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諸位可能對海外中文媒體宣揚的：中國的腐敗是【制度性】的，必須改革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必須推翻共產黨，搞多黨制，不會陌生。那麼既然美國是多黨制，想必就不會有這種【體制性】的腐敗了？我本人在80年代上大學時，對此也是深信不疑，後來到了美國，開始了解美國的歷史，了解美國政治體制的運作，和美國朋友們的交往，對美國從80年代開始的大選和地方選舉的觀察，發現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根據。

在中國如果一個私人企業向一個官員行賄，那是絕對違法的。儘管由於各種原因，行賄在中國屢禁不止，但是至少在紙面上，絕對是百分之百的違紀違法行為。而在美國這個民主體制下，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下面的文章介紹了美國院外遊說集團的一些情況，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不過是冰山的一角，實際情況要嚴重得多。美國人對此也是深惡痛絕，但是又沒有辦法，這就是為什麼川普的所謂【drain the swamp】深的人心的原因之一。當然川普不會也不可能真的【drain the swamp】，他只是要建立適合他自己的【swamp】而已。

2010年1月21日，美國最高法院以5比4的微弱多數裁定（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 ）：企業和工會用於支持或者反對競選人的政治捐款屬於言論自由，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由此開啟了金錢可以直接影響美國的選舉的先例。其結果就是各種超級PAC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各種不明來歷的捐款（甚至來自國外的），通過這些PAC對美國的地方選舉和大選發揮着重要作用，錢在美國政治體製成了起主導作用的因素。麥凱恩-費高德法案成了廢紙。如紐約時報社論所指出的那樣：“最高法院為院外遊說集團提供了新的武器”是“當代對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更直截了當的指出，最高法院的裁決等於宣布：“企業的捐款不會使民選官員腐敗，對立法人施加影響不是腐敗。。。”。

最值得注意是：中國一些人吹捧美國的體制，要把美國的體制搬回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自己就是這種【swamp】里的受益者。抄了美國的體制，他們就能如魚得水地在中國合法貪腐、行賄受賄、把國家財產變成自己【神聖不可侵犯】的私人財產。。。這才是需要中國人警惕的。不要讓這些人把自己賣了，還在替人家數錢。。。

美國式的【官商勾結】和中國式的【改革開放】

來自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的三位研究者選用2006年震驚華盛頓的Jack Abramoff行賄醜聞（參見凱文·史派西在2010年主演的電影《Casino Jack》）作為切入點，研究了公司遊說活動對股票收益的影響。

這項研究主要說明了如下結論：美國企業遊說投入越大，公司股票收益越高；遊說活動創造價值的一個重要渠道為不正當的權錢交易。

企業遊說能否帶來收益？

每年美國企業會花費數十億美元在遊說國會政客和聯邦官員的活動上，但很少有人能說清遊說究竟能否為企業帶來收益（如果能，通過何種渠道？）。考慮到選擇遊說的決定往往與企業自身的特徵互為因果，這就為清楚的因果推理帶來了挑戰。

研究者於是選取了一個突然降低企業遊說能力的外生事件作為切入點。該事件發生於2006年1月3日，華盛頓頂級說客Jack Abramoff承認賄賂政府官員的罪行，並牽連了大量華盛頓高官。這一事件被隔天的《華盛頓郵報》稱為“這一代人中最大的公共腐敗案件”。事件發生後，公眾和媒體對遊說活動的關注度空前提高，政客們不得不主動和遊說者們保持距離，從而突然限制了後者的政治影響力。

由於這一事件與企業特徵以及企業之前的遊說決策並無直接聯繫，因而研究者可以藉此考察市場反應來確認遊說活動能否為企業增值。其主要邏輯為，2006年的醜聞嚴重削減了遊說活動的影響力，如果企業遊說活動在之前能夠為股東創造價值，那麼在醜聞發生後遊說投入越大的企業的股票收益就會下降越大。

為了檢驗上述邏輯，研究者使用標準普爾500指數在2000到2008年間所覆蓋的企業作為研究樣本，並考察了這些企業在Jack Abramoff醜聞事件後三天的異常收益（即股票的實際投資收益扣除正常收益後的股票收益，通常由各類“事件”所引起）情況。

在剔除了醜聞發生時已停止交易的企業和異常收益超高或超低的企業後，調查樣本中總共包含617家企業，其中421家企業在2003年和2005年之間花費至少1萬美元在在遊說活動上。

總體來看，參加遊說活動的企業的資產往往更高，平均資產達到269億美元，而沒有參加遊說的196家企業的平均資產為122億美元。參加遊說的企業的平均遊說支出為400萬美元。在這些企業中，遊說投入最高的是通用電器公司，其遊說支出為5600萬美元。

結果表明，在控制了每家企業的市帳率（即每股股價與每股淨資產的比率）和總資產後，遊說投入越高的企業在醜聞發生後的股票收益下降越大。在所有參加遊說活動的企業中，醜聞事件發生前的平均遊說開支每提高1個標準差（約為680萬美元），在事件發生後三天的異常收益率平均下降0.19%，約為4920萬美元。

考慮到醜聞事件僅僅是削弱了遊說者的政治影響力，因而上述發現反過來說明， 遊說活動在正常時期為股東創造了大量價值。而且，醜聞事件並未徹底消除遊說活動及其影響力，因而上述結果只是對企業遊說收益的保守估計。

政企合作還是政企合謀？

學者們通常認為，企業的遊說活動通過以下兩種方式來為企業增值：一種觀點認為企業通過遊說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傳達給有效信息不足的政策制定者，從而幫助他們作出科學決策（政企合作）；另一種觀點認為遊說企業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來影響決策者，進行權錢交易（政企合謀）。

那麼，在前述的發現中，企業遊說的價值主要來源於哪個渠道？是因為企業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專業化知識，還是因為企業與政客之間不道德的利益交換？

為了探究上述問題，研究者假定，願意參與不道德的商業活動的企業往往也更有可能參與不道德的遊說活動，於是研究者調查了是否這些企業會受到醜聞事件更強烈的衝擊。

研究者發現，如果一個參加遊說的企業在醜聞發生之前的五年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處罰過（全部樣本中有10%的企業受到過處罰，參加遊說的企業的受罰比例為13%，未參加遊說的企業的受罰比例為5%），在事件發生後三天的異常收益率平均下降0.32%，明顯高於未曾受處罰的企業。進一步的數據分析表明，參與遊說的企業的社會聲譽、公司職業操守越差，來自醜聞事件的負面影響也越大。

為了考察遊說增值的另一渠道——政企合作，研究者搜集了和信息不對稱相關的指標，例如無形資產的數量，研發支出，和審計透明度。結果表明，信息門檻高的企業並不會在遊說活動中獲得更高的收益。這更加從側面說明了遊說中所潛藏的官商勾結活動。

為避免2006年1月3日的其他事件造成了股票收益的變化，從而造成錯誤的推斷，研究者還作出了一系列穩健性檢驗。研究者發現，那些僱傭Jack Abramoff的遊說團隊成員的企業在醜聞後股票收益下降的幅度越大。在2006年前後的年份里，1月3日並不會顯著影響企業遊說開支和股票收益的關係。

警惕中國智庫熱背後的政商勾結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民間智庫逐漸興起。尤其是在最近幾年，大量新興智庫開始湧現，中國這條看不見的“K街（美國智庫遊說活動的象徵）”儼然成形。從當前智庫背後的人員組成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家中國民間智庫背後都包含政、商、學三股力量，其中最不缺的就是各類知名網絡、地產公司的身影。

從科學決策的角度看，智庫的興起意味着， 企業可以把所掌握的資源、信息提供給學者，學者在此基礎上準備更為全面、合理的政策方案，供政府部門的決策者考慮，從而形成一個良性的政策循環。

然而，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智庫活動也有可能成為政商勾結的溫床。儘管在國內很少有人公開將智庫和遊說聯繫起來，但大量企業通過智庫捐贈，間接為學者和官員提供收入和聲譽。在這一過程中，學者很有可能淪為特定企業的說客，官員也有可能成為袒護特定企業利益的幫手，從而形成一個惡性的政策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