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媒體和網絡正在為是否應堅持“政治正確”，鬧得不可開交。這個名詞儘管非常年輕，出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可是逐漸變種發酵，當2016美國大選選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大嘴巴總統川普以後，成了各方各派火力對攻的焦點。最近的一次發生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8月11日晚開始，美國數千名白人開始在此聚集，爆發了10年內最大的遊行，抗議弗吉尼亞州政府決定拆除位於該市的一座充滿爭議的雕像，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南方蓄奴州的統帥羅伯特·李的雕像。第二天，反對這次抗議自認為正確的一方也發動遊行，雙方在街頭衝突，造成騷亂和一人死亡。事件雖然已經平息，但給美國社會造成的巨大內傷不會迅速恢復。海外華人論壇上，有人用“文革”一詞來比喻這種對抗性的族群分裂。

令人注意的一個現象是，當川普總統就此事件發表推文，不加偏袒地譴責了雙方的暴力行為後，左派媒體群起而攻之，批評他政治不正確，沒有堅定地站在反白人至上主義者一邊。川普對媒體的回擊似比往常軟弱，顯得有些理虧。可見“政治正確”威力之強大。從什麼時候開始，美國的“政治正確”壓倒了自由獨立平等的美國憲法，自成一尊了呢？這值得探究。

你怎麼能這樣講？政治正確堅持的就是平等自由，有人會說。

看起來是的。政治正確這個術語始於九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這個運動留下的最大成果是“反歧視”。“歧視”這個詞，美國人的理解與中國人略有不同。美國人“歧視”的意思是“區別對待”。簡單講，任何社會都存在差別，比如貧富差別，男女差別，體力智力差別，出身差別，教育差別，宗教信仰差別，政治傾向差別等等。在美國，還有種族膚色的差別。如果在一些影響人們生活的場合，比如入學、僱傭、提升、解僱、買賣、居住、司法審判等方面，某一方，尤其是權力的一方，作出決定時參考了前述差別，而這種差別與決定標準沒有直接的相關性，這就是“區別對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歧視”。反歧視的最顯著成果是選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儘管是個有爭議的總統。

反歧視固然正確，可是當正確過了頭就走向反面。通常，反歧視的政治正確人士，理所當然地把自己放到正確的位置，高過錯誤的位置，也就是高過錯誤的你的位置，從而製造了一種新的不平等和不自由。政治正確，等同於“我最正確”。只容我“正確”的自由，不容你“錯誤”的自由。這裡雖然沒有最高法官和總裁判，但“我”卻變相地化為最高裁判。在政治正確人士眼裡，“我”就是決定乾坤的上帝，將一切程序正義視為糞土。我說你是白人種族主義者，你就必須是，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就像在中國的文革中，我說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這些政治正確人士，都不是平庸之輩，往往有着很高的地位或頭銜，比如有名望的媒體人，明星藝術家，或當選議員。要想讓他們自我約束，謙卑一些，按照事實說話，不走偏鋒，那可不大容易。而且，這些人的能量相當大，甚至大到改變政府或者法官的意志。

為什麼政治正確的自封者，有這麼大的能量，能讓別人啞口無言，低頭認錯，放棄自己應有的權利呢？他們既不用軍隊，也不用法庭，卻能摧枯拉朽，無往而不勝。主要原因，我以為在於大眾的某種愛好正確的社會心理。

世界進入現代以來，意識形態逐漸占據了人類的主要精神領域。而在過去，這裡都是傳統意識或宗教意識的領地。一些看來科學先進的意識形態，雖有其正確的一面，在引領社會變革中發揮過良好作用，但是哪怕再正確，也只是人類頭腦自己創造的。因為大自然還遠遠沒有被人類開發認識完畢，新的發現仍不斷地否定舊的發現。你的所謂正確，局限性很大。人們不斷地糾正對某種營養品的肯定與否定，就是一例。把一種不切實際的意識形態人為加以固定，通過家庭，教育，社會普及和傳媒傳播嵌入人的大腦，形成社會定勢，這種定勢力量之大，甚至可以超越軍隊、政府和法律，無所不在地干涉着社會生活。

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的小說《平民之家》，講了一個三代都是高等知識分子的“成功”家庭，卻無法讓兒子同樣“成功”的故事。讀高中的兒子翔厭學出走，非常“失敗”。母親最後意識到，悲劇的原因在於自己“三觀太正”。所謂“三觀太正”，也就是太過於追求正確，追求完美，脫離現實地苛求孩子。一種在所有人看來都正確的觀念，卻害了一個又一個孩子。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社會災難，可惜遠遠沒有被人意識到。這場災難的起源，就是“政治正確”。應該說，沒有長達十幾年的思想準備，僅僅靠一個人即興發動，怕不那麼容易。在我看來，這種準備，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隨後演變而成的黨正確，領袖正確，國家正確的教育。

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我從小到大，一直都受着一種看來非常純正的正確教育。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涇渭分明。並且，為了堅持好的，反對壞的，堅持對的，反對錯的，可以不顧一切，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們這代人，年輕時被忽悠成毛澤東的“黨衛軍”，一點都不奇怪。只可惜，50年後的年輕人，對此還是一腦子漿糊。這才大大奇怪。

“政治正確”使我想起了“平庸之惡”。Evil of banality，作為哲學術語，是指在意識形態機器下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由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1961年4月，以色列政府對猶太焚屍營的最高指揮官艾希曼的審判在耶路撒冷進行，艾希曼最終被判處絞刑。當時，漢娜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惡”概念。漢娜·阿倫特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第二種是被統治者脅迫或被動參與者的“平庸之惡”。第二種比第一種惡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第一種惡的破壞範圍很小，希特勒即便是連環殺手，也殺不了幾百萬人。而集體參與的犯罪，破壞面非常之大。

今天，借鑑於平庸之惡，我以為還可以提出一個新的哲學術語：正確之惡。簡言之，平庸之惡指的是人們無意識地參與集體犯罪；而正確之惡，是人們有意識地主動積極地參與集體犯罪。比如土改時屠殺地主及其家屬，文革時屠殺文人教師。無論從廣泛性，破壞性和持久性而言，正確之惡都數倍於平庸之惡。

誰都沒有忘記中國人的死敵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罪惡。可是誰也沒有想過，這種罪惡就是正確之惡。當時的日本國民，是以抗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以解放全亞洲受壓迫人民為榮耀，甘願奮勇捐軀的。每一個日本軍人追求的都不是一般人以為的罪惡，而是正義和正確。這種不具有普世價值，僅僅針對敵人或敵手的“正確”，破壞能量非同小可。

正確和意識形態同時產生於近代，都是科學的副產品。在科學以前，很少有各執一端的所謂正確，只有上帝的意志，帝王的意志，也許還有“我媽媽說”，“我姥姥說”。科學實驗和科學計算奠定了正誤的標準和基礎。科學當然先進，因此凡自命正確的人，都自命先進，從來不會自我反省。

說到這裡有人自然會問，你連正確都反掉了，那人類的行為還有什麼標準呢？難道你想讓人類回到一片渾沌混亂里去嗎？當然不是。人類行為一向有標準，而且是統一標準，這就是全人類一個不少的同等的安全和尊嚴。凡是偏離或背叛了這個標準的，都是罪惡！

2017-0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