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建設覆蓋紀檢監察系統的檢舉舉報平台。習近平指出，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脫離特定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文化傳統來抽象評判，不能定於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國政治制度模式。

毛牧青/文
　　大明皇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苦，從小飽受元朝貪官污吏的敲詐勒索，他的父母及長兄就是死於殘酷剝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從小出家當和尚。所以，在他參加起義隊伍後就發誓：一旦自己當上皇帝，先殺盡天下貪官。
　　　　後來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反貪官”運動，矛頭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貪官污吏。他的辦法很特別：
　　　　首先，朱元璋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員格殺勿論。
　　　　當他發現御史宇文桂身藏十餘封拉關係拍馬屁私托求進的信件後，立即下令並派人對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府的為政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從上到下貪污腐敗現象極其嚴重，他龍顏大怒，立即詔令天下：“奉天承運，為惜民命，犯官吏貪贓滿六十兩者，一律處死，決不寬貸。”並稱：從地方縣、府到中央六部和中書省，只要是貪污，不管涉及到誰，決不心慈手軟，一查到底。
　　　　其次，朱元璋敢於從自己身邊“高幹”開刀。
　　　　明初的中書省下屬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由於大量留用元朝的舊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新官吏。他們有恃無恐貪贓枉法，嚴重地危及到剛剛建立的朱家王朝統治穩定。所以朱元璋假借民心取向大膽對這些官員進行懲處。
　　　　戶部相當今天的計委、財政部、國土部、中央銀行、糧食部等部門。洪武十五年，戶部官員與地方官府勾結，採取預先空白報表蓋印後私自填充虛假支出數額營私肥己貪污財物。朱元璋發現後，立即將各地衙門管印的長官全部處死；副長官打百棍邊疆充軍。三年後，他又查出戶部侍郎（相當今天的副部長）郭桓和各司郎中（司長）、員外郎（副司長）與各地到中央繳納課稅的官員結成貪污團伙，採取多收少納、捏報侵欺手段貪污國庫物資折合糧食達兩千四百萬石的犯罪事實。他一怒之下將這些貪官統統處死，各省、府、縣牽連人員無一倖免，一時幾萬貪官人頭落地（呵呵，也有不少冤死鬼哈），受到不同處理的人就更多了。洪武二十五年，戶部尚書（部長）趙勉夥同老婆內外受賄十幾萬銀兩東窗事發，結果夫妻二人雙雙成了刀下鬼。
　　　　刑部相當今天的公檢法。洪武十六年，刑部尚書開濟接受一死囚家賄銀萬兩，用另一死囚做替死鬼。他還勒索其他罪囚家人錢物，並導致一家20口人全部自殺的悲劇。洪武十九年，刑部郎中、員外郎受賄虛報死亡並私放兩死囚。事發後這些大貪官都被朱元璋斬首。
　　　　工部相當今天的建設部。洪武十八年，該部許多官員借大興土木營建宮廷之機，採取虛報工匠工役人數天數多領工銀，發放時無端藉口剋扣工匠銀兩私吞。朱元璋在一次突擊檢查中就查處侍郎韓鐸、李楨二人貪污受賄案，並且帶出與其沆瀣一氣的中央專門派去監督工部的工科給事中。
　　　　兵部相當今天的國防部。洪武十八年，兵部侍郎王志把徵兵之機當作生財之道，大肆接受逃避服兵役的世襲軍戶所送賄銀達23萬兩之多。朱元璋一怒之下把他送上斷頭台。
　　　　禮部相當今天的教育部。貌似清水衙門的官員在腐敗風氣中也躍躍欲試，利用一切機會中飽私囊。洪武十九年，禮部侍郎章祥，夥同員外郎辛欽，竟然私自侵吞皇帝賞賜公主婚禮的銀兩，也被朱元璋拿了個正招。
　　　　朱元璋為了監督各級官吏行為，專門設置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職位。然而這些監督部門的主要領導也被腐敗之風拉下水。洪武十九年，都察院御史劉志仁奉命去淮安處理一宗案件。到達後他故意拖着案子不審，吃了原告吃被告，勒索兩家許多錢物。他還誘姦良家民女。被朱元璋派人押解京城處死。朱元璋還通過調查，又查出六科有61個給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貪污受賄行為，一一做了處理。
　　　　第三，朱元璋發明“剝皮實草”的殘酷刑法處置貪官。
　　　　一天，朱元璋在翻閱一批處死貪官的卷宗時突發奇想：百姓痛恨的貪官一刀斬首太便宜了他們，無法消除他們的心頭之恨，何不採取挑筋、斷指、斷手、削膝蓋等酷刑。他還創造了“剝皮實草”刑法，把那些貪官拉到每個府、州、縣都設有的“皮場廟”剝皮，然後在皮囊內填充稻草和石灰，將其放在處死貪官後任的公堂桌座旁邊，以警示繼任子官員不要重蹈覆轍，否則，這個“臭皮統”就是他的下場。這種觸目驚心的舉措還真管用，確實震懾了一批官員使他們行為大為收斂。
　　　　第四，朱元璋對自己培養的幹部決不姑息遷就。
　　　　為了培養和提拔新幹部力量取代元末留用的老官僚，朱元璋專門成立了培養人才的高等教育機構國子監，為那些沒有入仕的年輕讀書人提供升遷機會。他對這些新科進士和監生厚愛有加，還經常教育他們要盡忠至公，不為私利所動。然而在洪武十九年，他派出大批進士和監生下基層查勘水災，經舉報，有141人接受宴請，收受銀鈔和土特產品。朱元璋在斬殺他們時，看到這些自己培育的年輕幹部辜負自己教誨喪命自己手中，傷心的連連嘆氣。
　　　　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肅貪污的綱領——《大誥》
　　　　朱元璋花了近兩年時間編纂了《大誥》一書。這是他親自審訊和判決的一些貪污案例成果的記錄，書中還闡述他對貪官態度、辦案方法和處置手段等內容。朱元璋下令全國廣泛宣傳這本書，最好能家家一本；他還叫人節選抄錄貼在路邊顯眼處和涼亭內，讓官員讀後自律，讓百姓學後對付貪官。
　　　　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人在政舉”，藉助自己的崇高威望，以極其殘酷的暴法嚴懲貪官污吏。其決心之大、力度之強、措施之精確，收到了強烈震懾作用。朱元璋從登基到“駕崩”，他“殺盡貪官”運動貫穿始終沒有減弱，但貪官現象始終沒有根除。他晚年只能發出“為何貪官如此之多，早晨殺了，晚上又生一撥”的哀嘆。
　　　　朱元璋死後，“人亡政息”，他的反貪運動壽終正寢。朱家王朝後任的幾代皇帝大都昏庸奢侈無能，自己為貪污風盛行做了表率。特別是朱棣上台後為了控制思想、監督百官，專門成立了以宦官統帥的特務機構東廠（後來又成立錦衣衛和西廠），以及宦官組成的二十四衙門。至此幾代皇帝先後出現王振、汪直、劉瑾等臭名昭著的司禮太監，這些閹黨架空皇帝，挾制內閣，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干涉朝政，魚肉百姓，使腐敗風氣盛行。嘉靖年間內閣勢力抬頭，但整個政治環境已經腐敗透頂。內閣首輔嚴嵩、徐階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貪官。大明最後的崇禎皇帝想有一番作為，可惜朱家王朝病入膏肓已無力回天，自己最終在社會危機總爆發、農民鋌而走險的動亂中中吊死在景山的一棵大樹上。至此。朱元璋的名為“反貪官”運動，實為保朱家世襲王朝的舉措也只能終成泡影。
　　　　這裡只是簡單的講述明朝初期的“反貪官”運動。朱元璋至死也不會明白，腐敗的根源就在他堅守的人治制度上，他本身就是腐敗基礎和泛濫的根源。在封建專制社會中，皇帝實行的是獨裁的一元化領導；他的口諭就是“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由於自身和皇親國舅專制腐化，以及朝野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享受的不同級別的特權，必然導致腐敗風自上而下蔓延。而當“反貪官”運動一旦搞到“反腐敗”最高制定者自己頭上，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就到此為止吧”。因此缺乏有效民主和透明監督，這種所謂“反貪官”運動必然是不徹底和走過場。試想一下：當反腐敗觸及到自己集團利益、動搖到自己統治根基時，這種“反腐敗”能完全徹底持續下去麼？最終一場“反貪官”或“反腐敗”演變成只是抓出一批相對無根無基的“蒼蠅蚊子”做“顯著成績”的替罪羊走走門面；或成為以此排斥打擊消滅異己的“何患無辭”藉口；或成為限制人們言論自由的“引蛇出洞”策略；或成為繼續製造冤假錯案的幫凶。因此，專制社會下的“反貪官”“反腐敗”運動往往是維護自家獨裁專制統治的惟一出發點的“劍與火”行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腐敗”。
　　　　同樣，“權之所在，利亦隨之”。中國專制下的官僚階層總體上是自私冷酷和爭權奪利的一批人，他們無意真正為下層百姓謀利益。由於官本位官崇拜、敬官畏官早已潛移默化滲透國民心理，在這種制度和環境下的大小官吏和正在攀附官場的書生們，指導他們的惟一出發點就是如何當上官、保住官、升大官、斂重財和光宗耀祖上。官僚們練就了因循守舊、唯上唯書、明哲保身、隨機應變的做人、為官“潛規則”和“保險套”功夫。他們一切言行的出發點也只能是對上級負責，根本不需要對百姓負責。他們的為官宗旨可能口頭上是“竭忠盡職”“愛民如子”“清正廉潔”，而骨子裡的信條就是有權就有利，先當官後發財，當官才能更發財。因此貪官們有法不依，濫用職權，以權謀私、巧取豪奪公共資源盤、剝壓榨百姓利益有恃無恐。形成貪官間通過攀附、裙帶、拉攏等手段結成龐大複雜的關係網，相互勾結、相互包庇的官場腐敗風氣，甚至成為群體性共同貪污的集團趨勢也就成為自然和必然，正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這種龐大官僚貪污“表率”作用，又是導致官場乃至社會腐敗成風的螺旋上升的加速器，最終演變成社會危機總爆發“共振”的重要根源之一。
　　　　阿克頓勳爵說的好：“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私有觀念存在的社會，權力對一般人都有吸引和腐蝕作用。腐敗現象客觀存在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制約它的社會機制。中國封建專制下由於缺乏民主和監督的社會機制，“人治”的政策隨意性誘發法律道德沒有持續性和穩定性，加之自發小農意識和儒家禮教消極面的推波助瀾，最終成為中國歷代朝代更迭的同一規律而不可逾越輪迴折騰。這種傳統的腐朽的強大的組織基礎和思想基礎不消除，必然導致“反貪官”或“反腐敗”運動，只能是治標不治本的“鬧劇”無果告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