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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素有文明古國之稱;但當代中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沖刷,近二十多年又遇上市場改革的衝擊,再加上近四份一世紀中國勵行“一孩政策”,中國青少年的價值觀出現了很大轉變。中國傳統文化標榜的“義”,又或者西方教育學者口中的“公民道德”,近年就成為社會上經常討論的焦點。
“我們可以寄望下一代嗎?”是不少中國人心中的疑問;有一種意見認為,部份新一代中國人的價值觀有扭曲的情況。《羊城晚報》7月20日報道,一名深圳歌手曾資助178個窮孩子,但在他病倒的時候,幾個在深圳工作的受助者,竟然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其中,一個受助人甚至揚言:“他幫我肯定另有所圖”。
跟中國公民意識有關的新聞,並不止於上述的一條。據《法制日報》報導,6月20日,湖北省武漢市的一名學生因制止小偷行竊身負重傷,當事人不顧而去。《大河報》7月14日報道,河南省義馬市一名礦工不慎落水,生死未卜,聞訊趕來的110民警認為由於落水過久,礦工可能已死亡,因而二話不說,扭頭就走。去年 6月,也有讀者向亞洲時報在線報料,據讀者提供的一組圖片顯示,一名年青力壯的深圳男子在公車中悠閒地坐著,對身邊一名抱著未滿周歲孩子的婦人,完全視若無睹,甚至摁住他的女友不要讓座。
有分析指出,中國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不少社會傳統價值在這十年都被視為“舊文化”,現時中年以下的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出現了斷層,社會普遍對儒家社會主張的人文思想並不熟悉。自七十年代末中國推行市場改革後,社會更是普遍“向錢看”,但跟市場經濟配套的基本價值如職業道德等觀念尚未完善,而社會法律在規範各類不公平情況的配套也有待改良。不幸地,差不多跟市場改革同時出現的“一孩政策”出台後,不少中國人都在溺愛中成長,變得十分自我。但與此同時,社會上的競爭卻仍十分激烈,這一切都讓課堂上的公民道德成為空談。
北京方面也沒是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近年中國中央政府大力推動“思想道德建設”,開展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範”,又將“思想道德建設”定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其中重要一環。
有一種意見則認為,在人人都追求一已私利的市場社會,政府應該在公共服務和法律框架在為忠誠履行公民義務和實踐公民道德的人提供便利。《北京青年報》7月7日報道指出,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正式施行,根據該司法解釋精神,見義勇為者可請求受益人給予補償。但持相反意見的人則指出,儘管有了有關司法解釋,但是,這一條解釋遠遠不能解決見義勇為者遇到的問題。例如這一《司法解釋》對見義勇為者向受益人請求補償的規定很簡單,傷殘了補多少?犧牲了補多少?怎樣理解和操作“適當補償”的額度?由於規定的不具體,在實踐中不好掌握,難免出現有高有低的現象,使公平的原則打了折扣。
有趣的是,道德文明建設也成為一種十分政治化的事情:不少地方政府刻意執著一兩件“好人好事”,大力吹噓,作為向中央交待的功課,也作為建立地方形象的手段。在某角度看,這發展已成為另一種“政績工程”。
以上文曾介紹的深圳歌手的例子說,原本地方官員大力推捧這名歌手叢飛,證明地方也不是唯利是圖,但受益人的反應,卻出賣了“好人好事”的表象。更值得玩味的是,廣州的官方媒體把這件事情的真相戮破,一方面可能這名記者的正義感特別強,一方面廣州記者不受深圳指揮,可以暢所欲言;但似乎,地方之間現在的競爭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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