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北京清理違章建築使許多外地打工者流離失所，遭遇困難。社會上反映強烈，各種公知知識分子、網絡大V、異議人士無不奮起鞭撻，用詞之激烈達到空前高度。不乏將【低端人士】的說法和納粹、排華相比，把此舉上綱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文章。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對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痛恨，都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大多數評論都有【隔靴搔癢】的感覺，很多人在義憤之下，似乎忘記了90年代朱鎔基的改制給3000萬下崗工人帶來的痛苦，好像北京這幾萬外地人的痛苦比當時3000萬下崗工人的要悲慘；【優化組合】比【低端人口】要好聽；以【改制】為名的私有化就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清理違章建築是【慘無人道】，把3000萬下崗工人【買斷】、踢到社會上是【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樣的選擇性記憶、選擇性【義憤填膺】、選擇性同情弱者，好像說不通吧。

【低端人口】作為經濟上的弱勢群體，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儘管不好聽，但是這些人吃的【低端】、住的【低端】、子女上【低端】學校、社會地位【低端】的蟻族，按照【鴨子實驗】的原理：If it looks like a duck, swims like a duck, and quacks like a duck, then it probably is a duck.是貨真價實的【低端人口】難道奇怪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承不承認有【低端人口】這個事實，而在於搞清【低端人口】的來龍去脈。

改革派經濟學家、李克強的【國師】厲以寧曾經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注意【維持現在的狀態】這幾個字。換句話說，就是要讓他們保持【低端人口】的狀態。

厲國師還說：“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換句話說【低端人口】是天經地義的遭受痛苦。

樊綱說：“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

可見，【高端】【低端】不是習近平發明的，更不是蔡奇的【蠻幹】造成的。改革開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是按照這樣把人分成【高低端】、【擴大貧富差距】來【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厲以寧語）的思路進行的，所以才有今天的貧富差距，才有今天高房價，才有北京的高端小區和危房棚戶區。換句話說，【低端人口】是為改革開放而犧牲的那些人，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結果。

既然犧牲3000萬老工人是合理合法、是【很有必要】、是【按照經濟規律辦事】，為什麼犧牲幾萬外地打工人員的利益就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了呢？

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本還不僅僅是犧牲了【低端人口】，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的絕妙自白道出中國貪腐的原因：“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原來腐敗和社會道德風氣沉淪，也是改革開放的代價。原來【改革開放】是要奪取政權。。。這樣的代價到底值不值，難道不是一個問題嗎？

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地走了邪路了。”按照他自己的標準，9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是徹底失敗了。

為了讓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朱鎔基的改制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特地將何清漣、程曉農的《國企改革之惑和工人之困》轉帖如下。我不完全同意兩位的看法，但是，該文的確把朱氏改制的本質表達的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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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上演之後，舉國熱議，有關注久違的反腐主題的，有琢磨官場政治生態的，還有鍾情於李達康敢做敢為作風的。而我們在本文想談的，是貫串全劇一個具全局意義的“一一·六”事件，即大風廠職工股權被侵犯而引發的拆遷事件。這一事件是中國經濟改革中帶有普遍意義的事件，代表着那個時代數千萬城市工人的命運浮沉，蘊含着無數社會底層的眼淚悲傷。

大風廠改制背後的黑幕帶有普遍性

大風廠原為國有企業，改制後成為私營業主大股東（如蔡成功）與職工共同持股的私營企業。與現實生活中絕大多數這類企業一樣，職工股權經常被政府（法院）和大股東玩弄於股掌之中，被侵吞、消蝕。電視劇中，大風廠的命運轉折，主要是因為出了個貪腐的法院副院長。但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國企改制，在全國各地留下了重重謎團，當年被迫下崗的老工人絕大多數搞不清楚其中的黑幕，而從那時以來絕大多數學者專家又集體一致地躲開了這個“雷區”，於是，全國上下萬馬齊喑，“改制”黑幕被“輿論一律”的濃霧層層籠罩；直到今天，觀眾們看劇中大風廠事件，仍然很少有人會體很多人悟出，此事件其實挑起了“改制”黑幕的一個小角，只需順手把這塊黑幕掀一下，朱鎔基時代的“國企改制”謎團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恰在《人民的名義》播出前不久，一篇題為《我說我們東北，失落的人、絕望的人太多了》的敘事文章，在許多微信圈和網上傳播，道出了許多“下崗家庭群體”的集體困惑。此文作者是一個在哈爾濱的“下崗家庭”長大的中年人，他記述了東北地區城市裡幾代人在改革年代的絕望和困惑。作者的筆調十分平和，不再是20年前拍攝瀋陽重工業區敗落的《鐵西區》裡那般悲涼淒憤；作為下崗員工的第二代，他以冷靜的態度描繪出東北老工人及其後代們心中永久的困惑：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員工落入如此境地，誰之過？這個困惑之所以值得反思，是因為它把中國40年改革的謎團端上了台面。中國的改革模式當中被當局竭力遮掩的謎團背後的真相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改革年代的施政者要刻意迴避東北老工人們的困惑？

中國的原國企老工人及其家庭都有共同的失落和困惑，他們的失落和困惑始於90年代後期朱鎔基時代推行的國企“改制”。其失落的原由是，國家曾經在幾十年裡，以“社會主義優越性”為依據，承諾他們一輩子可以依靠國企而生老病死無憂慮；但一夜之間，這“社會主義優越性”突然就土崩瓦解、蕩然無存，他們被國家拋棄了。其困惑則是，這一切都為的是什麼？為什麼大部分國企突然一蹶不振？當初讓國企工人“買斷工齡”、“下崗”回家時，政府和國企廠長們信誓旦旦地說企業和國家暫時有困難，不少老工人還真信了。在那個“下崗”的年代，央視春晚小品節目裡演員黃宏喊出一句台詞：“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到了現在，“下崗”工人及其親屬們再提起這句話，無不咬牙切齒，因為他們明明白白地感覺到，自己當年上當受騙了。

東北地區的“下崗”老工人是全國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東北作為中國的重工業基地，中共建政後曾經是以重工業為基礎的中國經濟的支柱和重心；然而，今天的東北已經淪落為蕭條、滑坡、衰敗的典型地域，因此，那裡的“下崗”工人很難像上海的“下崗”工人那樣，有機會沾一點開放繁榮的雨露。其實，全國各地都有大批“下崗工人”，東北老工人的失落和困惑，也是各地同類群體的失落和困惑，比如，在西南地區的軍工企業區，那裡老工人的不滿，一點也不少於東北老工人。今天的80後一代人當中，從原國企老職工家庭走出來的，從小耳濡目染，接受了父母輩失落和困惑的代際傳承。在那個“下崗年代”，僅僅在國有工業企業，職工人數就從1997年的4000萬減到2003年的2200萬，大約近2000萬國企老工人被“下崗”，加上其他行業的“下崗”職工，再加上各行各業“下崗”職工的子女，這個“下崗相關群體”的總人數可能多達7000-8000萬人，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說，在中國的各社會群體當中，城市居民里最大的一個對某一特定國家政策集體不滿的社會群體，就是“下崗工人”以及“下崗工人的下一代”。他們的不滿，靠黃宏那樣的忽悠，顯然是蒙不過去的。當局不把他們的困惑解釋清楚，這個大社會群體對政府的嚴重不滿，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當局若果真如實說明真相，這個群體的不滿會減少一些，還是變得更加嚴重呢？

朱鎔基時代“國企改制”謎團之一：國企私有化，打死不認賬

要解開“下崗相關群體”的困惑，就必須剖析朱鎔基時代的“國企改制”謎團。這個謎團也是中國官史里竭力迴避、模糊的一段“改革”往事。“國企改制”二十年之後，官方總是反覆強調，“中國不搞私有化”；若確實如此，那麼，國企的“改制”是把國有企業改成另一種公有企業嗎？當然不是，“改制”的結果是，國有工業企業從1997年的近10萬個變成了2003年的3萬4000個，少了近三分之二，剩下的國企也有許多上市或允許職工參股，不再是真的國有企業了；被“改制”的這些企業，一部分被關閉，而更多地是變成了私有企業。2003年《財經》雜誌刊登過一篇《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其中提到，61%的私有企業老闆是原來該企業的國企經理或廠長，也就是說，這些企業都是在“改制”過程中從國有企業變成了私有企業。可以確定，儘管朱鎔基的“改制”政策儘量模糊“改制”的真實目標，但“改制”的結果表明，“改制”就是國企私有化。國企私有化包含兩個部分：中小型國企因為不能上市，所以基本上實行了完全私有化；大型國企則通過上市，吸納了外部股東，而變成了部分私有化、但政府保留部分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業。

“國企改制”謎團的第一層便是，為什麼當局不願意承認實施全盤私有化這個現實？其要害在於，推行實質上的私有化政策，意味着當局默認社會主義公有企業制度的完全失敗；而改革前30年建立的那種計劃經濟加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完敗，直接挑戰了當局的政治正當性，所以政府採取了掩耳盜鈴的做法，一方面把國企私有化，一方面拒不認賬。政府之所以不得不推行國企私有化，實在是因為國企虧損日益嚴重，拖累國有銀行系統。改制開始前，1995年9月15日的《中國改革報》曾報道，1994年全部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已經達到83%，即將整體上資不抵債；由於國有企業“吃光了財政吃銀行”，1995年銀行系統出現了整體嚴重虧損，導致銀行系統數量有限的自有資本迅速減少，行將破產。對此，國企員工未必了解，但政府心中已然警號長鳴，它再也不敢繼續用銀行貸款來養活幾十萬工商業國企，實際上也養不下去了，否則整個金融系統就被拖垮了。

“下崗相關群體”的困惑，其實來自於政府的掩耳盜鈴行為：政府為了保住銀行系統、保住政權，下決心要拋棄國企職工，也丟棄對他們生老病死的福利承諾，但口頭上絕不認賬；而“下崗相關群體”看到了自己被無情拋棄的現實，卻不了解，國企職工過去賴以依靠的國企就業和福利制度，隨着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敗，被宣稱“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政府送進了墓場。政府既要保持政治上的“永遠正確”，又要在經濟制度上回歸共產黨建政前的私有產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道路，於是二十年來刻意迷惑着這幾千萬“下崗相關群體”；然而，這一迷惑也產生了另一個社會後果，這幾千萬“下崗相關群體”在自己的心中埋下了對當局的深深的永久性不滿，同時，他們把對昔日經濟社會地位的懷念投射到了毛澤東及毛時代經濟體制上，儘管國企體制的完敗恰恰是毛式制度的苦果。可以說，在國企私有化道路上，當局的掩耳盜鈴之術護住了臉面，卻埋下了社會對立的種子。

“國企改制”謎團之二：職工“下崗”與廠長發財

“下崗相關群體”的另一個最大的困惑就是：職工“下崗”，據說是“國家有困難”，那廠長變老闆，也是“國家有困難”？當然不是，真實原因是，政府通過“改制”中放縱廠長們的腐敗，把本來存在於政府與國企職工之間因“甩包袱”引起的對立，“下放”給了廠長們，把職工們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到了廠長們身上。國企廠長們之所以“扛”起了為政府“安排職工下崗並剋扣安置費用”這個“重擔”，則是因為政府默許他們一夜之間成為被“改制”國企的新老闆，即成為國企私有化之後的主人。這個令許多下崗員工永遠耿耿於懷的“改制成果”，難道不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嗎？這個困惑正是“國企改制”的又一大謎團，或者說是“改制”政策“暗度陳倉”的結果。“改制”的“明修棧道”強調要“搞活企業”，而暗中實施的相關政策都指向一個目標：允許國企廠長們把國有企業資產變成他們的私人資產；條件是，他們必須為政府分擔安頓、安撫“下崗工人”的責任，當然，也要為政府“分謗”，免得“下崗”工人們把“矛頭向上”。

“國企改制”是實行集權體制的中共施政史上少有的一次“無為而治”，只提出了“搞活企業”這個含義模糊的動員令，卻從無全國統一的實施方案，也沒有“條條框框”去規定哪些事不許做；於是，主管部門和廠長們各顯神通，上下其手，似乎任何做法皆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更妙的是，在這個瓜分國企資產的高峰年份，朱鎔基卻撤銷了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等於是放手讓廠長們“大家拿”。於是，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廠長們通過“黑箱作業”，盜取了企業的財產，大批普通職工則被迫“下崗”。

在國企職工看來，企業經營不良，往往與企業領導的無能和腐敗有密切關係。據1987年中國社科院一些研究人員對21個城市47家大中型國企1萬5000多員工的問卷調查，當時72%的職工認為，“企業好不好，責任在領導”，同時六到七成的工人及技術人員對廠長們表示不滿（見《廠情·人情·心情——中國職工心態大調查》，海洋出版社1991年出版）。顯然，如果必須將國企私有化，首先應當下崗的，本來該是不稱職的廠長們。但現實中“改制”的結果是，政府把國企私有化的決策權交給國企的廠長們，然後，政府主管部門的幹部和廠長們偷偷摸摸地背着職工，把企業變成了自己的私產。任何職工心裡都一清二楚，廠長們憑几百元的月薪，不可能買下價值幾千萬、上億的企業；但他們不明白的是，廠長們從哪裡弄來巨額資金，購買了自己管理的國企？實際上，大多數廠長的做法都是“空手套白狼”，就是用企業的名義到銀行貸款、或向別的企業或私人借款，買下自己管理的企業後，再用企業的公款還債。這種“老鼠吞象”，不僅是明明白白的腐敗，而且在法律上廠長們盜用公款獲取的產權本沒有合法性；但是，當時負責管理企業的政府部門和國有銀行基本上都眼開眼閉，假作不知。幾乎在所有的“改制”企業里，職工們普遍懷疑廠長們嚴重涉嫌腐敗，但只要政府裝糊塗，職工們就無法追查腐敗。

《人民的名義》中，大風廠的職工們雖然入了股，在企業私有化之後卻無法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這是常見現象。中國90年代末期到本世紀初期的國企“改制”過程中，大約在10%的“改制”企業里廠長們允許職工入股；但廠長們購買大額股份的錢是公款，而職工們為了保住飯碗所購買的職工股卻必須用現金。職工把血汗錢交給了廠長，但企業私有化之後職工股東基本上沒有話語權和參與權，劇中職工股東被出賣或被下崗，確實是許多企業的實情。

在劇情中，國企“改制”的弊端，直到“一一·六”事件發生後李達康才略有了解，電視劇也給工人們開了一條新路。而現實中，更廣泛嚴重的國企“改制”的腐敗和非法性，朱鎔基從一開始就“門兒清”，但是，當時的政府以默許廠長們的腐敗開道，為“甩國企職工包袱”鋪平了道路，工人們也沒有劇中的同行們那麼幸運。因此，國企改制的是非評說，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