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凱尊孔旨在復興帝制

提要：1902年袁世凱向清廷報告：“大學堂聘用各教習，皆平素主張民權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導學生，則將來之禍，必更甚於戊戌！”在袁世凱眼裡，走向文明的戊戌變法是禍害，而民權自由即人權學說更是罪大惡極。就是這樣一個反人類的東西被滿遺所謳歌！梁啓超1913年加入過孔教會。後來，梁便表示反對。在1915年的《復古思潮平議》一文中，他批評儒粉“動輒謂自由平等之邪說，深中人心，將率天下而入於禽獸”，其真實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對新政新學。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為名而道德敗壞，也是些權位不高的年輕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會”，其實，正是那些“開口孔子，閉口禮教”能左右社會的位高權重者，才真正是“敗壞風俗之源泉”。

袁大頭就是個善於投機的河南人，他做事無原則，只管眼前利益，他干稱帝的事，完全意料之中。兩度落第，讀書看來不適合袁大頭！跟父親熟人去朝鮮幫辦軍務，敢下狠手暗殺，出了小名，關鍵是抱上了李鴻章的粗腿，到甲午前，混到了朝鮮事務總代理，但是，朝鮮局勢失控，立即開溜回國。回國閒賦，也不甘心，又瞅准光緒要改革的的想法，上書一篇，大談改革和新軍，這回，把光緒的腿抱上了。天津小站練兵，聰明勁是壓不住的，拿國家的錢，練出一幫私兵，軍隊只忠於自己。他練兵的時候要求：“吃袁家飯，做袁家人，絕不能砸袁世凱的鍋做叛徒。”後來的北洋軍閥這群人，年輕時就沒調教好，眼裡只有利益，為此不惜分裂打內戰，跟袁大頭的品行一模一樣。戊戌變法的關鍵時刻，袁大頭的聰明又發揮的淋漓盡致，明明是光緒的人，迅速翻臉，抱住了慈禧的大腿，把光緒坑害了。袁大頭後來自辯，宮廷的事與他無關，其實，傻子都能看出來，光緒和慈禧掰腕子，他這隻新軍的站隊至關重要。慈禧死了，大腿沒了，袁大頭又回家釣魚去了。他回家的時候，還帶了兩部電台。武昌首義爆發後，馮國章帶領北洋軍火燒漢口，燒死了3萬人。1913年鎮壓國民黨人起義，張勳在南京燒殺搶，多少無辜被殺，這就是袁世凱的流氓兵。袁世凱憑軍力當上臨時大總統後，就想稱帝獨裁！其稱帝之心表現在文武兩個方面。

一，武的方面的表現就是強軍擴軍以便黃袍加身

從1912年3月起，他調強迫革命黨人控制的南方6省（江蘇、湖南、廣東、江西、安徽、福建）裁兵，一年間6省裁減了27個師，36萬人；湖北裁減了7個師，7萬人。革命黨的軍隊只剩下區區2萬人。而北洋兵一個不裁，反而增加。北洋軍隊在全國軍隊總數的比重由原來的1/10上升到了1/5。此外，倪嗣沖、張勳、張作霖等招兵買馬，袁不聞不問。革命黨人不服，袁的對策是血腥鎮壓，1912年8月、1913年3月分別製造製造了轟動全國的張振武案和宋教仁案。1913年7-9月通過戰爭消滅了國民黨反對派，隨後自然是稱帝了。

二，文的方面的表現就是尊孔復辟帝制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臨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教育部決定小學廢除讀經，因為蔡元培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由於廢止了孔子與儒學千百年來的獨尊地位，所以引起了包括康有為在內主張尊孔者的強烈反對。陳煥章此時回到國內，發表了《論孔教是宗教》、《論中國今日當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凱頒布《整飭倫常令》，下令“尊崇倫常”，提倡建立全國性的孔教會，鼓吹忠順的公民必須信奉忠孝之道。他指責民國元年從小學課本里去掉孔夫子，是離經叛道、數典忘祖；責備學生不受駕馭，指責自由派的婦女平等觀是反家庭、反社會秩序。

1912年秋，陳煥章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孔教總會”，康有為任會長，陳煥章任總幹事，在各地設分會，創辦《孔教會雜誌》，他制定了詳細的“教規”，主張以孔子紀年，還設計了黑、白、紅三色“教旗”，象徵三統三世之意，並在白色中畫一木鐸。孔教會還“特立教會籍”，規定：“凡入會者，皆為入教。當注名於教會之籍，注籍之費，務取其輕，以普及為主，擬無論男女在16歲以下者，收銀五分，16歲以上，收銀一角。”

康有為鼓吹半部《論語》治天下，決心把孔教會普及於全國，推廣於世界。1912年12月12日，孔教會會長康有為上書袁世凱，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中國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又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中說：“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

“孔教會”的活動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國總統袁世凱的支持和贊助，袁世凱還發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滿遺們的尊孔活動因此獲得合法地位，並且確曾一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復古的妖風。他們為了使“人道”不致“澌滅”，曾經於“癸丑、甲寅（1913、1914年）兩次會於曲阜”，隆重舉行祭祀孔子的典禮。1913年春，揚州“尊孔崇道會”在孔廟舉行祭祀，到會的人“大半蒼蒼白髮，豚尾猶存，其行禮時均三跪九叩首”。可見“孔教會”之類的組織，正是復辟分子藏污納垢之所。一時間，全國上下尊孔復古一派烏煙瘴氣。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正式發布“尊孔祀孔令”，通令恢復學校祀孔。袁世凱把孔子捧為“聖哲”、“至聖”，視孔教為“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把民主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實踐，孔孟之道乃“國家強弱，存亡所系”，並要求國民“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以表尊崇，而垂久遠”。

陳煥章急忙離滬進京，以配合袁士凱。1913年8月，孔教會代表陳煥章、嚴復、夏曾佑、梁啓超上書參、眾兩院，提交《請定孔教為國教》請願書，認為“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經義為根據，一切義理、學術、禮俗習慣，皆以孔子之教為依歸。此孔子為國教教主之由來也。”袁非常明白“禮治”有利於獨@裁專斷，而“法治”則是獨@裁的障礙，所以1913年9月28日袁世凱親至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上演祀孔醜劇。他弄了一個“籌安會”，找了一批社會賢達捧場，鼓吹“中國國情特殊論”，以此為復辟帝製作輿論準備。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在正式就任大總統的宣言中明確提出治國要以“德治”：“道德為體而法律為用”，以禮義為主法律為輔。國會秉承他的意旨，相繼通過“祭天”、“祀孔”兩個議案，還恢復了跪拜禮節。袁明確提出以孔教綱常禮義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徑，政體雖更，民彝無改”，並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專制之規也”。

袁控制的進步黨議員堅決主張孔教應定為“國教”，作為“立國之根本”和“憲法”的主要指導原則之一。由於國民黨議員的強烈反對，最後雙方相互讓步，1913年10月通過的《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但國會中，反對袁世凱、主張法治的國民黨員占多數，支持袁世凱、主張禮治的進步黨占少數，更達不到通過所需2/3多數，所以，袁想集大權於一身的條文和尊孔入憲並不順利。

社會輿論的反對之聲更加強烈。復旦大學創辦人馬相伯，辛亥革命後受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北上擔任北京大學代校長的時候，指出：陳煥章等規定入孔教會者，人人必須交“會費”，一旦定孔教為國教，入會者將不計其數；而這次“請定孔教為國教的請願書”還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廟舉行婚禮，由孔教會主持婚禮儀式並收取費用，規定每起收四元錢，而納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後再納則加倍徵收。這些收入的一半歸政府，一半歸孔教會。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國4億人計，每年婚配者約3千萬，僅此項收入即達1.2億元；而納妾者每年不止2、3萬戶，收入也很可觀。所以馬相伯的結論是：“好貪心，好貪心！原來請定國教，止為金錢計耳！”

面對強烈反對，孔教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把憲法起草委員會否決國教稱為“天禍中國”，結果是“家無以為家，國無以為國，人無以為人，將相率而入於禽獸”。袁世凱更是親自出馬，通電各省都督及民政長，指摘憲法不良。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發“請頒定孔教為國教電”：“擬請兩院速定國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詖斯息。”最後這句“孔道一昌，邪詖斯息”倒是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歷代統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與用心。正、副總統發電，浙江、山東、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廣西、江西、安徽、雲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長自然“群起響應”，紛紛致電參、眾兩院，責罵反對派議員，要求儘快通過有利於袁集大權的條款和孔家會定孔教為國教的申請。江蘇都督馮國璋在電文中說：“值此國基未固，邪說朋興，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為千鈞一髮之維。若聽其謬種流傳，舊防悉潰，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為禽獸者幾希。”並提出由大總統袁世凱在上、各地軍政首腦在下，聯合向國會施壓，通過有關條文。“辮帥”張勳最為積極，不僅立即通電支持，還就任孔教會曲阜總會事務所名譽所長。

但國民黨議員不為所動，所以這部憲法草案仍然於袁不利，1913年11月初袁世凱乾脆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的資格，這樣一來，憲法起草委員會已不足法定人數，遂於1913年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憲法草案也隨之流產。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凱再向全國發出尊孔告令。12月23日袁世凱至天壇祭天，為稱帝從思想上到輿論上做準備。由於尊孔擁袁有功，陳煥章終於得到回報，被袁世凱聘為總統府顧問。

1914年袁世凱針對文化界的貶儒批孔，強調“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在道德，政體雖取革新，禮俗當要保守”。他命令小學必須開設儒學經典課程，而且堅持要把全部《孟子》編入初級小學的課程中。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復帝制時代的祭孔和祭天大典，他稱讚孔子之道是“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國紀民安，賴以不墜”。5月教育總長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主張立孔教為國教。9月25日，袁世凱正式頒發了《祭孔令》，宣稱：“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逾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棄，人慾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中國服循聖道，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為天地育萬物，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令於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前清的）祭孔典禮。9月28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親率文武百官於早晨6點半抵達曲阜孔廟，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蔭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祭孔。隨後，他令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5000元相助。

1914年12月，北京天壇演出了一場“祭天”的鬧劇。據記載，祀天之時，袁世凱頭戴爵弁，身着12雲團的大禮服，下着印有千山紋的紫緞裙，陪祭人員禮服的雲團各有等差，下面一色紫緞裙。袁三拜九叩，與封建帝王無二，只不過在所用的祀天祝版上改過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為“代表中華民國國民袁世凱”，其它一切如儀。1915年江蘇青浦所舉行的“祝聖禮”規模更大，僅禮成後參與和詩者即達“千數百人”之多。這說明他們的復古活動有社會基礎，而且影響頗大。

1916年袁世凱稱帝，與康有為恢復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陳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隸、河南、山東等省的孔教會給袁上“勸進書”，支持其自當皇帝。

三，袁世凱死後，孔教會繼續復辟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凱稱帝失敗，在萬眾唾罵聲中死去，繼任總統黎元洪宣布將“召集國會，速定憲法”，於同年8月在北京召開的國會決定繼續幾年前流產的制憲工作。陳煥章又以“孔教會”總幹事的名義，上書參、眾兩院，再次提出憲法應“明定孔教為國教”，讚揚公布祭天祭孔之制是袁世凱的功績：“袁氏將來不可磨滅之處，即在於是”；並激烈指責那些反對派議員是不如袁世凱的“敗類之議員”，是“誠可謂無教之禽獸矣”。陳的請願書剛剛提出，張勳、曹錕、張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開發表“爭孔教為國教電”，蠻橫地要求國會廢除2/3議員贊成才能通過原則，要求直接定孔教為國教。並威脅那些反對的議員說：“竟欲將多數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絕跡於憲法，是誠何心？即使將來憲法告成，亦不為人民所公認。倘因之更發生種種問題，危及國家，為禍愈烈，安見宗教之戰，不於我國見之！彼時雖欲重治反對者流以誤國之罪，亦以晚矣。”

1916年8月，李大釗寫了《孔子與憲法》，他說：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今以專@制護符之孔子，入於自由證券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萌芽專@制之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也……此專@制復活之先聲也。”“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儒家賦予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領袖和道德領袖的雙重權威人格，否定了民眾作為獨立政治主體存在的意義，在理論上堵塞了民主的產生。李大釗說：憲法是“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專@制不能容於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自由的敵人“惟皇帝與聖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壞孔子之束制”。

1917年3月，陳煥章等又發動山東、浙江等16省的尊孔會社在上海的代表組織“各省公民尊孔會”，他本人出任會長，張勳、康有為等為名譽會長，再次強烈要求“定孔教為國教列入憲法”，並以要“組織各地尊孔會代表進京請願”向國會施壓，但“憲法審議會”仍然否決了孔教為國教的提案。6月初，張勳率“辮子軍”進京，7月1日溥儀復辟，康有為親自修改的復辟的“上諭”聲稱：“自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

復辟失敗後，陳煥章又轉而投靠段祺瑞，充當段氏控制的“安福國會”議員。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陳煥章又投徐，被聘為總統府顧問，被授予文虎勳章。陳煥章因投靠再次出任總統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獲大綬寶光嘉禾勳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趕走黎元洪、以賄選當上總統而臭名遠揚的曹錕，又被曹聘為總統府顧問。

從袁世凱奪得大權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幾年中各路軍閥互相廝殺爭戰，你方唱罷我登場，掌權者象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無論誰掌權，陳煥章卻都能得到賞識，並非這些軍閥寬宏大量不計前嫌不管他曾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敵服務，而是他們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詖斯息”有利於自己統治的道理，需要“孔教”來為自己的專制獨裁服務。陳煥章也明白，自己在亂世中謀權謀利的不敗法寶就是“孔教”，誰掌大權，“孔教”就為誰服務，“孔教”成為權力的婢女甚至幫凶；再不濟，也能成為分杯冷羹的“幫閒”。

正是這段歷史，使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得出結論：孔子只是“敲門磚”：“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着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於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踞着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係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討厭。”

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觀察到，“儒學準確無誤地和當時所有復辟帝制運動建立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