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在中國演講，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半的農村孩子智力發展遲緩，四億底層勞動力未來怎麼辦?

沒時間讀全文的讀者，讀博士我總結的要點就夠。本研究由斯坦福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的一個教育部支持的中心、清華北大等合作。

當中產階級家長們還在為胎教、早教、學區房而感到焦慮時，中國還有一半的孩子處在與父母分離、智力發育遲緩的危機中。

我們在討論的已經不是什麼“寒門再難出貴子”的問題，我們面對的恐怕是在低端就業越來越少的未來，這些缺乏競爭力的孩子或家庭要靠什麼生存下去？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差距？

羅斯高教授說，原因可能有三：基因問題、營養不足和養育不科學。

而在這三種原因中，養育不科學，也就是兒童監護人不懂如何科學地養育孩子，才是我國農村兒童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調查顯示，絕大部分家長其實非常愛孩子，喜歡和孩子在一起；但是當被問到：具體昨天有沒有跟孩子玩？有沒有唱歌給他們聽？有沒有讀書給他們聽？有沒有講故事給他們聽？

只有極少比例家長有做到這些，70% 的家庭沒有或者只有 1 本書。

REAP 團隊發現，農村幼兒認知滯後的重要原因是監護人缺乏刺激性的養育行為。大部分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讀書、講故事、做遊戲、唱兒歌之類的智力刺激。這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在大腦認知發育的關鍵時期（3 歲前）落後於其他同齡兒童。

“貝利測試”是一種已被普遍接受的評估兒童早期發展的國際量表，低於 84 分者被認為是認知發展滯後。

2013 年到 2015 年間，美國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項目團隊（REAP）參與了關於中國地區的抽樣調查，這也是迄今為止在我國進行過的最大規模的“貝利測試”（兒童早期發展評估）。

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陝西、河北地區， 24~30 個月的貧困農村漢族兒童中，有 53% 的孩子在“貝利測試”中成績低於 85 分（低於 -1 標準離差），也就是所謂的認知發展滯後。與此同時，這一比例的國際平均水平在 15.87%，而中國城市和富裕農村僅為 15% 左右。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在鄭州考察美國蘋果公司的代工廠時發現，那裡的招工人員喜歡學歷不高，智商也不太高的工人。

“他們喜歡低智商的高中輟學生，”他說，“招工時，他們給申請者做智商測試，如果你的成績太高，他們不會錄用你。”

羅斯高說，因為工廠的工作太無聊，只花12分鐘就可以培訓好一個流水線上的工人。智商高的人很快就會厭倦這樣的重複勞動。工廠不希望工人換得太勤。

而中國並不缺乏這樣的勞動力。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教授潘毅的團隊在中國做了長期調研。當時郭台銘也講過，到2014年，他會用100萬台機器人，可是到了2015年，才用了5萬台。其實說機器換人就是威脅中國工人嘛——你們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老是鬧情緒、鬧自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用機器人把你們所有的人都換掉。

大概90%以上的工人，都是在干半年到一年後就走了。

所以富士康也不斷在用“實習生”的方式招工，從職業學校直接拉人過來，以實習生的名義進工廠。一批一批地招，節省他們的成本。

中國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所有勞動力中只有24%的人高中畢業。這個數字在所有中等收入國家中為最低，落後於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亞等國。在經合組織國家，所有勞動力中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為74%。

羅斯高指出，2013年，中國城市高中入學率為93%，比美國還高出一個百分點，但農村的高中入學率只有37%。

“這完全是一個中國農村特有的現象，”他說。

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中國近半數的三歲幼童生活在貧困的農村，還有約25%成長在城市農民工社區。

過去30年來，羅斯高每年有1/3的時間在中國考察。作為美國斯坦福大學“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負責人之一，他和中國多所大學、研究機構合作，致力於縮小城鄉發展的巨大差距。

他們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村教育的最大問題不再是校舍、課本、師資，而是孩子們的營養和健康。

在對中國近20個省份13萬多名農村中小學生進行體檢後，研究人員發現：27%的孩子貧血，33%有寄生蟲，25%視力得不到矯正。

“今天，中國農村2/3的孩子生病了！難怪他們學不好。”羅斯高教授痛心疾首地說。

問題的種子早在孩子們入學前便埋下。

從2014年起，羅斯高的團隊開始在中國農村給0-3歲的嬰幼兒做智商測試。在此之前，從沒有人做過類似的研究。

結果觸目驚心：陝西、河北、雲南農村地區18-30個月的嬰幼兒樣本中，45%到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於正常水平。

今年夏天，他們又在北京、陝西、河南的鄉鎮、農民工社區的嬰幼兒中做了同樣的測試，結果大同小異。

羅斯高認為，這個現象背後的主要原因除基因和營養不足外，還有難以刺激大腦發育的不當育兒方式。

當研究人員問家長：“你們昨天有沒有給孩子讀書時”，他們像聽到天方夜譚一樣驚訝，然後咯咯地笑起來。

參與調查的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長頭一天和孩子說過話；3%給孩子讀過書；70%的家庭有0-1本書。

“放眼望去，中國農村約半數的嬰幼兒智力發育遲緩，這意味着未來4到5億中國人可能會有永久性的認知障礙，”羅斯高說。

這樣的結果讓他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感到憂心。等到所有的低端工作消失了，中國躋身高收入國家時，這些智力低於正常標準的人能去哪呢？

解決方法並不困難。羅斯高的團隊通過實驗得出結論：每天花15美分給孩子吃一顆維生素；每年花1美元給孩子四片抗寄生蟲的藥；每兩年花20美元給需要矯正視力的孩子配一副眼鏡，就可有效地提升他們的學習成績。經由他們培訓的母親照顧的幼兒智商都有明顯提高。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諾貝獎獲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提出，在孩童年紀越小時對他們投入，潛在回報越大。對0-3歲的嬰幼兒每投入1美元，未來對社會和個人的回報可達18美元。

“中國政府對0-3歲的孩童投入是多少呢？”羅斯高教授的回答博士我不敢寫出來。

他忘不了自己在中國一個縣城看過的一座寶塔。到了晚上寶塔亮起燈來，閃閃發光，美輪美奐。那是當地主管農業的政府部門辦公的地方。他問地方官員，為什麼不能給這裡的孩子提供營養午餐呢？這個問題他曾問過中國很多地方官員，也從他們每個人的口中聽到過同樣的回答：“沒錢”。

以下背景資料摘要自公眾號一席和一傳媒等

“現實是有63%的農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怎麼辦？”

3歲的孩子，是以後的勞動力。

大部分的孩子在哪裡？是在貧困農村——中部60%的農村，還有西部的農村，都屬於貧困農村。除此之外，還有其他農村。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在所有中等收入（的國家）裡面，中國的教育，中國的人力資本是最低的。

根據勞動力的定義，20歲到60歲的人口都算作勞動力人口。上過高中和高中以上的人口占24%——4個中國勞動力裡面只有1個上過高中。

跟別的國家比一比：我們比南非還低，越南是33%。中國24%，是所有中等收入國家裡面最低的。

這個是現在還在上學的人數。

現在也只有一半的人上高中。

這個問題是哪裡的？

中國的城裡93%的孩子是上高中的。在美國，這個比例是92%，所以中國的城市比美國還好，更好。

貧困農村，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沒上過，包括職中、職高。所以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農村的問題。

韓國。那個時候是80年代，工資一塊錢一個小時的時代——現在中國的工資是兩塊錢、三塊錢一個小時。

早在80年代的韓國，就有將近100%的農村孩子上高中，幾乎每一個孩子都上高中。

中國跟墨西哥完全一樣，你分不出來。

後來墨西哥怎麼樣了？他兩極分化嚴重！

很多沒有上過高中的人，他們只有三個選擇：一個是打雜工，做玉米餅啥的，這些工作是沒有福利、沒有未來的；第二個就是跑到美國去，很快他們就不能跑了（特朗普要修牆了）；第三個就是做犯罪組織，現在犯罪組織100%的人是沒有高中畢業的——是的，因為他們沒有別的選擇，他們只有這三個選擇。所以這麼多年來，墨西哥仍然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

實際上，問題是高中之前開始的。這個是北大跟陝西師範大學做的研究，我們去175所初中，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查，有兩萬個人的樣本。

問他們，你三年以後想幹什麼。一半的孩子——47%的孩子，說我想上高中。

過了初一，那些不想上高中的學生，他學習到的絕對知識的值是負的——他有負面的學習，不但是沒學好，而且是把小學六年級學到的東西還給了老師，他是往回退步了。

更嚴重的，最大的，沒有人知道的問題，是小學之前，認知能力低下的問題，而且這是0到3歲的嬰兒階段就開始的。

（2）

三歲之前的發育決定了一個人的智商，農村孩子一般智商欠發展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1000天假設”，“1000天假設”非常簡單——我們的腦子，我們的認知，我們的IQ，90%是0到3歲的發育決定的。

3歲之後有很多其他能力的發展，你的非IQ能力會發揮出來。

James Heckman，他是美國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他算出來，國家和家庭投資0到3歲，回報率是最高的。

這個是城裡的IQ的分布，這是智力分數低於90，也就是智力發展慢的學生的百分比。

在陝南，從山區的農村隨機抽樣的1800個嬰兒，每6個月我們測一次。24到30個月，已經超過1000天，超過一半的寶寶發展緩慢。也就是說，一半的農村寶寶一輩子沒有一個很好的IQ能夠去用於學習。

後來我們又在在河北跟雲南做了這個測試，得出來的數據是45%和51%。

農村人到了城裡會怎麼樣？他們的嬰兒智力發展如何？

浦東的農民、民工，北京的民工，鄭州、西安的民工，縣城的農村，中部大村——河南、安徽，搬遷村，反正到處都是40%，50%，一半。

嬰兒智力發展慢，到了初中就有改觀嗎？答案讓人悲觀。

甘肅跟陝西的初中生，我們給他們另外一個測試，一半的學生是發展慢的。還有小學生——北京郊外，蘇州打工子弟學校的學生，河南、安徽、江西——也是一半。

IQ低，做這個東西（流水線）不重要，你坐在那邊對着機器重複同一個動作，可能甚至比IQ高的人做得更好。但是這些工廠搬離中國之後，這些工人能幹什麼？他沒有學習的能力的。

為什麼會認知能力低下？有三個原因，一個是基因，基因是不能改，這個是定下來的；可是第二是營養；第三是養育。養育跟營養，如果0到3歲缺少，它會影響到大腦的發展，影響到IQ、行為跟以後的學習。

做貝利測試的時候，也帶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的護士跟我們下去測血。6個月到18個月的嬰兒，一半以上的中國農村的寶寶是貧血的，比小學生的貧血比例更高。

你去浦東看，我們可以讓農民從農村出來，可是他餵孩子養孩子還是用農村的辦法——饅頭、米飯、鹹菜。

（3）

不是不愛孩子，而是不懂怎麼養孩子

所以，營養不良是一個問題。但是我們覺得更大的問題是養育問題——怎麼養孩子。

問題不是不愛孩子，而是怎麼養孩子。

我們問父母，你喜歡跟孩子玩嗎？你喜歡跟孩子交流嗎？如果你可以花錢讓你孩子的未來好，你會不會花錢？每個人都說，當然，當然。

95%的媽媽、奶奶會說，我希望我的孩子上大學。95%的農民希望孩子上大學，但是現實里只有8%的農村人上大學。

17%的媽媽說我希望我的寶寶以後拿博士學位。她們是希望寶寶好的，但是到初中，1/3的孩子就輟學了。

她們是愛孩子的，那麼問題在哪裡？問題就是，我們問他們，你昨天有沒有講故事給你的寶寶聽？大部分的回答是否，只有10%的人是肯定的回答。

我們問，你昨天有沒有讀書給你的孩子聽？這個比例只有4%。

他們教會衛計委去幹這個事。

我們團隊跟幾個其他的團隊在中國推廣一個課程，這個課程就是教媽媽怎麼跟孩子玩——提高智力，提高語文，提高運動能力，提高社會感情。一個星期上一次課，有玩具，就是每一個星期給她兩個玩具一本書，第二個星期來收，然後再去發新的玩具。

這個圖帶給我們的兩個信息。第一，我們的干預是有用的，有影響的；第二，還有很多家庭沒有做到。問題在哪裡？答案是一個詞，叫作奶奶——因為有一半的孩子是奶奶帶大的。

沒有干預的對照組，孩子平均IQ是88，53%的孩子IQ低於90，智力發展緩慢。但是我們教了6個月，上26次課，如果媽媽在家，孩子的認知發展完全正常。

中國農村什麼都有，安全，家人的寵愛，什麼都會給孩子，就是不知道怎麼養孩子，你一教她怎麼養育，就有很明顯的作用。

中國3歲孩子，有一半在農村。如果中國一半3歲孩子中有一半都是發展慢的，而在另外一半三3歲孩子中，認知能力低下的比例是15%，加起來也就是超過30%的中國的未來的勞動力可能會有永久性的認知能力缺陷。

中國的財政很有錢，可是不夠養1/3的人，那是4億。低工資低技能的工作沒有了，4億人要幹什麼？

在美國，發展慢的人是國家最大的負擔之一，美國政府和社會要給他們特殊教育，10%的孩子消耗了40%的教育財政——我們要提高他們的認知能力，因為如果你不幫助他們提高，你不給他們工作的能力，他們會犯罪、吸毒、失業、造反。在美國，12%的人是發展慢的。

教授說：我希望中國援助非洲，但是現在每年給非洲1000個億，如果稍微拿出來80個億，做中國小學裡面的健康項目，做養育的項目，就夠了，30萬個村子的村民能給他養育好。

（4）

說機器換人，就是威脅中國工人你別要求太高

1998年，潘毅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畢業。2005年，她以博士論文《中國女工》獲得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美國社會研究的大獎之一。

潘：其實從自殺事件之後，富士康就一直講要高度機械化，要大量使用機器人，當時郭台銘也講過，到2014年，他會用100萬台機器人，可是到了2015年，才用了5萬台。我們整個研究下來，認為他還是雷聲大雨點小。

為什麼機器人沒有對外講得那麼多呢？還是因為蘋果的手機換代率太快，這不像我們做汽車，汽車其實是粗製造的作業，你就可以用機器人。可是到手機製作，裡面全都是很精細的，所以主體的勞動者其實還是人。而且手機模板也要換得很快，換一個模板要很高的成本，蘋果的換代率太快，所以造成它沒法用機器去代替工人。其實說機器換人就是威脅中國工人嘛——你們不要要求太高，不要老是鬧情緒、鬧自殺，如果這樣的話我就用機器人把你們所有的人都換掉。

端：那麼，富士康在中國的產業轉移對工人影響如何呢？比如說深圳富士康占的比例已經下降了，富士康又把工廠轉移到河南，轉移到其他地方。

潘：其實中國的工人都希望能跑到沿海地區來工作，富士康往內地轉移，不是因為沿海招不到工人，而是因為廉價。

往內地去，最低工資低、勞動成本低。這種遷移對工人最主要的影響是什麼呢？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它要從深圳把一個專門生產蘋果的“單位”轉移去武漢，武漢的最低工資比深圳的低，想留在深圳的工人就由於企業生產的要求，硬性被派去了武漢。如果你不願意去，可能就面臨被裁員。結果工人的工資低了，可是做的工作內容一模一樣，時間也一樣，結果我一個月下來工資少了五六百。武漢工人就爬到工廠最高的一層威脅集體跳樓，逼得武漢市市長出來調停，才加了一點工資。

從1988年到現在，差不多30年了，我們還真的能找到在富士康工作超過10年的工友的，可是大部分，大概90%以上的工人，都是在干半年到一年後就走了。

所以富士康也不斷在用“實習生”的方式招工，從職業學校直接拉人過來，以實習生的名義進工廠。一批一批地招，節省他們的成本。

香港的SACOM（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它的貢獻還是比較大的，不斷給蘋果壓力，不斷號召社會。每一年他們都會去拉橫幅，去香港銅鑼灣最大的蘋果店舉牌，這些照片全部都會送到蘋果的總部去，也確實改善了一些情況。比如以前學生工進富士康，要不就沒有錢，要不就很少錢，也不會上合同，後來基本上都能夠拿到同工同酬了，跟普通工人拿的工資一樣。

端：有人會說。假如督促蘋果改善工人的條件，富士康之類的廠家就會遷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樣會造成工人失業，或者工廠就直接上機器人了，因為它們覺得用工人太貴了。

潘：是，一定會這樣講的。可是剛才我們也說了，它到外面布局，看似一個非常宏偉的構圖，但實際上是很小的。之前中國勞動法出台，當時的美國總商會在媒體上刊登廣告，說如果勞動法出台，我們作為美國資本，就帶頭撤資離開中國，過了三年之後，我們給這些美國資本做了一個調研，它們離開了嗎？其實它們要是能出去早就出去了，根本出不去才會留下來，中國的工人對它們來說是“好使好用”的。

Rozelle's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op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Science, Na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He is fluent in Chinese and has established a research program in which he has close working ties with several Chinese collaborators and policymakers. He is the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 a co-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 Agricultural Issues Center; and a member of Stanford's Walter H.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and the Center on Food Securit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cognition of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Rozelle has received numerous honors and awards, including the Friendship Award in 2008, the highest award given to a non-Chinese by the Premier;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Award in 2009 for scientific achievement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