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在兩種制度下的不同厄運――從林琳之死說開去  畢汝諧（紐約  作家）

 2007年按：最近，在曼哈頓華埠堅尼路街頭畫花鳥字的畫家董鶴疇，於警察開罰單時，遭到警察毆打，還被警車撞斷了腿；之後，警察把他拘留在醫院裡，連家人探望也要向警察申請．
   我由是找出１９９１年同時發表於＂世界日報＂和香港＂前哨＂月刊的舊作＂藝術家在兩種制度下的不同厄運――從林琳之死說開去＂（筆名李方）；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以供網眾參考．
   
   藝術家在兩種制度下的不同厄運――從林琳之死說開去　　

   數年前，在一次麻省理工學院的餐聚時，林家翹院士向筆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為文藝家，你認為共產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有何不同？”
   筆者答曰：“在共產制度下,藝術家餓死的可能性甚小，入勞改營的可能性甚大；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藝術家入勞改營的可能性甚小，餓死的可能性甚大;在共產制度下，藝術活動被視為同於政治活動，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藝術活動被視同於商業活動；兩種制度各有其殘害藝術家的方式，一言難盡也．”
   林琳君便是資本主義制度下藝術家不幸犧牲的例證．
   九一年八月十八日凌晨，素以治安不靖、藏污納垢著稱的時代廣場附近一聲槍響，奪去了青年畫家林琳的生命．一顆業已冉冉升起的藝術之星就此隕落！他是美東地區一連串華裔受害人中最新的一位，但可以肯定地說，他絕不是最後一位．
   噩耗傳出，八方震驚．林琳先生的父母及岳父母自中國大陸來美奔喪，白髮人送黑髮人，人間哀恨，莫此為甚．
   在共產制度下，藝術家是所謂國家幹部，即食共產黨之祿、必須忠於共產黨之事的官員．他們實際上是居於平民百姓之上的精神貴族,舉諸社會地位、經濟收入乃至生活方式均與平民百姓大相徑庭．對於某些馴良、狡黠、善於投機的藝術家而言，以作品充當敲門磚,搖身變為文藝官僚的機會始終是存在的．
   然而,共產制度卻使得一切追求創作自由的藝術家感到窒息;外行領導內行，僵化的行政體制，使得許多不世之才難以施其技．更可畏的是，毛皇帝鄧皇帝玩起權術時總是以意識形態為突破口，而文藝界則首當其衝，藝術家萬一不慎跌入政治深淵，萬劫不復．五七年反右後，北大荒勞改農場裡有文藝家組成勞改大隊，受苦受罪，牛馬不如．時至今日，大陸文藝界人士言及東伯利亞北大荒時，皆猶有餘悸．
   由此可以想知，當大陸藝術家離開中國大陸抵達美利堅時，該是如何的歡欣若狂．
   然而，美國並非藝術家的樂園．在這裡，只有一流甚至超一流的藝術家才有條件從事專業創作，而絕大多數藝術家迫於生計不得不去干各種他們視為低賤的工作．在美國，沒有金錢便沒有尊嚴．當藝術家為求糊口而疲於奔命時，何來藝術家的尊嚴？
   林琳是旅美大陸畫家中的佼佼者，其作品已初步引起藝壇注目．仍然不得不獻技街頭，深入險地,淪為黑煞槍下的冤鬼，悲夫！
   死於非命乃是人生悲劇的最高形式．至於索命無常是中共還是黑煞，犧牲的地點是北大荒還是曼哈頓，對於受害者而言,並無本質的區別．
   林琳是一位藝術家，無意問政，然而政治卻不放過他．在中國大陸,他由於標新立異而被校方除名;在新大陸，六四慘案又使他走出畫室，為紐約市重造民主女神像奉獻心力．這位重建畫室於新大陸的藝術家始終牽念着故國風雲，其志可勉．
   所謂藝術家---常人眼中多愁善感的異類――原本就是人類苦難的理所當然的承載者．值此國家民族的多事之秋，中國大陸藝術家只能改變承載苦難的方式，而不可能擺脫之，這就如同你只能改變國籍而無法更變膚色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