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之後 中共對美外交缺乏強勢助手 》。文章在分析了中國外交風雲後，表示習近平急需一位懂美國的心腹，言外之意極似為王岐山回歸先行吹風，製造氛圍。該文章全文如下，讀者自品。
朱鎔基得到江澤民的授權後，可以利用權威統合各方面資源

“龍永圖，不要給我遞紙條了！”在多年後，曾負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談判的龍永圖回想起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拍着桌子對他的大喊已經不再尷尬。 

這不是龍永圖第一次領教“經濟沙皇”的強硬。1999年11月10日，中美雙邊談判開始最後一場談判，美國立場非常強硬，談判又不時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干擾。朱鎔基親自坐鎮未能彌合雙方分歧並走到了破裂的邊緣，美國代表團已經準備啟程回國。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讓朱鎔基到談判現場親自與美國人談判，並授給他全權，爭取談成。 

15日，中美開始最後一次談判，朱鎔基在前三個問題上的讓步使龍永圖着急了，不斷向朱鎔基遞紙條，上面寫着“國務院沒授權”，這才有了那聲大喝。龍永圖以為朱鎔基要用全盤放棄換取協議簽署，但在汽車貿易等底線問題上，朱鎔基寸土不讓。5分鐘後，美方代表請示了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後四個問題上讓步。雙方簽署雙邊協議，標誌正式結束雙邊談判，也為中國與其他主要貿易夥伴的談判奠定基礎。 

這場談判似是當時中美關係的縮影——雙方在關鍵領域針鋒相對，同時存在着對話與合作。 

自1989年六四事件，中美關係發生了歷史性逆轉，一度出現了嚴重的倒退。中美兩國恢復接觸後，美國在人權、西藏、台灣問題上不斷刺激中國，使兩國關係反覆波折。相比意識形態領域，經貿領域反而逐漸成為雙邊關係的突破口。 

1997年江澤民與克林頓互訪後，在雙邊政治交往發展前提下，雙方就中國入世進行雙邊談判。這是中美建交談判後再次進行的大談判，還是經貿方面的，主導者自然是被鄧小平稱讚“懂經濟”的朱鎔基。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時殷弘指出，“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中，就意味着外交政策會由他的戰略性格和政治信條決定。”在江澤民的授權下，朱鎔基以其果斷的作風順利完成了入世談判。在這之後，中美政治上雖齟齬不斷，經貿發展一路高歌猛進。 

在中美交往的歷史中，不乏這種關鍵人物。 

在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放大了毛澤東的權威。儘管決策機構已經形同虛設，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在論證分析後，得出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Nixon）急於與中國對話，形勢對中國有利的判斷。幸運的是，毛澤東同意改善同美國的關係，與美國這個不如蘇聯那麼危險的敵人接近。 

在冷戰格局下，尼克松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傾向於“秘密外交”。毛也樂意同華盛頓建立秘密的溝通渠道來改善雙邊關係，但毛澤東的個性影響了歷史發展的進程以及中美首腦會晤時的議題，他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照美國人設計的方式進行聯絡，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回應了美方發出的信號——接見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和“乒乓外交”。 

那個時期，執掌外交部多年的周恩來是毛澤東策略忠實的執行者，在毛澤東授權後，他不僅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任務，並利用“尼克松衝擊波”同時實現了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 

在鄧小平時代，中美間的博弈更多的由鄧小平主導。文革結束後，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已箭在弦上，迫切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迫切需要改善對外關係。鄧小平從西太平洋地區、從亞太地區乃至從全球角度來看待中美關係，抓住時機實現中美建交、訪問美國，正式成為美蘇中三角中的一角。 

江澤民時期，朱鎔基在中美關係當中角色非常突出，尤其主導了就中國入世的中美商貿談判。 

胡錦濤執政時，一方面江澤民“退而不休”，一方面“九龍治水，各管一灘”，中國外交已無強人。 

胡錦濤時期後期，中共注重和平發展的國家大戰略與“和諧世界”的外交思想：對內注重維護社會穩定；在文化上強調世界多種文明和平共處和相互交流；在政治上世界各國之間平等互利互信，通過對話磋商消除分歧進行合作。在全球遭遇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美國需要中國“救市”，雙邊關係在穩定發展。 

2009年1月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就職後，時任國務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劍指9·11事件後走向積極的中美關係。美國在氣候/減排、谷歌事件、售台武器、會見達賴，匯率/貿易等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雙邊關係波瀾起伏，險象叢生，逐步滑向對抗。對此，時任國務委員戴秉國不斷強調“雙贏”，回擊美國對中國霸權的指責。 

但是，戴秉國等人絕對不是中美關係的主導型人物。 

習近平上任後，沒有掣肘的習近平開始主導外交，與美國人的交往重新透出了個人特質。習近平訪美時讓會晤更私人化，與奧巴馬的安納伯格莊園、瀛台夜話，與特朗普總統（Donald Trump）的海湖莊園會晤、故宮三希堂茶話都不斷加深這種私人關係。中國學者相信這體現了中美關係的成熟和雙方領導人的自信。 

而美國媒體在“新型大國關係”，“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習近平的外交理念中看到他推行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紐約時報》的文章相信，習在國際上擴大中國的影響力，鄧小平時期“韜光養晦”的做法已逐漸被拋棄。 

在習近平的主導下，中國外交再次走向強勢，在領土和主權問題上的立場也表現得更堅決。但在第二個任期內，習近平已經釋放出主導內部改革的信息，與此同時，特朗普也在醞釀對華貿易制裁。習近平第二任期或許需要一位懂經濟、更懂美國的心腹協助處理下一階段中美關係棘手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