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三部曲”將把中國引向何方 ？

2017.10.26帝國代理

作者按：不出所料十九大上，除了和以往一樣空話、廢話、謊話連篇外，現在又多出了個馬屁成片。什麼“十九大報告通篇閃耀着馬克思主義思想光輝。”、什麼“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越來越強”、什麼“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

如今有個現象：大領導們在各種場合儘量避開“共產”不講，只講“黨”的領導。這讓廣大民眾惶惑不已，我們不禁要問：“這個不要共產，只要黨的黨，到底是個什麼黨？”

當年，國民黨蔣介石也是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口號下，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當。今天，他們繼承了國民黨蔣介石的衣缽又打起“中華民族復興”的旗號把已經獲得解放的中華民族又打入到被剝削、被壓迫的牢籠里。又用蔣介石‘中華民族復興’的無汁奶嘴、哄騙糊弄着中國人民沉沉睡下，大作“中國夢”，以便盜賊們更好、更放心大膽地偷搶中國。

更令人吃驚的是，從江、朱的“三個代表”，到胡、溫的“科學發展觀”，再到今天習、李的“習思想----中國夢”都有“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滬寧的貢獻。如此看來，他們都在系統地執行着一個人的理論，向着一個方向！真不知道，江朱、胡溫、習李們到底有沒有自己思想，還是像演員背台詞執行導演的意志那樣，只是個被人指使的傀儡呢？

那麼，我們又不禁要問：王滬寧又是在執行誰的意志？“王氏三部曲”又將把中國引向何方 ？

中國人是要得到教訓的，他們不被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資產階級剝奪到一窮二白、饑寒交迫的程度是不會切身體驗到毛主席的好。他們還會高呼“小平你好”，在沉睡中大做“中國夢”！

【附件】曾飛：王滬寧教授的理論混亂  

2013年7月06日 09:58  

　　2007年10月23日大公報《“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滬寧》：提起王滬寧，他在學術界的名氣甚至比在政壇更大，有人把他視為新時期學者從政最搶眼的人物。身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堪稱中南海“第一智囊”。他在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晉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是繼鄧力群之後，又一位理論界人士擔任書記處書記。從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儒雅學者王滬寧的貢獻頗多。同時，他影響了一代學者投身政治，形成中國政壇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最為重要的是，王滬寧是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出重大理論貢獻的學者官員之一，他多次負責黨內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2002年，王滬寧當選中央委員，2003年4月出任政研室主任，滕文生轉任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他所率領的中央政研室，為新一代領導人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等理論創新夯實了學術基礎。

　　王滬寧教授的政治影響如此之大，也許是中國“新時期學者”之大幸。但不幸的是，不難發現，由王滬寧教授主導的新理論出現了嚴重的理論混論，這可不是中國學者的光彩。聽之任之有可能誤黨誤國，不利於中國人民。由此，不得不略加評論。

　　首先是王滬寧作出重大理論貢獻的“三個代表”新理論。

　　王滬寧教授作出的重大理論貢獻的邏輯推演並未公開披露，無以評論。但其新理論的研究結果，也就是新理論的基本框架在黨的喉舌上集中表述為：“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只能從理論結果來評論王滬寧新理論本身存在的邏輯問題。

　　王滬寧主編的《政治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原理》：政治活動是由一定的主體來完成的。研究政治活動首先要確定政治活動的主體。政治主體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會有不同。從總體上看，政治活動大體上有兩種主要的類型：⑴個體性的政治主體；⑵集體性的政治主體。這類集體性的政治活動主體是政治活動最基本、最重要的主體，是社會政治活動的主導力量，集體性的政治活動主體更能決定一定社會條件下政治活動的內容和樣式。政治活動的主體有四個共同的特徵：第一，政治活動的主體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這些利益是從一定政治活動主體的現實社會生活中產生出來的，利益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受政治活動主體的社會地位和社會生活決定。第二，政治活動的主體有自己的特定目的。第三，政治活動的主體受到一定觀念和思想的指導和支配。這些觀念，有的固定地體現在政治活動主體的綱領和意識形態中，有的沒有這種正式的表現形式。第四，政治活動的主體的實踐有一定的組織形式。政治組織形式可分為兩種基本的形式：一種是政府性的組織形式；另一種是非政府性的政治組織形式。（按：可以指政府或政黨）……第一，政治關係最基本的意義在於它們主要體現了一種階級關係。所有這些關鍵都以某中方式反映着一定的階級關係，個人之間的政治關係和集團之間的政治關係，首先都受到階級關係的影響。但是，這並不是說每一種政治關係都直接表現為階級關係。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政治關係更多體現了人們內部的關係。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政治關係才是階級關係的表現。……

　　《共產黨宣言》：“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恩格斯解釋說: “兩大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必然會成為政治鬥爭。” “在階級反對階級的任何鬥爭中,鬥爭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權力；統治階級保衛自己的最高政治權力,……被統治階級首先爭取一部分政治權力,然後爭取全部政治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頁）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裡指出：“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儘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着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裡，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係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

　　顯然，王瀘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已經逐步地背離馬克思主義。他認為“並不是說每一種政治關係都直接表現為階級關係。”“在一定的條件下，政治關係才是階級關係的表現。”有意模糊政治鬥爭的本質。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分明是“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一切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兩大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必然會成為政治鬥爭。”顯然，社會政治活動的主體就是階級，在當今世界主要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大主體。而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被官僚資產階級所抑制，無法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在現階段主要就是無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兩大主體之間的鬥爭。

（毛澤東說過：“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這是因為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王瀘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掩蓋政治關係、政治鬥爭的階級本質，刻意模糊政治活動的主體，這為此後把政黨上升為階級之上的政治活動主體埋下了理論伏筆。

　　到了“代表”理論的提出，政治活動主體顯然已經是“中國共產黨”了，政治活動主體不再是《共產黨宣言》裡的“無產階級”或“絕大多數人”了。已經暗暗地修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也就是賦予共產黨代表了無產階級和絕大多數人的特殊地位。以此解決了“執政合法性的問題”。美國政治家也欣然承認了這個合法性。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沈大偉(戴維·香博)對記者發表評論：“在西方的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看來，“拋開意識形態”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30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這段時期里，中國的執政黨和領導人主要根據務實的考量以及中國與世界的現實作出了許多重大政策決定，而不是根據抽象的意識形態來作出政策決定，就像毛澤東主義時代經常出現的那種情況。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實事求是”。在西方，我們稱之為“歸納式”決策(以事實為依據作出評估)而不是“演繹式”決策(以理論或意識形態為依據)。”“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證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護了國家利益，提高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發展了國家經濟，而且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難道與意識形態無關嗎？不是，是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擺在首位和第二位，也就有效擠兌了“意識形態”，讓它名存實亡。所以美國專家欣然認可，因為“拋開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則，而給予了“中國共產黨證明了它的合法性”的高度肯定。(來源：2009年09月21日新華網《美國專家：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表現相當不錯》)由資產階級的專家來肯定“無產階級”的理論，如果這樣的理論本身不混亂，那怎麼可能呢？

　　《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

　　“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者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按：如今卻執意用“代表”理論來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維護黨內特殊利益階層的特殊利益）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無產者不同的民族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按：前提是“無產階級”是政治活動、階級鬥爭的主體，共產黨只是無產階級的一個部分，這個先鋒部分就必須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否則它就不再是無產階級的一個部分，沒有了無產階級是主體，共產黨成了主體，那麼共產黨人代表人民利益的提法，內涵就完全變了，對此馬克思早有分析）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鬥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體系，聖西門、傅立葉、歐文等人的體系，是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還不發展的最初時期出現的。關於這個時期，我們在前面已經敘述過了（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誠然，這些體系的發明家看到了階級的對立，以及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運動。由於階級對立的發展是同工業的發展步調一致的，所以這些發明家也不可能看到無產階級解放的物質條件，於是他們就去探求某種社會科學、社會規律，以便創造這些條件。社會的活動要由他們個人的發明活動來代替，解放的歷史條件要由幻想的條件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逐步組織成為階級要由一種特意設計出來的社會組織來代替。（按：這就是如今的“精英治國”，用精英和他們的頂層設計來代替整個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並宣稱代表了他們的利益）在他們看來，今後的世界歷史不過是宣傳和實施他們的社會計劃。誠然，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主要是代表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按：於是代表理論也意識到這一點，並加以突出）在他們心目中，無產階級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按：人民大眾愚昧無知，只能由精英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代替他們活動）”

　　於是，第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也就變味了，也就是回到了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論點上去了。其實這樣繞彎彎的“新理論”和茅于軾直接叫喊“我提倡精英治國，但精英必須代表草根”的歪論並沒有什麼區別，本質涵義一個樣。

　　從中國傳統文化的王天下的合法性理論來看，數千年前就產生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姜尚《六韜·武韜·順啟第十六》）“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篇》)的民本思想。到了近代反而倒退了，朱熹理學把“君為臣綱”尊為天理，倡導“滅人慾，存天理”把君主的統治權力歸結為來自天理而非來自人民，徹底拋棄了傳統的人本思想，構築了最反動的統治合法性理論，把中國拖入了最黑暗的社會狀態之中。而茅于軾的“精英治國論”就是這種腐朽傳統的迴光返照。絕對不是什麼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此外，表述“代表”理論的命題本身在形式上混淆邏輯層次，違反邏輯原理，形成了邏輯混亂。

　　人們從邏輯學知道：“在具有屬種關係的概念中，外延大的概念稱為屬概念，外延小的概念稱為種概念。由於屬概念與種概念分別反映不同層次的對象，因此，在語言表達中，屬概念與種概念一般不能並立使用，否則，會使部分外延被重複斷定。”（來源：《普通邏輯學教案第二章概念》）

而“人民”屬於政治概念,人民包括勞動者和其他社會成員；“生產力”屬於經濟概念，生產力包含勞動者、生產工具、勞動對象等要素；“人民”、“生產力”與“文化”里的概念顯然也不是同一層次的概念。按照邏輯學的常識一般不能並立使用，否則會使部分外延如勞動者等被重複斷定，造成邏輯混亂。而“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題恰恰把“人民”、“生產力”與“文化”等不同層次里的的概念並立使用，這樣的邏輯混亂很容易造成理論混亂。而理論的混亂也就會造成社會的混亂。在理論混亂的情景下，諸如茅于軾之流也就敢於斷言“勞動不創造價值，交換才創造價值”，這就影響到東莞的勞動密集型企業，老闆們更注重搶到外貿訂單的交換活動，而鄙視勞動和勞動者，傲氣十足地欺負農民工，以為自己在養活他們。結果導致了農民工的大規模逃離，自己製造了用工荒，從而迫使東莞走向破產。又如，在理論混亂的情景下，許多官員也就敢於自以為是“人民”、“生產力”與“文化”的總代表，高高在上目空一切，以父母官自居，大權獨攬，任意主觀拍定城鎮化規劃，暴力搶奪農民的耕地大量建設鬼城，以滿足官僚集團自己保值大量腐敗得來的不義之財的需求，使國內經濟發展陷入一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