噬乾淨。那麼，人在做出選擇的時候，他的靈魂是遊蕩在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之間的。

  人向來有善與惡兩種傾向，而各種制度都可以塑造人，可以使人向善，亦使人向惡。並且，以往不同的社會制度永遠是針對於大多數人的，只能夠對一小部分人有約束力的制度是可笑的，不合理的。

  制度實在是比人靠譜的多。因為人的思想非常活躍，都各有各的算盤。但人是社會動物，相互之間為了正常地交往，就需要制定大家普遍認同並自覺遵守的的行為規範（即制度），作為為人處事的前提和基礎。違反制度的人會受到其他遵守制度的人的壓力與懲罰，這樣才能保證制度的執行。否則，每個人都按照各自的算盤去交往的話，肯定會出現無數的衝突與矛盾。

  其實即使社會關係很弱的獨居動物，比如老虎，它比也得遵守廣義上的“制度”。比如侵犯了其他老虎的領土（違反了老虎公認的領地不容侵犯的制度），也會引起衝突（驅趕或者廝打），這是對違反制度者的反對和懲罰。當然，如果打贏了，就可以把原來的老虎趕出去，但這也是老虎世界的制度。

  其實，捍衛制度的同時，也是在捍衛自己的合法利益。合理的制度是所有人追求自身利益而相互妥協的平衡點。有人破壞制度，就會有其他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制度板上釘釘，人心不可琢磨。有了公認統一的制度，雖然管不了人們怎麼想，但管得了他怎麼做，無論他內心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最後還是得按照制度要求的去行事，否則就得付出違法制度的成本。制度應當是人相互妥協達成的某種契約，以將各自利益最大化。

  制度如果執行得好，執行到位，那麼就可以達到制度設計所期望的結果。人治的情況下，某一個人可能靠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強大的執行力實現了某一件事情，但我們不能期望這個人永遠會堅持這麼做，更不能期望他的繼任者也會這麼做。

  西方的三權分立、政黨輪替、全民普選思想就是不相信政府官員會永遠真正服務於人民，那麼就用制度把政府的權力關在籠子裡，讓他永遠也做不了專制獨裁者。其實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裡的夢想。不過中國是個缺乏信任度的地方。中國的帝王們有《資治通鑑》，其着重點在治人之法術。中國大陸需要魯迅這根芒刺，也需要胡適這把剪刀。

  中國歷史上的起義領袖無不是懷着救國救民的理想去推翻反動政權，建立新政權，但又無不是又成為一個新的專制獨裁者，這就是信任人而不信任制度的結果。這是因為制度是客觀的，人是主觀的。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

  東西方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西方相信法的力量，不管好壞，總有個具體的標準可以衡量和遵守，在制訂法律時以最壞的想法來約束人的行動，這樣大家在犯錯前就知道後果，反而很少犯錯。同時犯錯的成本很高，不值去犯。

  東方更相信人的力量，總想能遇到一個明君出個一個聖人，用道德和約束力來進行人治，而且從古代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說，遇到明君聖主時就天下太平，遇到一個差一點的人就一片黑暗。同時人治時犯錯成本很低。有一個可靠的制度可以不用特別注重考慮人的因素，而保證事務的可靠性，反之，就是靠人品，碰運氣。

  我們中的很多人，正努力成為“人才”和“棟梁”。所以專政制度一直得以存在。不斷地奴役着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淳樸善良的人們。這些淳樸善良的人，也是愚昧無知的人，在制度等級的最底層，他們卑微地生活，但是一旦天下大亂，他們的暴虐將得以外顯，造成空前的災難，無視法理的狂歡式殺人，就是愚民們喜聞樂道的娛樂活動。

  我們首先務必思考，制度來源哪裡？各種社會制度也是人定，不過並非現在人定，而是古人定。其次，實際上，當我們突破了剛才所述的層次，我們在面對現存的社會制度方面碰到的問題，並非是不要制度，而是新辦法和舊制度之間的衝突。所謂的新辦法，也不過是制度，只不過尚未為人所遵守。各種制度是死的，不會變，是用來規範人行為的即成合理化框架；人是活的，不會變的就是改變，人是世界上最不靠譜的動物。

  制度是人定的，由人來執行和遵守。相信制度，就是相信定製度的那些人和他們的理念。一個人相信沒有用，只有整個社會大部分人都相信，堅持一個制度會帶來的好處才能顯現。然而中國大陸現在是個缺乏信任度的地方。中國需要魯迅這根芒刺，也需要胡適這把剪刀。

  相對好的法律不能製造出有道德的人；應該是有道德的人製造出好的法。當然不能因為有所謂的好法，就認為萬事大吉；但我們也應該相信，人心中都有遵守道德和良善的一面；這些能被相對好的制度和相對好的社會激發出來（這個結論我表示懷疑。——編者）。

  從穩定性方面來看，制度即各種各樣的具表條文，有跡可循。而人在這方面顯然並不如制度這般“死板”，中國人有個充滿誘惑的詞語——變通。人可以出爾反爾，基於此可以說制度更靠譜些。（以上制度這個詞，如果沒有特別說明，大體上指民主自由的制度，除非前邊加了修飾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