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5年奉調進京擔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組組長開始，王滬寧在這一中共中央直屬機構已經工作22年，堪稱元老級人物。期間歷中共三次權力交接，在江澤民、胡錦濤及習近平時代，於政研室穩步上升，成為中南海首席智囊。並且在黨內地位亦逐步攀高，直到中共十九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列席最高領導層。

而伴隨着王滬寧在中共政壇日見顯要，政研室這一過去頗為低調的部門也漸而走到聚光燈下，不少觀察者甚至判斷，未來這很可能將是又一塊政壇高地。

相較於十八大後新近設立的諸多部門，政研室有漫長的沿革歷程。早在1940年，中共成立中央政策委員會，以便進行政策研究，制定更切合實際的政策，為中央提供參考。這一設計打下以後部門沿革的主軸，儘管名稱屢有變化，但其初衷職能幾無改動。

而後直到1989年，先後出現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國的智囊機構系統也隨之漸為豐富。

1989年7月，中共撤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和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確定為中共中央直屬部門之一。在王滬寧之前，共有王維澄和滕文生兩任主任，任職時間均遠短於王。

時至今日，政研室被公認為中共最高智囊機構，負責分析國家情況，制定政策，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報告及理論等。

不過這樣一個重要的部門，在王滬寧受到普遍聚焦之前，或者說中共十八大之前，卻並不算中共中央架構中的一個明星部門，幾乎無人關注。那麼在未來王滬寧可能的離任後，政研室又將走向何方。

王滬寧出席烏鎮互聯網大會

有媒體通過十九大後，在公開活動中陪同習近平的人選作對比——此前是栗戰書和王滬寧，如今是丁薛祥和劉鶴，據此判斷劉鶴或許將接替王滬寧主掌政研室，成為下一時期中共的頂級智囊。但不管人事如何變動，政研室的漸受倚重是可以肯定的，其中部分存在個人因素，不過更多的是恐怕是宏觀層面中共執政思路的轉變。

有陸媒曾刊文披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每年中央一號文件起草前，農村政策研究室都要將習近平、劉源等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乾子弟邀來講基層情況。習、劉等人還被聘為研究室的特約研究員。這段經歷也許加深了如今的中共核心對政策諮詢及理論研究重要性的思考。

而在政研室深耕二十年的王滬寧，廣被認為是江澤民“三個代表”及胡錦濤“科學價值觀”等重大政治盧綸的主要策劃者。在十八大後與政研室一道受到高層倚重，也理所應當。

而於個人因素之外，更應引起外界重視的，是政研室的崛起，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折射出中共執政思維的變化。

很顯然，中共十八大之後，學者官員開始在政壇上愈發活躍，這裡不是狹隘字面上的“學者”，而是普遍意義上的“理論型”“專業型”官員。從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到地方大員張慶偉、陳求發、陳吉寧、馬興瑞等，均有深厚的知識、專業背景。

這一批官員的起勢在十八大後頗為明顯，樣本之多，已很難用個例來解釋，而確乎是中共展露某種新的用人傾向的體現。關於此類官員受到重用的原因，多維新聞已有不少文章論述，大致可歸於他們的幾大優勢，一是視野廣闊，利於突破施政窠臼；二是專業所長，便利推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調整升級；再是均為政壇“新兵”，利益牽涉少，可有效推進改革。

而政研室，作為中共理論人才的集中地，自會逐漸在人事層面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中共執政進入新時代，對理論體系建設的需要，已經前所未見的凸顯出來。不論是國內政策還是外交戰略，目前的現狀都難以使人滿意。

習近平曾在中共成立95周年大會上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毫無疑問，這些形而上的“自信”需求背後，是龐大的理論缺口。如何解釋當下的中國，如何解釋當下的中共，諸如此類命題，是中共走向現代化政黨，於理論建設上的必由之門。

而政研室作為一個專攻政策、理論研究的機構，在新時代的崛起也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