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第六部分“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
報告還強調：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逐利違法、徇私枉法。

中國基層政府和官員幾乎都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黨章“治”老百姓，“依法治國”主要是治住權力，法治更重要的是用法律管住官員。中國的法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法治，也就是黨導法治，是黨的利益領導的法治，只要不是裝傻，只要沒有泯滅良知，就會一直看到它赤裸下身，仿佛看到法家秦帝制。一方面強調依憲治國，依憲執政，一方面強調堅持黨的領導。這樣的法律，如何有真正的公平、正義，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法治中國，就必需釐清法制的合法性，既公平性，“全體國民”置身事外的憲法，會有公平嗎？如果現體制下，依法治國，用制度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也是依法治國？如，養老雙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全民絕對數財富，紅色家族絕對掌控，如，想養更多黨的三個代表，立即立法收稅，如此依法治國，法治中國，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不是被偷梁換柱的法治，不是面目皆非的法治，不是欺騙洗腦的法治，不是連黨大法大都不敢面對、分不清的法治就永遠是“中國夢”。 

沒有政治改革的司法改革還能有法治意義嗎？  狼行曠野
司法改革需要有社會法治背景，在政治上實現只有憲法至上、權力相互制約的憲政體制，象台灣和香港的司法體制一樣，讓檢察官、法官退出黨派，讓黨委退出司法機關，司法機關不再依附黨政權力，這個改革才會有法治意義，如果不建立法治環境，政治體制的弊端必定也會在司法體制內滋生腐敗， 只有真正實現權力的合理配置，才能實現司法權威性和廉潔性，以上這些要有立法層面上的支持，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在一個非常極權體制下的所謂司法改革，我們不抱任何希望。   司法改革應屬於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政治體制不改而去談司法改革，那也是在體制內的瞎折騰，這只是體制內的權力利益的重構調整，司法改革的前提是政治改革，實現司法和行政、立法分離，實現黨政分離、黨法分離、政法分離，這是世界各國政治制度通例，在中國，政治腐敗主要是政黨的腐敗，政黨的腐敗的根源就是政黨對權力的極端壟斷，無所不及、無所不能，一個黨的書記和黨委可以獨攬人財物事等權力，因極權造成的政治空前腐敗，黨管下的司法腐敗也是驚人驚世，在現在的中國，人大代表身份和黨員身份的法官、檢察官在當今世界也是少有的奇觀，在中國執政黨是萬能的，司法改革仍不放棄黨管司法，將檢法兩部門人、財、物、事、權由地方上化到省級，這又讓各自的管理權力高度集中，但各級檢察長，法院院長只要求黨化，並不要求專業化，仍由外行人管行內的事。不論你怎能麼改，因為總是有人為司法當家，怎麼能獨立起來呢？司法如何實現從黨權解放出來，不讓法權屈服黨權，這是司法改革的政治難點。  既然法官有別於公務員，就不能再搞職業年輕化，去除行政官員的功利思想，因為法官的職業特點不僅有法學知識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司法實踐中長期的經驗積累，作為知識財富都是每個法官的個人智慧，是最好的司法資源，所以取消以前的法官職業任命年輕化，注重專業化，如勞動、土地，知識產權等案件方面更需要的是實踐經驗和專業化，落實職業終身制和責任終身負責制。   司法的改進，也不要把律師撇到外面，司法離不開職業律師與司法的協調配置，因為律師為司法提供了人才儲備，但對律師這個司法的附屬行業，我們的“頂層設計師”一直沒有合理的設計構想，多年來也沒有實現律師向法官的職業轉換。司法考試已實現了律師、檢察官、法官從業法律資格的統一，但職業角色之間的對立總是大於認同感，因為在現有的極權下的司法體制，律師職業轉換法官機會等於零，法官瞧不起律師，律師不認同法官，法官屈從法外權力，律師是維護公民私權，沒有法律上的共同理想。關於法官的選任，可以從職業律師中選擇相關專長的人才從事法官，由律師職業轉換的法官更富有司法經驗。同時由律師轉換的法官培訓成本不高，多年來，中國司法機關的法官還沒有從官本位角色轉變過來，我們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對司法持保守的政權工具論，一直沒有建立起律師與法官轉換的機制，一直把律師視為阻礙司法公正的絆腳石和對立面，還被視為受西方思想滲透的“敵對勢力”，鄙視律師，打擊律師，如果不改變這一現狀，多年來司法腐敗形成灰暗色彩就無法在人們心中抹去。   最近，中央改革領導小組出台了司法改革意見，是“頂層設計”的一項改革內容，是十八大之後完成了又一項“改革任務”的承諾兌現，在我看來，在沒有政治改革的前提下的司法改革，沒有法治意義，這個改革無異於“畫餅充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