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拷問別人：“你覺得自己有罪嗎？”

公元前500年，人的理性自覺，掀起了世界文明史的高潮。
在古中華，老子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決絕（《道德經》），徹底剝奪了原始神的生存權，宣告了人與自然的統一體。
莊子將“個體意識”抽象放大：“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他融自我於大自然中與道一體，則人的自性便同道、同天地共崛起。莊子狂放處：“道”就是我。
孔子敬神而遠神避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
荀子則將“神”的地位徹底自然化：“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天論》）
可以說，“中國文化在先秦時代，以孔子的‘仁學’為代表，已經實現了由神到人的……突破。”（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人的自性的覺醒，形成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共振：釋迦牟尼以“佛”之名號代言古印度的“覺悟”，柏拉圖以“理念”的深邃奠定古希臘的哲思，“十二銅表”以“法”的自重挺起古羅馬的脊梁，猶太先知以“救贖”的自為張揚以色列精神……

中國作為沒有宗教傳統的國度，人們的精神家園極易喪失守護者。五四運動、文化革命，把維繫中國人精神家園的傳統守護力量摧毀殆盡。1949年以後，通過計劃經濟對資源控制的有形之手，建立起布爾什維克式的精神家園守護長堤。

如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沒有神的庇護、沒有傳統的約束、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信仰力量也日漸微弱。於是，對錢的追逐，對物質的渴求，成為人們精神世界的主宰。

構建精神支柱成為當前中國人，尤其是先富一族們的一道難題。

困難到中國人還在疑惑靈魂的有無。這裡也不得不談到魯迅，他在《祝福》中就曾借祥林嫂之口逼問過“我”：“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這個問題曾讓知識分子措手不及，惶然失色，最後只好以“說不清”搪塞過去，落荒而逃。然後魯迅特意寫了一整段話，對這“說不清主義”展開嘲諷，在那個時候，魯迅就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苟且、敷衍，以至於在一個農婦滑向毀滅的道路上束手無策，甚至助成了最後的那關鍵一擊。這不能不讓人痛心。將近百年過去了，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有長進了嗎？至少在《繭》裡面，還沒有得到樂觀的消息。《繭》裡面，童年的程恭絞盡腦汁地發明了一個“靈魂對講機”，要與爺爺被囚禁的靈魂對話。若干年後，塵封已久的那個裝置再出現在程恭面前時，它已經成了僅屬於童年的記憶，而不能再給他任何當下的觸動了。這不禁讓人想到但丁在《神曲》裡寫的：“信仰和純潔只在兒童中發現；以後，在他們的兩頰還沒有長滿鬍子以前，這兩種美德就消失了。”

聖經上說：神是靈，凡敬拜他的，必在靈和真實里敬拜。可是，中國人連靈魂的有無都不曾清楚，又如何談得上在靈和真實里敬拜呢？正是這種無信仰的生存狀態，導致祖父輩們即使在事過境遷之後，也不能將自己抽身出那個人人互害的環境，在神或者良知法則面前承認自己的罪，從而尋求真正的潔淨，與神與人，都能和好。也正是這種無信仰的生存狀態，導致父輩們在啟蒙理想受到挫折時，一部分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變得一無所依，頹唐空虛。同樣，還是這種無信仰的狀態，導致年輕的一代找不到獨立的價值坐標，也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樣。

中國人拷問別人：“你覺得自己有罪嗎？”

殊不知，認罪其實是個體生命在無罪的神面前自發的承認，正確的做法不是去拷問別人，而是問自己是否有罪。事實上，如果人能夠謙卑地站立在神面前，就會自發地意識到自己是個罪人，如《聖經》上說：“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