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斯大林也不贊同公私合營

1957年1月11日，我曾祖父1912年創建的泰誠豐銀行被強行併入中國銀行。

縱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大部分錯誤都由於侵害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共和國成立前夕，犯此類錯誤的端倪已見。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致斯大林的電報中提出：“隨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將應當從政治舞台上消失，從而將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中國革命。”(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

這種極端主張，連斯大林也不贊同。他在1948年4月20日給毛澤東的覆信中提出：“我們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代表中國老百姓中間階層和反對蔣介石集團的中國各反對派政黨還將在很長的時期內存在。中國共產黨應該與他們合作以反對中國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這意味着，暫且還不必實行整個土地的國有化和廢除土地的私有制、沒收從小到大的所有的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以及不僅沒收大地主的財產，而且沒收靠僱傭勞動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財產。有必要等一個時期再進行這些改革。”(沈志華編：《中蘇關係檔案》)

這些勸告中方聽不進去，並且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七大通過的綱領《論聯合政府》和《共同綱領》全都置諸腦後。掌握全國政權後十多年間，領導人一意孤行，加速廢除了各個領域的私有制，並肆意界定階級標準，把大部分知識分子列入資產階級隊伍，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也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而製造了連綿不斷的鬥爭。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仍然是又團結又鬥爭，以團結為主......。”

根據中國的統計，在1949年，中國共有資本主義工業企業12萬3000個，生產總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63%。到了1952年，私有經濟成分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是80%，處於絕對優勢，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毛澤東覺得該是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的時候了，也就是先把私人工商業變成公私合營企業，然後再把公私合營企業變成國營企業。

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統戰部一個文件上批示說：“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後才開始過渡。”

儘管毛澤東在1953年9月還對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信誓旦旦地說“實行國家資本主義，......要出於資本家自願，因為這是合作的事業，既是合作就不能強迫，這和對地主不同”，然而政府對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一開始就是強令執行，私人企業主沒有任何發言權。毛澤東當時得意洋洋地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對於私人企業家，開始實行的策略是“步步為營”。

從1953年開始，開始在一些私人企業強行入股，就是加入“公共股份”，並且派出幹部以公方代表的身份經營和管理企業。私人企業家儘管仍然持有多數股份，但是卻要將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權交給公方代表。

即使是這樣，毛澤東仍然覺得進展太慢。1955年，毛澤東再次改變政策。這一年11月，毛澤東批評了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12月下旬，毛澤東提出：“中國的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應當爭取提早一些去完成。”

於是，中國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公私合營”運動。私人企業主的利潤分紅被取消，改為根據企業主的股份每年發放相當於股價5%的“定息”。而企業股價的評估，規定要“在工人群眾監督下，由資方自估、自報、同行評議，再由行業合營委員會（由公方、工人、資方三方面代表組成）最後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