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過人之處

  侃之前還真得解釋解釋。我說的“毛有過人之處”是說他在那些當年用暴力手段爭天下的梟雄中的“過人之處”。嘿嘿，你我都是百姓，跟他們不是一路人。再次聲明，我厭惡暴力革命。可中國的歷史就是暴力和災難寫成的。我有幸到美國苟且偷生，很慚愧。咱是條“黃花魚”——溜邊兒，膽小怕事，也就敢在這兒“耍嘴皮子”。

  言歸正傳。毛澤東讓我印象深刻地方是什麼？最突出一點就是敢上山當土匪。中共建立之初，毛是沒有進入中央核心領導機構的，在1927年秋收起義時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暴動失敗，毛率領殘部最多幾百人。他毅然決然地上井岡山與當地王佐、袁文才的土匪隊伍合併，建立武裝割據。為此，當時的中共中央並不同意，隨即撤銷了毛的候補政治局委員資格。來傳達中央指示者竟然還加上一條，撤銷毛的黨籍。可見當時毛去井岡山建立割據，被中央視為“去當土匪”，違背革命原則，肯定毫無希望。其實這才是毛比他們高明的地方。其實中國歷史上那些爭天下者哪個不是先搞武裝割據？

  中共建立之初，顯然是蘇聯領導的“第三國際”的走卒，什麼事情都得聽命蘇聯；同時蘇聯也在各方面給予中共支援。但蘇聯也好，當時中共的領導者也好，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都沒有多少了解。中共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沿襲蘇共奪取政權的方法搞城市暴動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蘇聯之前的沙俄工業化程度遠高於當時的中國；城市工人階層人數眾多，而中國恰恰相反，農村人口占絕對多數。

  毛澤東上井岡山真可以說是有魄力，因此被開除黨籍也在所不惜。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力量在於動員農村老農民，而非城裡人。毛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對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看得比他的中共上司們清楚。國民黨雖然在北伐中占上風，但各路軍閥仍存在，國民黨的統治能力由於軍閥紛爭大大地被削弱。此時在國民黨政府統治薄弱地區建立中共軍隊的割據是有條件的。加之當時中國社會矛盾尖銳激化，民不聊生，搞武裝割據不乏參加者。事實上毛在此點的設想上是成功的。朱德和他建立的江西割據地盤幾年內不斷擴大，軍隊也達到數萬。我想此時毛已經想好，中共如果要奪取政權，就要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毛的過人之處的第二點，是他在共軍中極大地加強組織建設，也就是中共黨支部建在連上和政委制。從那時起，中共就牢牢地控制了它所領導的軍隊，“黨指揮槍”。另一方面，黨組織和黨員的宣傳鼓動作用和模範帶頭作用，在當時的條件下效果很大。紅軍遠比國民黨軍有作戰能力，“支部建在連上”是原因之一。

  當然，當蔣介石的國民黨暫時地收拾了軍閥們後，騰出手來對付中共割據，這時中共的割據局面就越來越困難了。其實毛澤東當時就是沒有被王明排斥，仍在軍中有指揮權，紅軍能否打敗國民黨軍也是非常困難的。當時的國民黨軍比中共軍隊要強大很多，無論在人數上和裝備上都占極大的優勢。

  紅軍因此被國民黨軍打敗，開始了逃亡。按理說，此時此刻的紅軍會潰散，可“支部建在連上”的作用顯然在此刻發生作用。逃亡的紅軍竟然始終不潰散！並一直保持着相當的兵力。這些部隊後來都集中在地廣人稀的陝北地區，人數仍有幾萬。

  毛澤東說“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武裝鬥爭就是武裝割據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黨的建設的極其重要一環是中共在軍隊中的組織建設。毛的“統一戰線”並非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那種形式，而是獨立掌握自己的軍隊，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對抗比自己強大的多的國民黨軍。在地廣人稀的陝北，毛的軍隊便與西北軍和東北軍結成某種形式的統一戰線，使之能夠生存下去。蔣介石被扣留的“西安事變”，西北軍和東北軍和紅軍結成一定程度的統一戰線也是原因之一。由於“西安事變”和後來1937年七月的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共便獲得了大發展的機會。

  在抗戰期間，毛的中共也是利用統一戰線為自身樹立正面的“正義”形象，並在當時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獲得成功，削弱了國民黨的統治。反觀國民黨，拱手讓出宣傳輿論陣地。中共是擅長“宣傳工作”的。各個時期的宣傳鼓動工作根據自身目標有不同的內容，既然是“宣傳鼓動”就是要看當時的效果。這也是掩蓋真實目的手段之一。關鍵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要奪取政權則不擇手段。就“統一戰線”來說，到時候形勢變化了，原來“統一戰線”的“朋友”便“走狗烹”了。

  我對毛澤東發動的“延安整風”有這樣的感覺。他利用“整風”排除異己，建立個人絕對的領導地位是肯定的。他當時排除的都是什麼人呢？很多都是跟“共產國際”關係密切的人。這也就是說，毛通過“整風”建立起自己的“王朝”，而非完全聽命於斯大林的蘇聯。

  毛澤東在軍事上確實有一套。簡單地說，就是在國民黨軍絕對強大的情況下，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殲滅戰；並特別講求運動中殲敵。

  毛深諳帝王之術（古書讀得多），在奪取政權之前搞“五湖四海”，網羅各種人才；同時，在黨內各個派系中大搞政治平衡，建國後更是如此，並藉機剪除（他往往自認為）威脅到自己的重臣。手段和歷史上各個大王朝的宮廷政治同出一轍。

  毛在後來國家建設上很失敗。他忽略“馬上得天下，但不可馬上治之”之道，不自覺地認為什麼辦法都可以沿襲戰爭年代的手段。是的，他確實在爭天下的時候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打敗了國民黨人；但這已經成為過去。其實，毛就算是個“明君”，也還是要搞專制獨裁的。這種制度建立的王朝終將在腐敗中崩潰。

附錄：毛澤東一大至七大職務變遷（摘編）

劉峰2014-07-22 來源：烏有之鄉

　　1921年6月3日，中共一大召開時，毛澤東擔任會議的記錄工作，並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黨組織的情況。在這次會議中，毛澤東並沒有引經據典，暢談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略顯沉默寡言。休會期間他常在住的屋子裡 “走走想想，搔首尋思”，甚至於有的同志“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於是有些同志說他是個 ‘書呆子’、‘神經質’。” 中共一大於8月初閉幕後，毛澤東回到湖南開展工作。中共宣告成立後黨內最大的一次爭議就是與國民黨實現黨內合作，這個建議最早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包惠僧回憶說，馬林的國共合作的建議一提出，遭到中國共產黨人的普遍反對，毛澤東是黨內少數支持馬林的。毛說：“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他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原因……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份。” 對於其他同志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鬥爭的認識較膚淺。” 毛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並不是什麼政治上的利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毛澤東沒參加。一年後的1923年6月，中共三大上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並任中央局秘書。根據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可謂責任重大。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在孫中山的提名下，毛澤東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倡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中國同志衝突不斷，導致馬林被調離中國。後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也不可避免地出現部分磨擦，所以黨內反對馬林者一度對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不理解，毫不客氣地稱他為 “馬林的人”。

　　在1924年12月，中共四大召開，毛澤東因病回了湖南老家。這次大會上，毛澤東沒有繼續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直到1925年9月，毛澤東才重新來到廣州，擔任了國民黨代理中央宣傳部長。1926年5月，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退讓，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黨員不得不辭去了擔任的國民黨中央部長的職務。此後毛澤東把主要精力投入了他更熟悉的農民運動，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7年，由國共兩黨合作領導的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發動了 “四一二” 政變。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開幕，這次大會在危急關頭沒有制定有力的措施挽救革命。毛澤東在這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相繼，汪精衛又發動了 “七一五” 政變。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了八七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會議上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湖南領導秋收起義。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帶領殘餘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後來到井岡山，與當地土匪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隊合併，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放棄進攻大城市的計劃被指責為 “右傾逃跑”，中央撤銷了他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前來傳達中央指示的周魯又將中央的決定誤傳為 “開除黨籍”，於是毛澤東沒法繼續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的職務，只得去擔任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直到中央的文件傳來，才消除了誤會。毛後來笑稱自己當了幾個月的 “黨外人士”。

　　1928年4月，由朱德、陳毅領導的八一起義剩下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會師並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兩軍會師增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力量，連續三次打破了敵人對井岡山的一“進剿”。當毛澤東率領部隊在艱苦的條件與敵人周旋時，中共六大也因為白色恐怖而不得不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別墅內召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當年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後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後決定，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則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在1929年6月下旬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主張沒有被多數同志所接受，甚至落選了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暫時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直到陳毅親赴上海匯報情況，中央發來九月來信才結束爭議。毛澤東也重新當選為前敵委員會書記。

　　1930年前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爆發了中原大戰。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李立三推出《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政治決議，命令紅軍主力立即向武漢、南昌及廣州等中心城市進攻，目的就是要 “會師武漢”、“飲馬長江”。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後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並成立由毛澤東任書記的總前敵委員會，計劃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但是根據實地偵察到的敵情，毛澤東與朱德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放棄攻打南昌，避免了部隊遭到損失。在得知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在攻占長沙後又被迫撤出後，便命令部隊湘贛邊境前進同紅三軍團靠攏，並取得文家市大捷。紅一、紅三軍團在平江地區會合後，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9月，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召開，改組了黨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毛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這時在中原大戰中擊敗其他各派的蔣介石騰出手來圍剿紅軍。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但遭到失敗。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但是此時中共中央被王明 “左” 傾路線把持。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臨行前他選定年僅24歲的博古負中央臨時政治局的總責。博古對共產國際和王明的指示完全照搬，忠實執行，對毛澤東進行打壓。於是1931年11月初召開的贛南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排斥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指責毛澤東放棄攻打中心城市而擴大蘇區的計劃為機會主義路線。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後又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併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了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過共產國際反對臨時中央過分打擊毛澤東，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

    對於毛澤東在紅軍中開展的黨的工作，共產國際更是讚賞。毛澤東在軍隊中建立了 “總前委”，“毛澤東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同時 “在毛澤東的軍里有政治委員”。對於毛澤東創建的黨領導軍隊模式，共產國際簡直是讚不絕口：“黨組織是健全的，也是相當強有力的(光是在第4軍中黨員和團員加在一起就有1500人)。所在連隊都設有黨支部，排里有黨小組。在第3、4和12軍中全都配有政治委員和指導員……政治委員的職責以前不夠明確，現在好多了。共青團小組剛剛組建……指揮人員和紅軍士兵的相互關係是好的，都有革命的、高度自覺的紀律。”正是基於這樣的工作成就，共產國際支持在中央蘇區受到排斥的毛澤東在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 失利，不得不撤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在湘江一戰，紅軍損失過半。在前有圍堵、後有追兵的險惡環境下，毛澤東及時建議改變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前往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得到中央大多數同志的贊成。於是，中央紅軍順利的於1935年1月7日占領了遵義，並隨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2月5日，紅軍前進至雲、貴、川三省交界的一個 “雞鳴三省” 的山村，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黨的總責(習慣上也稱總書記)；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上的幫助者。在第二次進駐遵義後，中革軍委於3月4日決定設置前敵司令部，朱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毛在軍事指揮上的位置進一步突出。毛澤東提議成立新的 “三人團” 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於是在3月中旬，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 “三人團”，周恩來為團長。毛全面回到紅軍軍事指揮的核心地位。但是不久波瀾再起，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為了團結張國燾，中央先後決定任命其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和紅軍總政治委員。繼在8月4日至6日政治局松潘毛兒蓋沙窩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將混編成左、右路軍在中央指揮下統一行動後，8月19日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鑑於周恩來當時病重，決定毛澤東負責長征中的主要軍事工作。在張國燾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情況下，為避免紅軍內部衝突，毛澤東在同張聞天、博古等商議後，率右路軍中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9月22日，中央在甘肅哈達鋪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毛澤東任政委，並率領部隊於10月19日抵達陝北吳起鎮。11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鑑於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仍隨紅四方面軍行動，於是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取代中革軍委，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先後實現勝利會師，長徵結束。於是中央撤消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統一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再次調整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毛澤東仍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

　　抗日戰爭爆發後，王明在共產國際的批准下來到延安。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調整了政治局常委組成人員，共9人：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張國燾、博古和項英。為順利召開七大，決定成立黨的七大準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當前形勢下“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了。”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規定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權。歷時11個月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自1944年5月21日召開，時斷時續，於1945年4月20日結束。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通過了劉少奇提議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決議；同時決定在會議舉行期間，由主席團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書記處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職權。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全黨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下，勝利召開中共七大創造了思想條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召開，歷時50天。會議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l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書記處主席。

　　原載《黨史博採》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