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之我見

作者鄭州邵晟東

                   一  問題的產生

    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共產主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將消滅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的現象，到那時，人人平等，大家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資極為豐富，所有人都可以過上非常幸福的生活。共產主義要通過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才能實現，而中國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場革命，正走在通往共產主義的大道上。最終，共產主義必將徹底戰勝腐朽的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取得成功。我深受這種教育的影響。後來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也非常信服。

    然而，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我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我開始認真讀書思考。隨着知識的增加、視野的開擴，我的困惑越來越多。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國的反右、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以及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大屠殺等一系列的嚴酷事實，與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難以接受。後來，中國“六四”的血腥鎮壓，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滅頂之災。僅存的幾個共產黨掌權的國家，中國、越南和古巴也先後放棄了共產主義原教旨，開始了深刻的改革；拒不改革的朝鮮則陷入了嚴重的生存危機。而與此同時，所謂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日益繁榮昌盛起來。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人們眾說紛紜。

    有人說，共產主義失敗是因為出了叛徒，是因為修正主義的領導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是因為“竟無一個是男兒”；他們相信，只要堅持和發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有人說，沒有民主，導致思想僵化、制度僵化，是共產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說，共產主義失敗於哲學和對人性的誤解；甚至有人認為，共產主義一開始就是邪惡的，馬克思是邪教徒，列寧是德國間諜，斯大林、毛澤東是暴君；有人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甚至認為比法西斯主義更壞。各種觀點，莫衷一是。

    我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籍，但一直未看到能讓我完全信服的說法。我認為，共產主義雖然沒有成功，甚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它畢竟是人類歷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場追求理想社會的運動，有必要對其進行更深刻、更徹底的總結與反省。把主要問題歸咎於個人品質或陰謀，顯然是很膚淺的，只有結合歷史背景，全面深刻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產生、發展和衰落的原因和條件，才有實質性意義。

    共產主義運動為什麼會興起？為什麼能在全世界造成那麼巨大的影響？為什麼後來會衰敗？共產主義究竟給人類帶來了什麼？這樣的運動以後還有可能再次興起嗎？認真研究這些問題，努力尋求正確答案，不僅僅是重大的歷史課題，對人類的未來也有重要意義。

                   二、   追根溯源

    我讀過的研究共產主義的文獻，大多傾向於對其歷史過程、事件、人物以及制度等進行描述和評判，對其理論的研究和評判往往着力不夠。一個典型例子是Richard Pipes的《共產主義實錄》。作者在書中說：“......我們將重點研究（共產主義的）實施過程，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和方案本身相對是無害的，而每一次將其付諸實踐的努力，特別是在動用國家全部力量的情況下，都造成了重大後果。”

    Richard Pipes是哈佛大學著名的歷史教授，畢生致力於研究共產主義，是學界公認的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和其他一些學者談到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理論時，往往一帶而過，簡要地批判其錯誤，卻未能結合歷史背景，讓人信服地解釋清楚為什麼錯誤的理論能夠產生那麼巨大的世界性影響，形成那麼巨大的現實力量。在研究共產主義的實踐時，許多學者往往由於其最終的失敗而忽略其曾經有過的某些方面的成功，更不屑於研究那些成功的原因；對實踐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和後來的衰落，一些學者往往歸因於領導者的個人品質和具體決策，而對理論上的錯誤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視不夠。

    我認為，共產主義運動曾經擁有的影響和力量，主要來源於其理論，來源於其理論在當時具有的強烈的現實針對性。而共產主義實施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其根源也往往在於理論上的錯誤和由此而產生的方案中的缺陷。因此，研究共產主義必須追根溯源，從理論源頭——馬克思主義及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入手。這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實施過程中的問題，以及理論本身後來的發展變遷和共產主義運動興衰的深層原因，從而得出更有益於未來的經驗教訓。

   下面，我將從馬克思主義開始，談談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體看法。

              三、  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的歐洲，已經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經歷了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正處於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生產力迅速提高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醞釀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明顯受到時代特徵的重大影響，是時代的產物，而不是脫離實際的幻想。

    科學的進步，大大提高了人們對大自然包括生命現象的認識水平，動搖了舊宗教和舊觀念的基礎，為新的意識形態開闢了生存空間。同時，以物質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所取得的輝煌成果，以及隨之而來的技術進步和物質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強化了哲學界的唯物主義傾向。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和對宗教的批評態度並非無源之水，也並不孤單。

    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方面增加了社會財富，推動了教育和文化的普及；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同時，由於社會政策滯後和其他種種原因，產生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一邊是暴富的資產階級，另一邊是陷入赤貧的無產階級，強烈的不滿和對立情緒日趨嚴重。人們普遍感覺到社會存在嚴重問題，尋求理想社會的願望空前高漲。各種思潮應運而生，馬克思主義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家。

                四、  馬克思主義的是與非

    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馬克思主義都是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影響最大的思想體系之一，這絕不是毫無理由的。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其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社會存在嚴重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巨大影響的前提。

    當時最突出的問題，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前者的嚴重程度使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當時的社會制度有問題，而後者則導致強烈的不滿和階級對立。

    二，馬克思主義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馬克思緊緊抓住當下的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建立自己的理論。 他指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化之間的矛盾；工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在生產資料私有化的制度下，他們的勞動所創造的財富，有很大一部分被作為剩餘價值拿走了。

    他的經濟危機理論，被許多知識分子接受，至今仍有影響；他的剩餘價值學說，深受廣大工人歡迎，點燃了工人階級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熱情。

三，馬克思描繪了偉大而美好的目標——共產主義社會，並指出了通向那裡的道路和方法。這對生活在有嚴重問題的社會中的人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四，與同時代的其他理論相比，馬克思主義顯得更為系統完整、博大精深，更有說服力。  

    馬克思的理論涵蓋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他深入論證了人類從原始社會，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性。一個人只要接受了他的基本概念，很難不為其強大的邏輯所折服。

    五，馬克思是一個以全人類利益為最高利益的理想主義者。他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的共產主義理論，比形形色色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其他理論顯得崇高、偉大得多，對有理想主義情懷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有巨大的感召力。

    這些因素使馬克思主義吸引了眾多追求理想社會的人，形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力量。沒有這個基本力量，後來的“實施過程”和“在動用國家全部力量的情況下”將其付諸實踐的努力，都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馬克思主義也存在嚴重問題。一方面受時代局限，另一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創立理論體系時，也有自身原因導致的偏差。隨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其理論上的缺陷日漸顯現，成為運動由盛轉衰的深層原因。

    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哲學方面，過分的物質主義 （注）。

    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在有些方面，由於過分強調物質，存在許多問題。

    在解釋歷史和社會現象時，馬克思主義對非物質因素重視不夠，導致其理論上的缺陷，甚至陷入邏輯困境。

    例如，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紛繁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這種理論很難回答以下問題：生產力是由什麼決定的？原始社會時期，人類各個文明的生產力都差不多，為什麼有些能夠興起？有些停滯不前？有些衰落消亡？為什麼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基礎上會產生千差萬別的上層建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日本，與英、美等國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等上層建築方面的巨大差異，能用生產力和經濟基礎解釋嗎？

    從歷史中不難發現，生產力其實是被決定因素。在任何社會中，生產力都不會自動發展，它的發展取決於人的認識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取決於人的努力。

    影響科技水平的因素很多，其中大部分都是人文的，而非物質的。比如文化傳承、價值觀、允許自由思想的寬鬆社會氛圍、對教育的的重視和對創新的鼓勵等等。

    人的努力效果如何，往往取決於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看看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看看朝鮮和韓國的狀況，不難明白這一點。在中國，究竟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上層建築的變化（改革開放），還是上層建築的變化決定了生產力的發展？朝鮮和韓國的巨大反差可以用經濟基礎解釋嗎？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顯而易見的。

    有人會提出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來辯解，這是徒勞的。反作用概念的提出，是對面臨困難的原本唯物史觀的並不高明的補充。在哲學上，它導向二元論，邏輯上也有問題。究竟誰決定誰？如果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則所謂反作用就沒有多大實質性意義；如果上層建築的反作用也可以是決定性的，那麼它實際上就消解了唯物史觀的基礎。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過程本身，也對歷史唯物主義形成挑戰。按照唯物史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應該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結果，但在現實中，卻首先出現於生產力落後的俄國。儘管領袖們和理論家們作出了各種解釋，但依然難掩理論上的尷尬：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哪裡去了？

    國際共運內部的分歧與爭論，給人的整體印象是，運動能否成功，似乎取決於思想和路線是否正確，而不是取決於生產力。少數強調生產力作用的人，甚至被扣上了“唯生產力論”的帽子。如果唯生產力論是錯的，難道唯物論就是對的？誰能說清楚唯生產力論和唯物論的區別？其實，這些分歧和爭論本身，恰恰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難以自圓其說。

   在過分的物質主義影響下，整個國際共運，尤其是共產黨掌握政權的國家，專注於物質領域，而忽略了非物質因素。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核心概念是資產，階級鬥爭的焦點是物質利益，追求的目標是解放生產力，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可以各取所需；而精神領域的終極關懷、信仰、道德體系、價值觀、親情等等，則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舊的宗教受到打壓，新的信仰未能建立。雖然有人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但由於其物質色彩太強，難以滿足精神方面的需要。舊的道德體系被批判，新的道德體系卻未能有效地取而代之。這種狀況導致的社會問題相當嚴重，而且影響深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實踐中幾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信條，但物質主義的色彩依然很濃。GDP至上，認為經濟搞好了，一切都好辦的思想影響很大，而倫理道德、社會公正等則被忽視，造成一系列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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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德文Materialismus一詞一般譯成“唯物主義”。但原文直譯是“物質主義”，並沒有“唯”的含義。我認為加“唯”有失原意，不如直譯。但考慮到已經形成的習慣，有些地方仍保留舊譯法，如“辯證唯物主義”等。

    二，經濟學方面，價值和勞動等概念，定義太狹窄。

    受過分的物質主義影響，馬克思在經濟學方面着重研究的，是有形物質商品的價值和與之相關的體力勞動，基本上忽略了非物質性的價值和非體力勞動，不生產物質產品的體力勞動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馬克思認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的觀點，也很難成立。實際上，科學、技術、知識、創意、工具、資本等等不屬於活勞動的因素，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都有可能發揮非常重要作用。

這樣的經濟學理論有很明顯的局限性。

馬克思時代，物質商品的生產在人類經濟活動中占的比例比較高，但仍然有相當比例的經濟活動不生產物質商品。例如商業、交通、運輸、金融、服務、旅遊和娛樂等等。另外，在一般不被劃入經濟範疇的一些領域，如教育、科學、文化和體育等，有許多活動實際上也是和經濟分不開的。在這些不生產物質商品的經濟活動中，人的付出算不算勞動？是否產生價值？如果產生價值，應該如何計算？隨着歷史的發展，物質商品的生產在人類經濟活動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小，這些問題日益突出。同時，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活勞動所起的作用也日益縮小，使剩餘價值學說陷入嚴重困境。

     可以說，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價值和勞動等概念，由於定義狹窄，當時就有問題，今天已完全脫離現實。建立在這些概念基礎之上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現實中已經沒有任何實質性指導意義。

    而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理論上的偏差則導致一系列現實問題。 在革命過程中，不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者往往被忽視，有些甚至受到打擊；在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中，過分注重物質生產，嚴重忽視非物質領域，導致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發展不健全；在人的精神領域，尤其是在信仰和價值觀方面，甚至出現畸形。

    三，在社會學方面，缺少對人性的基本認識。

    社會是人組成的，不了解人，就無法全面深刻認識社會。因此，任何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理論體系，都需要對人性（人的本性）有基本的認識。

    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沒有對人性的專門論述，甚至沒有對“人性”這一概念給出自己的明確定義。馬克思基本不談人性，只有一些零星的句子與人性有關。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1，“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2，“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許多人認為這些話就是馬克思的人性論，但嚴格地說，這些話不能算是對人性的認識。

    人性，無論從語義學還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指的都是人的本性，即人類的共性。而“人的本質”是一個最缺乏共識的概念。有人認為，人的本質就是人的本性，沒什麼區別。在有些語境下，這樣說也許沒有什麼問題。但馬克思這裡所說的人的本質，肯定不是指的人的本性。它指的只能是“現實的個人”的實際狀況，因為人的本性不可能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誰都知道，在現實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社會關係總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不同的人就必然會有不同的本質。“現實的個人”的不同本質，顯然不可能等於“一般的人”的本性，因為人的本性是人類的共同屬性，是所有人都有的共性。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談的也不是人性。如果說意識是人性的組成部分，那麼這裡談的實際上是“人性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由什麼決定的”，而不是人性本身。

    在馬克思的相關論述中，看不到人性在各種社會現象中的作用，人性本身似乎沒有實質性內容，一切取決於外在因素，特別是物質性的因素。

     馬克思說，“共產主義者既不拿利己主義來反對自我犧牲，也不拿自我犧牲來反對利己主義，理論上既不是從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從那誇張的思想形式去領會這個對立，而是在於揭示這個對立的物質根源，隨着物質根源的消失，這種對立自然而然也就消滅。”(馬恩全集第三卷p.275)。

     按照馬克思的邏輯，不是利己心導致私有制，而是私有制導致利己心。一旦消滅了利己心的物質根源——私有制，人就會自然實現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一致。

    馬克思批判所謂抽象的人性，實際上是否認人的共性。共產主義陣營中的後來者對他的理論有所發展，進一步認為，人性就是階級性，不承認有共同的人性。

    馬克思沒有自己的人性論，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在馬克思有關論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性論則是完全錯誤的。

首先，人類有共性，是不容置疑的，否則就不可能成為一個“類”，就不可能被統稱為“人”。

其次，人性，作為人類的共性，有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實質性內容，絕不是空洞的抽象物。

    人類作為一種生命形式，首先要生存，因此，基本的生理欲望和利己動機必定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作為一種高級生命形式，人的本性中還有其他方面，如情感、理性、意志等等，絕不僅僅是欲望和利己。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是人性在各種條件下的表現。外在因素只能在人性的可能性範圍內發揮作用，產生影響。

    人類的生存方式，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主要取決於人的本性，就像蜜蜂、螞蟻、大象等其他物種的生存方式主要取決於各自的本性一樣。物質環境可以決定某一物種的存亡，但對其生存方式影響很有限。

    對人性的實質性內容缺乏認識，試圖通過改造外在的物質性因素改造人性，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許多嚴重問題的深層原因。由於制度和一系列做法不是順應人性，依靠人性中的積極因素，而是力圖改造不可能被改造的人性，導致社會許多方面的長期緊張關係，許多嚴重問題甚至悲劇性事件都是由此而生。

    通過提升人性中本有的同情心和理性，人有可能做到不自私，但不可能做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物質因素對道德的影響是很有限的，遠不如教化和制度。消滅了私有制，人的道德水平未必會因此而提高，利己心更不可能被消除。

    通過革命實行過公有制的國家，有無數的實例足以證明這一點。所有這些國家最重要的一個共同點就是：奪取了政權的革命者中，很快就產生了一個官僚既得利益集團，德熱拉斯稱之為“新階級”。他們利用公有制下高度集中的權力為自己服務，卻號召人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虛偽嚴重敗壞社會道德，並導致人心背離。

    另一方面，壓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欲望，大大降低了社會的活力，使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這無疑也是共產主義運動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整個國際共運的歷史，貫穿着理論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複雜關係：如果社會沒有嚴重問題，理論就沒有用武之地；而理論如果過於脫離現實，就必然走向失敗。對這一點缺乏充分的認識，必然會影響研究結果。

五   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

    馬克思參與並推動了歐洲工人運動，促成了第一國際的建立。他的思想影響迅速擴大，並傳播到世界其他地區，形成了蓬勃發展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但是，共產主義運動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取得成功，倒是在落後的俄國出現了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後來共產黨取得成功的中國、朝鮮、越南和古巴等國，比俄國更落後，而由蘇聯幫助建立共產黨政權的幾個東歐國家，在歐洲也是相對比較落後的。

    這不符合馬克思的邏輯。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後的新的社會形態，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容納的程度時才會出現。

    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發展，為什麼會如此偏離馬克思的理論？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深入考慮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特點和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

    共產主義在歐洲比較發達的國家和美國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無法適應這些國家的實際狀況和發展趨勢。

    這些國家當時正在快速發展，雖然的確仍然存在許多嚴重問題，但是在許多方面已經並正在取得不容忽視的進步。這些國家的基本社會制度，遠比“資本主義”一詞所能概括的更為複雜，也並不像馬克思論述的那樣僵化。

    政治方面，民主制度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工人不但可以成立工會，捍衛自己的權益，還可以建立自己的政黨，競選公職和國會議員，甚至可以問鼎最高權力。

    經濟方面，反壟斷法的制定、股份公司的興起、服務業的發展、工商業的聯合等等，使馬克思的理論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科技進步和分工使生產率不斷提高，工人工資也水漲船高，生活不斷改善，從而使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論證不攻自破。失業救助、醫療保險或免費醫療、其他社會福利以及義務教育等，也使工人階級受益，大大降低了他們的革命熱情。

   另外，在大多數人依然信奉基督教的國家，馬克思主義過分的物質主義傾向和暴力革命的主張，導致其影響力受到很大局限。

    隨着社會狀況的發展變化，這些國家的工人運動分歧日益加劇。馬克思去世後，修正主義思潮開始興起並不斷擴大影響。修正的主要內容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淡化階級鬥爭，提倡階級合作，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議會道路，宣揚社會改良，哲學上主張“回到康德”，經濟學方面批判剩餘價值學說等。恩格斯去世後，修正主義在第二國際逐漸占據上風。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開始高漲的民族主義導致第二國際的消亡。列寧組建的第三國際接過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第三國際的影響迅速擴大，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

但是，第三國際的指導思想已經不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列寧主義。列寧主義雖然被很多人認為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與馬克思主義有嚴重分歧，也許可以勉強稱之為被改造的馬克思主義。

    後來成立的社會黨國際，雖然被一些人認為是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的繼承者，但實際上是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的聯合，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並沒有多少直接關係。

    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又存在並活躍了很長時間，但始終未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後來更是日漸式微，到今天已經沒有多少實際影響力了。

    然而，經過列寧改造的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卻在俄國和其他比較落後的國家開始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

              六   列寧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俄國，生產力非常落後 ，工人階級只占總人口的1%左右，根本不具備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但是，俄國國內的形勢很不穩定，為爆發革命提供了條件。

     沙皇為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維持強國的地位，努力推動教育事業，結果卻產生了一批要求變革的激進知識分子，其中不少是共產主義者，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工人階級人數雖少，但受當時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湧現出一批革命積極分子。1861年才從農奴制下解放出來的廣大農民，對社會也有許多不滿。這些因素再加上歷史長期積累的矛盾和當時複雜的國際環境，使沙皇的統治變得非常虛弱。

     列寧看到了發動革命的可能性，他要抓住這個機會。但是，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是不支持在落後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非常明確地闡述了一個基本觀點：“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 按照這個觀點，落後的俄國離無產階級革命還很遙遠。

     怎麼辦？只有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改造，或發展。

     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提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制關係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 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而當時的俄國，由於各種矛盾表現突出，已經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

    嚴格地說，列寧的這一理論發展，與馬克思主義的邏輯並不十分融洽，但在當時俄國的社會條件下，對發動革命卻十分有效。

    列寧還發展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他強調無產階級要通過暴力奪取政權，然後靠無產階級專政鞏固政權。無產階級專政一詞，馬克思只是提到而未多加論述，而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文中，給這個詞下了明確的定義，他說，“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列寧發展出了一套在當時條件下非常高效的建黨學說，並依據這套學說，把共產黨打造成了一個組織統一、紀律嚴明，有明確綱領的強有力的戰鬥組織。

    列寧和他的同志們成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了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式政權。這個政權以全新的理論為指導，目的是要解放全人類，開創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都能自由發展，幸福生活，世界大同的共產主義新紀元。

    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全新的理論、偉大的目標隨之迅速擴大影響，在全球範圍吸引了大批追隨者。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各國舊政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出的狹隘、貪婪、殘酷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傷亡和破壞，使無數人感到幻滅，大大增強了共產主義理想的感召力，許多國家都出現了共產黨。

    當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袁世凱帝制和張勳復辟，政局一片混亂；老路回不去了，新路則舉步維艱，深深陷入兩難困境。恰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大批正在迷茫中苦苦探索中國出路的志士們，尤其是有理想主義情結的熱血青年，忽然覺得眼前一亮，從俄國的成功中看到了新希望。走俄國人的路，成了許多人的選擇。於是，中國也有了共產黨。

    列寧時代，共產黨人的國際主義精神特別強，普遍認為各國共產黨都是一家人，是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共同奮鬥的。列寧曾提出要廢除俄國歷史上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人中贏得了好感。中國共產黨提出“武裝保衛蘇聯”時，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因為“工人無祖國”，保衛蘇聯就是捍衛人類的利益。

    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作為其一個支部，踏上了為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的征途。

    儘管中國比俄國更落後，離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更遙遠，但中國共產黨運用經過列寧發展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建黨學說，還是成功地動員起了可觀的革命力量。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列寧主義，使其更能適應中國的社會現實。

    經過近30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利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終於在1949年取得成功，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政權。

    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到了巔峰。共產黨掌權的國家，除了蘇聯和中國，還有二戰後藉助蘇聯的影響力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東歐諸國，以及蒙古、朝鮮、越南和古巴等，這些國家組成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全球大約1/4的土地上，全人類的1/3人口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和印度等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力量也相當強大。

    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發展經濟、普及教育、實現男女平等和推動科技進步等許多方面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毛澤東1957年在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的慶典上說：“我認為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我們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烏雲。我們很樂觀，而他們呢，卻是惶惶不安”。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第一個宇航員進入太空，震動了全世界。肯尼迪在1960年競選美國總統時甚至感嘆說，美國在科技和教育方面，已經淪為二流強國。

    然而，好景不長，形勢很快就開始逆轉。強勁的東風迅速減弱，西方的天上烏雲漸散，社會主義陣營的天上卻開始出現烏雲。

              七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衰落

     其實，麻煩從1956年發生匈牙利事件時已露端倪。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之間已經開始出現分歧。1957年，中國發起了反右運動，緊接着，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導致全國範圍的嚴重饑荒，國力大減，不得不轉攻為守。1962年，中蘇公開分裂，國際共運從此結束了巔峰期，開始走上下坡路。

     中蘇分裂之後不久，中國於1966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發揮到極致，甚至進一步提出“還要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從“政治思想上劃階級”的理論。文化大革命持續了10年，政治動盪，社會不安定，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教育質量大幅下降，高等院校連續11年不進行正常招生，大批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中國陷入嚴重危機之中。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經過兩年過渡期，1978年，認識到老路再也走不下去，中國領導人終於開始了改革開放。改革實際上放棄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幾乎所有基本原則，不再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再鼓吹和輸出革命，給過去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摘了帽，計劃經濟逐步讓位於市場經濟，恢復了私有制，承認民營企業的合法地位等等。雖然還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除了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外，其他都是虛的：馬列主義有名無實，社會主義道路名不副實，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與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回事。而共產黨本身，也早已不是原本意義的共產黨。可以說，早期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在中國已經失敗。

    柬埔寨共產黨的大屠殺，越柬戰爭和中越戰爭，使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受到沉重打擊。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黨國家集團，繼匈牙利事件之後，又經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發展勢頭嚴重受挫，1980年以後，危機日益嚴重。自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上層，由於長期壟斷權力，已經蛻變為官僚化的特權階層，與工人階級和廣大民眾的關係日益惡化。僵化的經濟體制和瘋狂的軍備競賽，阻礙了經濟發展，民眾的物質生活長期處於較低水平，導致強烈不滿。再加上傳統的宗教信仰與共產黨唯物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以及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到1980年代末，終於爆發了蘇東劇變。從1989年6月4日波蘭舉行議會大選，到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雖然古巴、朝鮮和越南仍然是共產黨執政，但這幾個國家影響有限，且各行其是。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

    法國、意大利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1956年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時代令人恐怖的大清洗後，已經遭受過一次挫折；這次受蘇東劇變的衝擊，更是一蹶不振，影響力急劇下降，被迅速邊緣化。

    可以說，隨着蘇聯的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宣告結束。

                   八   幾點看法

    共產主義運動影響深遠，涉及面很廣，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宏大歷史過程。對其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不是本書的任務，也絕非一人所能獨立完成。以上所述，只是我對共產主義運動整體上的基本看法，下面再從不同視角補充幾點看法，供讀者參考。

一，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錯開峽”

    傳說當年大禹治水，在一個地方看錯了地勢，以為某個開闊之處容易打通，就率領人馬奮力開了過去。沒想到越開越難，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才發現此路不通，不得不返回重新勘察。經過第二次艱難勘察發現，原來另一個看似狹窄的地方，才是正途，更容易開通，於是大禹領着眾人重新開山劈嶺，終於大功告成。曾經看錯地勢的那個地方後來被稱為“錯開峽”。

    用這個故事比喻共產主義運動，很形象，也很生動。馬克思等人和大批為消滅社會弊端而投身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正像為治理滔天洪水而捨身忘我的大禹及其追隨者們嗎？後來出了那麼多問題，越走越難,不正像看錯了地勢的結果嗎？當事者反省這一段歷史時，是不是也應該像大禹一樣，重新勘察一下地勢呢？

    當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錯開峽”比喻的“蹩腳”之處在於，在人類歷史中，並非只有一處治洪工程，而且各個工程之間，有比較、有借鑑、有競爭，情況要錯綜複雜得多。而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無疑也比“錯開峽”複雜得多。但儘管如此，這個比喻在有些方面還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首先，就像大禹開山劈嶺是為了治理洪水，而不是為了搞試驗或其他目的，馬恩等人發起共產主義運動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推動歷史進步，而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奇思妙想。沒有大洪水，就不會有錯開峽，同樣，沒有當時的嚴重社會問題，就不可能有共產主義運動。

    其次，治洪工程不是兒戲，錯誤是要付出代價的；同樣，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也不是鬧着玩的，弄錯了後果很嚴重。

    第三，治洪的目的是再正當不過的，但如果方案錯了，不改正就不可能成功。同樣，追求理想社會無可非議，但如果指導思想或理論有問題，堅持錯誤必將導致失敗。目的或動機好，並不是成功的保證。

    人類為歷史長河中的“錯開峽”付出了沉重代價，這代價不能白付。認真反省，記取教訓，才會有益於未來。

二， 關於階級鬥爭學說

    階級鬥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從馬克思那裡所繼承和發展的最主要的內容。

    階級鬥爭學說一方面使共產主義運動得以動員起進行革命的現實力量，但另一方面，其自身所包含的錯誤，也導致共產主義運動最終陷於困境。

    馬克思認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階級鬥爭是一切社會的主要矛盾，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將消滅一切階級，從而迎來無階級的社會。

    雖然馬克思時代，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確顯得很突出，但從人類歷史和社會現實看，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很難成立的。

    首先，“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很複雜的，不僅有矛盾和鬥爭，還有聯合、合作、生產與發展。就矛盾和鬥爭而言，在很多情況下，統治階層內部不同集團之間、官民之間、有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間，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往往遠甚於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

    馬克思把複雜的社會矛盾簡化為階級矛盾，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進行共產主義革命，以為只要消滅了私有制，就萬事大吉，就可以在全世界建立無階級、無壓迫、無剝削的美好社會。這種理論在實踐中很快就遇到嚴重問題：面對各種複雜的矛盾，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不起來。

    儘管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精神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存在過相當長的時間，但總體而言，從來沒有形成過全世界無產者大聯合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無產階級紛紛支持本國政府，導致第二國際名存實亡。列寧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未能結果，斯大林的民族主義色彩日益增強，第三國際正式解散。中蘇、越柬、中越等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甚至兵戎相見。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以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再也聽不見了。

    在某些國家，或許有時候階級矛盾會成為主要矛盾，但在世界範圍內，縱觀人類歷史，階級矛盾從來沒有能夠成為主要矛盾。

    其次，事實證明，階級鬥爭並不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自《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大多數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直都未能掌握政權，更不用說施行無產階級專政。近一百年來，隨着人類社會各方面的迅猛發展，幾乎在所有發達國家，符合馬克思主義定義的無產階級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力量越來越弱，已經完全不存在由無產階級施行專政的可能性，更不用說通過無產階級專政消滅一切階級。

    而在共產黨建立政權的國家，實際上實行的也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共產黨領導集團甚至是領袖個人的專政。這種專政並不會消滅階級和壓迫。共產黨通過革命消滅了地主和資本家，但在專政體制下，很快就產生了新的權貴集團或“新階級”。隨着權力的鞏固，權貴集團的制度性特權日益增加，制度之外的貪腐也越來越嚴重，通過濫用權力非法攫取的經濟利益遠遠超過舊制度下合法經營的地主和資本家。而底層社會特別是農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甚至比以前更重。

    經過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發展的階級鬥爭學說，已經偏離了馬克思的本意，把原本屬於經濟學範疇的階級概念引申應用於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甚至提出要從“政治思想上劃階級”。按照發展了的階級鬥爭學說，幾乎所有的政治反對派和在意識形態領域持不同見解的人，甚至自己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都成了階級敵人，受到殘酷打擊甚至肉體消滅。蘇聯、中國和柬埔寨等國發生的無數冤案和慘劇，都與這種階級鬥爭學說有關。

    歷史的教訓是深刻的。付出慘痛代價之後，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不能用簡單化的理論去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儘管還有少數人在堅持，但馬克思及其繼承者的階級鬥爭學說，已經再也不可能恢復當年的影響力了。

    社會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還非常嚴重，其中也會包括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要妥善解決社會問題，必須對問題的根源和現狀有深刻而正確的認識，並採取適當的辦法，不能簡單地用階級矛盾取代其他矛盾，或錯誤地把其他矛盾說成階級矛盾，一味依靠鬥爭手段。

三， 關於所謂“資本主義社會”

    馬克思認為，社會制度的變遷是由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決定的，並據此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列寧和斯大林進一步提出社會發展五階段理論，認為人類社會分為五個階段，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

    這種理論過於強調生產力因素，忽略了政治、文化、信仰等重要因素，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遇到許多問題。這裡不打算對其進行全面分析研究，只簡要談一談對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看法。

    從“資本主義社會”這一概念本身，就可以看出這種理論的純經濟學視角。其實，馬克思生活於其中的西歐社會，遠不是“資本主義”一詞可以準確定義的。後來的歐、美、日等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社會狀況更是有許多方面遠遠超出“資本主義”一詞所能涵蓋的範圍。

    隨着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資本主義社會”之類的概念被很多人接受。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把所有脫離了農耕社會但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稱為資本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顧名思義，應該是指以資本為本位的觀念和制度。馬克思時代，一些國家資本主義色彩比較重，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有時也許不無道理，儘管並不十分恰當；而今天，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再繼續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稱為資本主義國家就非常不合適了。

    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所謂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不像有些馬列主義理論家所說的那樣，實行的是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改變的資產階級專政。早在馬克思時代，英、美、法、德、荷等國就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民主。與馬克思同時的德國共產黨領袖倍倍爾就是以工人身份當選為國會議員的。發展到今天，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和一些新興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如日本、印度、巴西等，已經相當成熟。所有公民，當然包括工人和農民，都有充分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必然會隨主流民意的變化而變化，不會固守某種主義。公共權力不可能被任何集團或階級長期壟斷，不會形成任何階級的專政。有人把這種民主說成是資產階級民主，是毫無道理的。

    這種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無關，屬於不能用資本主義定義的範疇。在這種制度之下，社會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非資本主義因素越來越多，甚至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因素。

    其次，經濟方面，在幾乎所有發達國家，作為資本主義最主要特徵的私有制已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這主要體現於三個方面：

    1）股份制經濟的大發展。

    股份公司誕生於馬克思之前，在19世紀中後期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有所論述。他認為股份制資本是一種社會資本，股份制企業是一種社會企業，股份制“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業實行揚棄”，是“進入到一個新的生產形式中去”的“過渡點”；他同時也看到了股份制可能產生的弊端。但是，馬克思時代的股份制經濟還非常弱小，沒有能夠吸引馬克思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有關論述非常簡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股份制經濟蓬勃發展，很快就成了發達國家的經濟主體。雖然股份制經濟也有一些弊端，但總體而言，利遠遠大於弊。現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大部分國民都擁有股票，許多企業的員工都是所在企業的股票持有者。由於持有股票的員工也參與分紅，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界限變模糊了，而真正的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人數急劇下降。如果說，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就是資本家靠資本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基本矛盾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那就不得不承認，隨着股份制經濟的發展，傳統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2）高稅收和高福利。

    在民主制度下，稅收和福利受民意影響，必然會傾向於多數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對國民提供“從搖籃到墳墓”全覆蓋式的社會福利。這種福利種類繁多，不僅有保障底層民眾基本生活的失業補助、食品和房租補助，以及對病殘者的特殊救助等，還有惠及全民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養老保險等等。這些福利的力度很大，對消除社會貧困現象非常有效。

    支持高福利的是高稅收。20世紀中後期以來，西方國家的稅收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1/3左右，歐洲有些國家則達到1/2，其中一半左右用於社會福利。

    個人所得稅普遍實行的是高額累進制，即收入越高，稅率越高。上個世紀，有的發達國家最高稅率曾經高達90%以上；現在，多數發達國家的最高稅率在40%—60%之間。此外，只有富人才繳納的遺產稅，稅率往往也很高。總體而言，富人交的稅遠遠超過窮人。通過稅收和福利的調節，貧富差距大大縮小。

    實際上，高稅收和高福利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私有制經濟的性質，“私有”的概念已經打了折扣。名義上是私有制，但每年創造的財富，1/3甚至更多，不是在私人手中，而是由社會支配。

    有人甚至認為，高稅收和高福利就是共產主義的前奏：高稅收類似於“各盡所能”，高福利類似於“按需分配”。王震副總理1978年訪問英國後甚至說：“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這種說法或許有些過分，但無論如何，高稅收高福利恐怕都不能歸屬於資本主義。

    3）出現國有經濟成分

    19世紀以前，各國幾乎都沒有什麼國有經濟。從20世紀開始，特別是經歷了1929—1933年的嚴重經濟危機之後，國有經濟在歐洲迅速發展。經濟危機中，私人銀行和企業大批倒閉，導致國家直接介入，形成了可觀的國有資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出現國有化的高潮，甚至美國這個最崇尚自由競爭的國家，也開始出現國有經濟成分。

     一些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曾經發展到相當可觀的程度。以法國為例：1982年，法國國有企業在鋼鐵行業所占比重為80％，航空運輸行業為87％，在郵政、電訊、鐵路運輸、煙草以及煤氣生產方面，甚至高達100％，在基礎化學、人造纖維、有色金屬等行業，也超過了50%。英國、意大利等國的國有經濟所占比重也相當高。

    雖然後來又出現非國有化浪潮，這些國家的國有經濟所占比重有大幅下降，但以歷史的眼光看，國有經濟在這些國家畢竟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成為國民經濟不容忽視的組成部分。

    儘管至今仍有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堅持把這種國有經濟稱之為資本主義國有經濟，聲稱它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性質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實質，但實際上，這些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經營管理公開透明，所得利潤用於社會，與資本主義概念毫不相干。

    以上三個方面之外，社會觀念的進步，以及大量各種非營利機構的出現和發展，也大大增加了發達國家的非資本主義因素。

    總之，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方面，現在還繼續用資本主義來定義以前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性質，都是很不合適的。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我國還有太多的人，包括各級黨校和社科院的理論家們，對世界的進步很缺乏了解，開口閉口還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如何。錯誤定義背後是錯誤認識，而錯誤的認識是要付出代價的。曾經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之所以會垮台，意識形態僵化，誤判對手，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四，理想主義者和追求利益者

    人類尋求更美好社會的願望古已有之，而十九世紀嚴酷的社會狀況使其變得格外強烈。共產主義運動就發端於這種理想主義的願望。

    馬克思、恩格斯以及許多通過研究社會問題而選擇了共產主義的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認為理想社會是可以實現的，並真誠地為之奮鬥。但同時他們也知道，不廣泛發動社會力量，實現理想是不可能的。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給這種發動提供了指導。

    理論宣傳吸引的，大多是年輕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人數太少，力量不夠；而最有效的發動，是訴諸社會底層階級的利益訴求，但這種訴求往往是十分現實，十分功利的。在實踐中，特別是在落後國家的實踐中，為了達到壯大力量的目的，往往不僅僅訴諸工農階級的利益訴求，有時甚至不惜訴諸包括流氓無產者在內的各種社會成分的不合理利益訴求。

    共產主義運動於是形成兩種力量：一種是理想主義者，上層是真誠為理想奮鬥的理論家和領導、鼓動者，中下層是有理想主義情結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勞工階層中覺悟比較高的人；另一種是追求利益者，上層是有野心的投機分子，中下層是大批想翻身或想改變命運的人。

    這兩種力量有時渾然一體，並無鮮明的界限，甚至同一個人有時也會不同程度地兼有兩種傾向，但二者之間畢竟有所不同。

    理想主義者富有革命熱情和奉獻精神，他們目標遠大、意志堅定、勇於鬥爭，在民眾中有較強的號召力，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靈魂和中堅力量。

    追求利益者人數眾多，他們有明確的現實目標，積極性比較高，在共產黨高效的鼓動和組織之下，成為奪取勝利不可缺少的強大力量。在複雜的鬥爭中，一些野心家和投機分子甚至成為領導和骨幹。

    在奪取政權之前，兩種力量目標一致，共同奮鬥，難分彼此；奪取政權之後，由於目的不同，開始出現分歧。

    理想主義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美好社會；而為利益加入共產黨的人，有許多只是追求個人翻身，並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更有一些人受傳統的影響，一心想的是“打天下，坐天下”。

    這種分歧並沒有直接導致重大後果。由於力量懸殊，主張“打天下，坐天下”的一方很輕易地就占了上風。於是，在所有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很快就出現了“新階級”：打天下的人論功行賞，享受不同等級的特權，成了人上人。而理想主義者則不得不滿足於有名無實的形式和口號，寄希望於未來。

    在早期的共產黨人中，理想主義者相對還比較多，所以在共產黨掌握政權初期，雖然有一些特權，但多數黨員幹部還是兢兢業業，廉潔奉公的，民眾還是接受的。但是，掌權以後，由於實行的是集權體制，執政黨成員的優越地位有目共睹，為追求個人現實利益而入黨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口頭上說為共產主義而奮鬥，唱着為人民服務的高調，心裡實際想的卻是成為執政黨成員後所能得到的利益。同時，由於缺乏民主機制，個人命運完全掌握在上級手中，敢說真話、堅持真理的理想主義者越來越少，而阿諛奉承、逢迎拍馬的唯利是圖之輩卻越來越多。共產黨與民眾的關係逐漸從魚水關係變為油水關係，甚至對立關係。

    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大多是很真誠的。《鋼鐵是怎樣練成的》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有一段廣為流傳的名言：“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 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 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 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  這段話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它在許多人心中引起了共鳴。無數人被它感動，甚至把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一片真誠、滿腔熱血、奮不顧身地投入革命洪流。

    但是，絕大多數理想主義者沒有能夠認識到共產主義理論和專政制度的深層缺陷，面對革命成功後出現的嚴重問題，如特權、內鬥、腐敗、不公等等，許多人感到迷茫、無奈、甚至幻滅；奧斯特洛夫斯基臨終時甚至說：“我們所建成的，與我們為之奮鬥的完全兩樣。” 一些不甘心放棄理想的人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往往收效甚微，甚至自身受到打擊。

    為利益而參加革命的人很多，是革命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追求的是現實利益，而不是理想社會。很多投機分子參加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坐天下”，一些底層的人參加革命只是為了個人翻身，為了“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革命成功之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建設什麼美好社會。

    其實，追求翻身解放和合理的個人利益並沒有什麼不好，這也是共產主義題中應有之義。但問題在於，天下是打下來的，權力是高度集中的，如果掌權者以自己的利益為目的，後果可想而知。現實中，這種人所占比例很高，尤其是在革命成功之後靠投機鑽營爬上去的，幾乎全是這種人。他們以權謀私、貪污腐敗、欺壓民眾，嚴重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他們誇大成績、隱瞞問題、壓制批評，極力維護自己手中的權力以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以後，無論是在共產黨已經下台的前蘇聯地區和東歐，還是在共產黨雖仍然當政、但已經放棄共產主義原教旨的中國和越南，依然存在追求理想和追求利益這兩種力量。

    理想主義者人數很少，力量似乎微不足道，但並沒有滅絕，只是改變了存在方式和理想內涵。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類天性的組成部分，而現實社會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改善餘地，給理想主義者提供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

    追求利益者仍然是大多數。在健康的社會裡，追求利益實際上也是一種積極力量；而在不健康的社會裡，單一的利益動機往往導致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利益的現象。

    如何才能構建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真正做到人人平等，人人都能自由發展，使那種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合理利益的現象不再發生，仍然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教訓是有借鑑意義的。

五，教訓與遺產

    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追求理想社會的嘗試，它留下的教訓和遺產值得認真對待。

    最大的教訓是思想僵化。

    雖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和綱領就存在一些深層缺陷，但當時社會所存在的嚴重問題，為它提供了很可觀的生存和活動空間，使其能夠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共產主義的思想家們沒有能夠適應時代的變化與進步，使自己的理論與時俱進，最終導致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

    馬克思時代的歐洲，的確存在嚴重問題，但同時，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和社會生活方面，則已經並正在取得重大進步。而馬克思堅持認為，只要沒有經過共產主義革命，沒有徹底廢除私有制，民主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自由就是假自由，所有的改革都沒有實質意義，都無法阻擋革命的爆發。這種固執的態度使馬克思越來越脫離歐洲的社會現實，影響力日益下降，甚至連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都試圖擺脫他的影響。

    雖然馬克思後來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有所深化，認為在美國、英國和荷蘭等國，比較成熟的民主制度有可能使革命變得不再必要，但遺憾的是，他65歲就去世了，沒有機會進一步發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論。

    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有所發展，但可惜力度不夠，未能產生足夠影響。恩格斯去世以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對共產主義理論有比較大的發展或修正，試圖使之適應歐洲的社會現實，但是被另一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指責為修正主義，甚至罵為叛徒。共產主義運動於是分裂為兩派。所謂修正主義的一派，後來與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漸行漸遠，成了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而以列寧為首的另一派，則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

    其實，如果馬克思能多活一二十年，根據他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和思維能力，他很可能會和恩格斯一起親自發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論，以適應已經變化並正在繼續變化的社會現實。那樣的話，共產主義運動也許會是另一種局面。可惜這只能是假設。

    列寧在另一個方向上修改了馬克思主義，使之更適用於落後國家的革命。在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國家，經過列寧發展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以及列寧的新的建黨思想，為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提供了非常有效的理論工具。

    在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共產黨在俄國、中國等一些國家取得了成功，建立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這些政權的共同點是專政。雖然名義上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專政，但實際上最終實行的都是領袖專政。以蘇聯為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最初雖然有一定程度的黨內民主，但基本上是列寧說了算。列寧去世以後，經過一番權力鬥爭，形成了斯大林獨裁的局面。斯大林為了壟斷權力，從肉體上消滅了幾乎所有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包括列寧的絕大部分戰友，以及自己曾經的同志和朋友。

    雖然在這些落後國家立即實行民主制度不太現實，在革命成功後的一定時期內，某種程度的集權不可避免，但是，長期的高度集權和濫用暴力，則與思想僵化有關。理論和綱領有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錯而不改。

    1921年，面對十月革命後由錯誤思想和政策引發的嚴重問題，尤其是經濟狀況的急劇惡化，列寧果斷實行了新經濟政策；短短幾年之內，就取得了顯著效果。儘管新經濟政策只是政策層面的調整，但其本身也涉及深層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列寧的思維方式有某種程度的靈活性。如果不是過早去世，列寧很有可能會在思想和政策上作出更重要的切合實際的調整或發展。

    馬克思和列寧的早逝，也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不幸。他們兩人都是在自己的理論還有相當大的發展餘地時離世，留下了無盡的遺憾。他們的理論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深刻而複雜，後來的共產主義理論家們無力超越和應對，只好固守教條。少數試圖在理論上有所發展或改進的人，往往被指責為修正主義分子甚至叛徒，受到打擊甚至被消滅。由此而導致長期的思想僵化，後果非常嚴重。

    僵化的思想，只能靠專制體制維護自己的地位，而專制必然導致進一步的思想僵化，於是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情況越來越糟。

    斯大林掌權以後不久，取消了新經濟政策。雖然在經濟上靠強力推進，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代價巨大，發展極不平衡；而他建立的僵化的官僚體制和思想體系，大大降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力和創造力；他為維護個人獨裁發動的空前殘酷的大清洗，則嚴重打擊了共產主義運動的聲譽，為蘇聯後來的解體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衰敗埋下了禍根。

    中國曾經模仿斯大林模式，很不成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後來不得不進行的改革開放，雖然在實踐層面不得不放棄了馬列主義的幾乎所有信條，但在意識形態領域，因為拿不出像樣的新理論，思想僵化問題一直未能解決。當局一方面推行比西方右翼政黨還右的、資本主義色彩極強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一方面卻繼續高喊堅持馬列主義，使自己在意識形態方面陷入極度的尷尬與被動。這種情況使當局非常缺乏自信，只能靠打壓不同意見，加強專制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在共產黨曾經執政的國家，共產黨下台以後，僵化的思想體系很快就被絕大多數人拋棄，甚至被視為負資產。共產主義運動中曾經存在的合理因素也受到連累，被人們忽視，甚至被扭曲、醜化。

    其實，絕大多數執政者，包括共產黨在內，還是希望把事情做好的，導致失敗的，往往是錯誤的思想和方法。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涉及很多國家，顯然不能歸咎於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黨。深入研究不難發現，最重要的原因，是綜合因素導致的思想僵化。

    在專制體制下，由於沒有足夠的思想自由，克服思想僵化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前共產黨政權無法維持下去的主要原因。中國共產黨能夠維持掌權地位，是因為在實踐層面突破了僵化的信條，但如果在意識形態方面，長期不能解決思想僵化問題，前途仍然是很危險的。

    共產主義運動雖然失敗了，但留下的遺產並非毫無價值。如果把其有價值的成分從僵化的思想體系中剝離出來，繼承其精神，還是可能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實際上，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有些就得益於早期共產主義的某些遺產。

    最有價值的遺產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追求更美好社會的積極態度。

    共產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和參加者，追求的是建立更美好的社會。他們揭露批判社會問題、追求社會進步的積極態度和進取精神，仍然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

    二，立足於全人類立場的價值觀。

    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解放全人類，在全世界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所有人都能自由發展的新社會。雖然由於理論上的缺陷，在實踐過程中出現種種嚴重問題，沒有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但這種以全人類利益為最高利益的價值觀本身，遠勝於至今仍在世界範圍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其積極意義遠沒有過時。

    三，理論中的合理成分。

    共產主義理論，作為一種體系，存在嚴重問題，但其中有些合理成分，在某些方面至今依然有發揮影響的空間，有些概念和思路可能對後人有啟發或借鑑意義。

    例如，馬克思關於周期性經濟危機產生原因的理論分析，現在依然很有影響。雖然現代經濟學已經有了很大發展，雖然有些國家由於種種原因基本擺脫了經濟危機的影響，但我們仍然可以在不少國家和地區看到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影子。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礎的剝削理論很不完善，但如果到存在於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看一看，就不難發現其也有合理的一面，甚至不難理解它為什麼曾經擁有那麼巨大的影響力。甚至在飽受詬病的唯物主義和計劃經濟等方面，深入思考，也會發現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

    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許多嚴重問題，離人們所期盼的美好社會尚有很大距離，人類依然在走向更美好社會的途中。因此，如何汲取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避免類似的錯誤；如何繼承其遺產，使之發揮積極作用，是很值得研究的。

六，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

    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究竟如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眾多不同意見，各有各的道理，這裡不一一評論，只打算針對某些傾向，結合具體人物談一點看法，供讀者參考。

    在回望歷史的時候，由於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比較醒目，人們常常會忽略人物和事件背後的、色調相對暗淡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而傾向於誇大個人的作用。

    雖然歷史人物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不應被忽視，但任何歷史人物，無論多麼偉大，離開其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都不可能有所作為。個人的作用再大，最多也只能影響歷史進程的快慢和具體情節，而不可能改變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和基本趨勢。沒有牛頓，力學定律也會被其他人發現，最多晚些年；沒有秦始皇，中國也會統一，只是時間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要理解歷史人物的行為和作用，必須明白他們與他們身在其中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之間的關係。 歷史背景就像大海，時代潮流就像海流；而歷史人物，有些就像浪花，有些就像衝浪人。無論浪花多麼漂亮，無論衝浪人的表現多麼精彩，都離不開大海和海流。

    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利後世的角度看，研究分析個人的作用和功罪得失當然是很重要的，但誇大個人的作用，忽視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則往往會導致錯誤的結論，誤導後人。

    在涉及對共產主義運動中重要人物的評價時，問題尤為複雜。由於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掌握的信息不同，不同的人往往會對同一個歷史人物做出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評價。當然，立場觀點不同，是正常現象，不必強求一致；但如果能回到歷史，把人物放進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中進行研究，努力獲取更為全面的信息，則至少能在一些基本事實上達成共識，有利於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下面從這樣的角度，就如何評價共運史上幾位重要人物的問題，簡單談一點看法。

    馬克思

    馬克思無疑是一位理想主義色彩極強的大思想家。他以一流的智商和深厚的功底，窮畢生的精力，與恩格斯一起為共產主義運動打下了理論基礎，是公認的共產主義運動奠基人。

    對共產主義運動來說，馬克思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馬克思，或如果馬克思能再多活一二十年，共產主義運動就會有所不同。但是，有些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就是馬克思發動起來的，如果沒有馬克思，就沒有共產主義運動；還有人認為，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一切問題和挫折，都是因為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馬克思應該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切問題負責。這幾種看法，都忽視了歷史背景和時代潮流，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種看法誇大了馬克思個人的作用。其實，如果當時的社會沒有嚴重問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即使有一百個馬克思，也不可能發動如此規模的共產主義運動。實際上，在馬克思之前，由於社會存在嚴重問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興起。馬克思參加以後，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毫無疑問的。但認真研究當時的歐洲狀況，則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即使沒有馬克思，共產主義運動仍然會興起，儘管會有所不同。

    第二種觀點很難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總是被背離？其實，就社會科學而言，超脫於社會現實之上的抽象真理是不存在的。只能讓理論去適應現實，而不能要求現實去適應理論。如果某些理論原則長期不被接受或遵守，那就有必要立足於現實，重新審視這些理論原則的正確性。

    第三種看法也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理論中的錯誤和缺陷，的確導致一些消極後果，但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問題都歸咎於馬克思，則是不符合事實的。首先，如果社會本身沒有問題，則理論錯誤根本無從發揮作用。其次，共產主義運動中發生最嚴重問題的地方，奉行的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即使在歐洲，馬克思主義對運動的影響也是有限的。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就曾把馬克思本人認為非常重要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扣押十幾年不予發表。

    總之，馬克思個人的作用非常大，但只有充分考慮歷史背景和社會潮流，才能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恩格斯

    可以說，如果沒有恩格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就會有相當大的不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是恩格斯與馬克思一起共同創立的。《共產黨宣言》和其他不少重要著作是兩人合寫的，甚至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沒有恩格斯的努力，也不可能完成。馬克思去世以後，恩格斯繼續領導共產主義運動12年，並成立了第二國際，是當之無愧的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奠基人和領導者之一。

    後人對恩格斯的評價有很大分歧：有人認為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抵制了修正主義；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開了修正主義之先河；甚至有人認為他在有些方面與馬克思是對立的。

    事實上，在馬克思與恩格斯親密合作的近40年當中，人們看不到他們之間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分歧。馬克思去世之後，恩格斯的思想依然十分活躍，隨着歐洲政治形勢的發展，他的確產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觀點，但這些思想觀點與馬克思的基本精神並不矛盾。

    有人認為這些新的思想觀點就是修正主義的萌芽，甚至說恩格斯就是修正主義的鼻祖。實際上，如果認真研究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不難發現，這些新思想觀點的產生有其必然性。當時歐洲政治形勢最大的變化就是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這一過程早在馬克思去世前已經開始，馬克思去世後又有了重大發展，工人階級進行合法鬥爭的空間已經十分開闊。1890年，德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已經通過選舉成為德國的第二大政黨。在這種形勢下，放棄合法鬥爭，繼續堅持暴力革命的原則顯然完全不合時宜。如果馬克思在世，一定會與恩格斯一起發展或修改自己的理論。

    恩格斯未能完成對共產主義理論的優化和升級，但至少，他不是一個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思想家。他不懈的探索與努力對後來者是有啟迪意義的。

    列寧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後，列寧成了全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實踐層面，列寧和列寧主義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馬克思。後來奪取政權的各國共產黨，都受到列寧主義的很大影響。

    經過列寧發展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在落後國家共產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遺憾的是，奪取和鞏固政權之後的路該怎麼走，列寧還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就去世了。有許多跡象表明，如果列寧能多活一二十年，蘇聯後來發展的道路肯定會有很大不同。

    列寧是一個非常重視並善於學習的人，思想並不很僵化，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實行“新經濟政策”。面對由錯誤思想和政策引發的嚴重問題，列寧承認：“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

    “新經濟政策”中的許多內容，如取消糧食徵收制、實行實物稅，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實行中小企業的非國有化，在一定範圍內允許私人資本自由發展，農村僱工和租佃合法化，放鬆外貿管制，允許外國資本進入，重建銀行和稅收制度等等，與半個多世紀後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內容非常相似。

    果斷實行“新經濟政策”，反映出列寧有相當程度的靈活性。如果有機會，列寧很有可能會在思想和政策上作出更重要的切合實際的調整或發展，蘇聯乃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許會少走許多彎路，少付出許多沉重代價。

    另外，列寧的天賦、綜合素養和人格，都遠高於斯大林，他享有的極高威信是在革命鬥爭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如果列寧能夠長壽，不大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其他方面的情況很可能也會好得多。

    也有人認為，列寧應當為斯大林時代的問題負責。這種看法不能說毫無道理，畢竟是列寧發展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把無產階級專政定義為“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這種理論和列寧在革命鬥爭中採用的暴力行為，為斯大林後來的大屠殺開了先河。

    但是，如果我們能回到當時俄國的社會現實中去，恐怕不難發現，即使沒有列寧，俄國也會發生革命，暴力行為也未必會少。在當時的革命黨人中，暴力傾向已經成為主流，列寧是這個潮流的引領者而不是創造者。要列寧為斯大林的暴行負責，理由並不充分。

    其實，縱觀人類歷史，在進入現代民主制度之前，有幾次改朝換代和革命沒有暴力行為？沒有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殺戮？問題在於，鞏固政權之後，能否儘快建立法治社會，避免濫用暴力。這個問題的答案，與許多因素有關，在落後的專制國家，尤其與主要領導人的綜合素養和努力方向有極大的關係。

    列寧沒有來得及展示自己治理國家的全部潛力，給後人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人們對他的評價分歧很大。蘇聯解體、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以後，負面評價越來越多，但在蘇聯檔案解密二十多年之後，在反對共產黨的人掌權、民眾有言論自由的情況下，列寧的遺體依然安睡在紅場，作為正面人物受人瞻仰，不能不讓人深思。

    斯大林

    1922年12月，列寧在遺囑中說：“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後來又補充說：“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斯大林後來的行為，讓人不能不感嘆列寧的英明。

     斯大林1878年出生于格魯吉亞一個鞋匠家庭，從小缺少家庭溫暖。他早年參加革命，多次被捕，磨練出堅強意志和鬥爭精神，但同時也形成了粗暴性格。

    列寧去世以後，斯大林亟需鞏固自己的權力。由於對自己的威望和能力缺乏足夠的自信，他訴諸權謀和暴力，逐步擊敗並消滅自己的政治對手。

    斯大林濫用暴力達到空前瘋狂的程度。列寧時代留下來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幾乎全部被殺害；無數幹部、軍官、文化工作者和知識分子，以及大批普通黨員和群眾受到嚴酷鎮壓。被處決和折磨致死的人達數百萬，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無辜的。

    靠血腥鎮壓鞏固權力的斯大林，理論水平不高，但政治手腕強硬。他憑藉暴力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他實行嚴格的新聞出版檢查，控制思想，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日趨僵化。他逐步遠離馬克思和列寧的全人類立場和國際主義精神，退向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使其他國家的兄弟黨淪為兒子黨。

    斯大林的所作所為給共產主義運動造成極大的傷害，為其以後的失敗埋下了禍根。但是，歷史地看，這並不完全是斯大林一個人的責任。共產主義理論本身的缺陷，落後國家的現實狀況， 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和黨內鬥爭，其他人物和力量的不足，以及國際形勢等因素，都起着不可忽視的作用。沒有這些因素的存在，斯大林的暴行難以發生。

    斯大林時代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功。但總體而言，這些成功代價巨大，而且由於種種原因，難以為繼。

    1928年，斯大林開始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按照重、輕、農的優先順序，大力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經過兩個五年計劃，在強力推動之下，工業發展取得很大成功。但在農業方面，強行集體化付出了慘重代價，導致餓死數百萬人的大饑荒；後來雖然穩住了局面，但直到斯大林去世，都未能完全走出困境。畸形、僵化的經濟體制，最終漸漸失去活力，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因素之一。

    教育和科技方面的發展，引人矚目，是斯大林時代的亮點。核武器和航天技術的成功，曾經讓全世界感到震驚。但是，由於意識形態僵化，缺少自由思想的空間，人文領域很難培養出一流人才。而在科技領域，一方面過於偏重軍工，結構不夠平衡；另一方面，也受意識形態影響，發展很不健全，甚至出現匪夷所思的李森科事件。

    斯大林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但無論怎麼看，恐怕都不得不承認，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大清洗消滅了大部分旅長以上的高級軍官和大批中下層軍官，如果不是斯大林在戰前的麻痹大意和在戰爭初期的張皇失措，勝利會來得更早，而且代價會小得多。畢竟，蘇聯的人口是德國的兩倍多，國土資源優勢更大，而德國還要分出一半左右的兵力對付西面戰場。梅德韋傑夫說得好：“是人民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而不是斯大林。”

     毫無疑問，斯大林是一個很有能力並取得了很大成功的人，但是，他的嚴重錯誤，他對自己的人民犯下的罪行，以及對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永遠不應當被忘記。

    毛澤東

    雖然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的評價早有定論，但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評價並未獲得廣泛認同。非官方的評價各種觀點都有，大致可分為兩派：一派基本肯定，另一派基本否定；而兩派中持極端意見者都不在少數。

   肯定派強調毛的功績和優點，認為毛功大於過；極端者完全無視或故意迴避毛的過錯和缺點，把共產黨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毛，全面肯定甚至神化毛。

否定派恰恰相反，強調毛的錯誤和缺點，認為毛過大於功；極端者完全無視或故意迴避毛的成就和優點，把共產黨的一切問題都歸罪於毛，徹底否定甚至妖魔化毛。

    神化毛的人，最不願意面對如下事實：反右、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兩位接班人的下場以及其身後的人亡政息等等。他們很難回答：一個神一樣偉大的領袖，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妖魔化毛的人，最難解釋的是：如果毛真的像他們說的那樣邪惡、一無是處，他怎麼可能在那樣複雜、險惡的條件下，從一個毫無背景的農家孩子，一步步走向成功，成為眾多傑出人物擁戴的領袖？

    無論是把一切歸功於毛，還是把一切歸罪於毛，都嚴重誇大了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一種簡單的思維方式。毛既不是神，更不是魔。實際上，他是一個有抱負、有能力，但同時也有局限、會犯錯誤的人。歷史給他提供了機遇，他努力奮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評價毛，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

    如果沒有馬列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大批共產黨人的努力奮鬥，如果當時的中國不是動盪不安，很難想像毛如何實現自己的抱負。

    毛很幸運，歷史給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他的許多優點，如堅定的意志、遠大的目光、高超的鬥爭藝術、良好的心理素質、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社會主要矛盾的準確把握等等，都是正在困境中奮鬥的中國共產黨最需要的，也是他能夠領導共產黨轉危為安、走向勝利，後來眾望所歸、成為領袖的主要條件。

    1949年掌權後，由於“天下”是在毛領導下打下來的，毛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列寧主義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和中國的集權專制傳統，大大強化了毛的權力，使其實際上不可能受到有效的監督。

    權力會放大一個人的優點，也會放大一個人的缺點。毛很不幸，他的局限和一些缺點被手中無限的權力所放大，導致嚴重後果。他的知識結構不夠健全，急於求成、好大喜功，權力欲很強。如果是一個普通人，這些缺點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但作為手中握有無限權力的領袖，情況就不一樣了。他急於求成，發動了嚴重脫離實際的大躍進，由於缺乏足夠的經濟學和自然科學常識，大搞代價慘重的全民煉鋼，相信畝產萬斤，以致釀成空前惡果，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威望。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先後打倒劉少奇和林彪這兩個他自己選定的接班人，造成“十年浩劫”，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災難。毛去世後，他信任的“四人幫”被打成反黨集團，他的政治路線很快被否定。

    毛的自我評價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實，改為“斯大林加秦始皇”可能更確切。可以說，只有真正懂得斯大林，同時也懂得秦始皇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懂得毛澤東。斯大林和秦始皇都將永遠是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毛澤東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