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電影的奧秘

                                     茉莉

儘管譽滿全球，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到了晚年，仍然像個不成熟的孩子，任性而暴躁。當最後一個妻子去世，他遠離親友避居小島。每天拄着拐杖，在布滿礫石的海濱孤獨地走來走去，無言地凝望大海，偉大的藝術家終於走到生命的盡頭。

法羅島上有個小教堂，以往的牧師被這個壞脾氣老頭罵得戰戰兢兢。後上任的安吉麗達，一位敢於溫和地頂撞他的中年女牧師，和老頭成了好朋友。他們常在一起討論宗教理論問題。

昨天，安吉麗達主持了老友伯格曼的葬禮。紅色的玫瑰環繞着死者，美妙的音樂迴旋在小教堂里。伯格曼長眠在他自選的墓地———教堂墓園寧靜的一角。我感到很安慰，這位長期質疑宗教，和上帝恩怨糾纏了一生的大導演，最終還是回到了上帝的身邊。

◎ 把電影作為探索宗教的武器

伯格曼電影一直被視為高山仰止的經典。由於他繼承了北歐嚴峻深沉的文化傳統，在電影裡納入嚴肅哲學話題，因而在世界影壇上獨樹一幟。評論家普遍認為，伯格曼電影對生命進行終極性的哲學探討，其中的人物痛苦而敏感，苦苦追尋生活的意義。五十多年前，在西方流行現代主義哲學與文藝流派之時，這種“哲理影片”引起了觀眾好評如潮。

雖然在事業上躍上頂峰，伯格曼本人卻自承失敗。他說：“我獨身一人，結過幾次婚，耗去不少錢財。我有許多子女，卻與他們不大熟悉，有的甚至完全不認識。作為一個人，我徹底失敗了，因此，我轉而努力當個優秀藝人。”

然而伯格曼的追求，不只是當個優秀藝人這麼簡單。在藝術上成功了的他，仍然陷入孤獨與痛苦。他後期的一些電影晦澀難懂，甚至置觀眾和票房的需要於不顧，在封閉的、切斷現實關連的電影世界裡，一味自我抒發、宣泄與燃燒。

對於外界的評論，伯格曼表示輕蔑：“無能的評論家沒有觸及問題所在。”那麼，什麼是伯格曼的問題所在？如果不了解他的家庭出身背景，不了解瑞典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文化，是無法理解深奧的伯格曼的。

研究宗教哲學的瑞典學者漢斯·呂斯特，和伯格曼一樣同是牧師家庭出身。當年，伯格曼電影成為令人着迷的謎團，漢斯就開始撰寫有關“伯格曼和基督教信仰”等系列文章。他說，世俗的電影評論家只看到伯格曼電影在社會上的藝術效果，不會聯想到一個基督徒的宗教情結。

他的文章惹惱了伯格曼。伯格曼為此大發脾氣：“這個該詛咒的鬼漢斯，他騷擾我！”如果不是刺中了心中的痛處，電影大師何至於如此激烈地反感他人的評論。漢斯為此感到悲哀，從此停止了他的研究。

在圖書館裡讀到漢斯的舊文，我為這位學者的理性分析所折服。漢斯給伯格曼研究帶來新的視角，他以自身的經驗，清晰入微地解釋了冷澀難懂的伯格曼電影，令我們明白：伯格曼長達幾十年的電影創作，在本質上，是一個反叛者用來質疑、探索宗教的武器。

◎  《聖經》是創作靈感的源泉

伯格曼的影迷們很難相信，這位天才導演之所以魅力無窮，其深層秘密是，他不同尋常地在電影裡涉及宗教問題。幾乎在每一部伯格曼電影裡，都可以發現宗教線索。這位從小讀《聖經》的牧師的兒子，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地，從《聖經》裡獲得創作的靈感。

例如，影片《猶在鏡中》的名字，就取自《哥林多前書》的經文：“我們如今仿佛對着鏡子觀看，如同猜謎。”《沉默》是指上帝的沉默，影片中溫柔照顧他人的女性，令人想起天使的形象，而洗浴的鏡頭猶似基督教的洗禮，其中一些對話與福音書裡的言詞相似。

影片《這些女人》的瑞典文名字，來自伯格曼童年就熟悉的教堂布道辭，其中一個鏡頭是，一群女人圍繞一個男性大師，與達芬奇名畫《最後的晚餐》中門徒圍繞耶穌的場面驚人相似。《冬日之光》的敘事進程，基本上是按照耶穌生命的最後進程安排的。

《假面》和《第七封印》等影片，都是從《聖經》的一個場景開始。在《假面》中，上帝似乎不存在，至少不是影片的主題，但突然之間響起了和諧的聖樂。在《第七封印》中，信仰虔誠的騎士布洛克面對死神時，有着對上帝的懷疑和追問：“我要上帝向我伸出手來顯示他自己，對我說話。”

有時，伯格曼甚至借劇中人的口吻唾上帝的臉，並斷言上帝並不存在，但他不否認自己與宗教的密切關係：“對我來說，宗教問題始終伴隨着我。對它，我從來沒有不曾關切的時刻，每日每時都是如此。”

◎  父子衝突導致宗教懷疑

漢斯曾使用一句瑞典諺語，開玩笑地評價說：“伯格曼和基督之間有一隻未拔光毛的鵝（意即爭執尚未完結），因此基督有必要回來一下，讓伯格曼結束和他之間長年不斷的爭執。”伯格曼自己也承認：“我的全部生命都在與上帝之間的痛苦而又不快的關係中掙扎。”

伯格曼與基督的爭執，源自於他的父子關係。父親是虔誠的路德教徒，曾擔任過宮廷牧師。據漢斯的考察，這位父親是一位真誠友好的基督徒。但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瑞典家庭里普遍存在體罰孩子的現象，這位父親也不例外。在70年代接受電視台採訪時，伯格曼回憶說：“一種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親之間。有一天，他打了我。”

少年伯格曼的反叛也是驚人的，他把父親打翻在地，然後斷絕和父母的關係。由憎惡父親開始懷疑上帝，原想成為牧師的伯格曼，轉而走上了電影之途。他把充斥他記憶的有關父母的情緒矛盾，在最高的程度上，和基督教信仰編織在一起。

伯格曼和他父親的衝突，已經成為一個文學主題，但人們很少認識到，父子衝突早就形而上了，變成了他與上帝之間的衝突。在後來的回憶中，伯格曼一再流露他童年時對父母之愛的渴求，以及得不到這種愛的怨恨，回憶他們父子之間有時是天堂、有時是地獄的關係。與此相似，他和上帝的關係也常常是愛恨交織、自相矛盾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伯格曼的影片充滿了複雜交織的宗教因素。帶着一貫的懷疑態度，他在影片中毫不客氣地攻擊教會，輕蔑地戲弄那種把上帝視為愛的觀念，然後，又借劇中的某個人物，表達耶穌對人類之愛。有些台詞幾乎是模仿《約伯記》中的詩篇，向上帝呼喊：“我呼求你，你不應允我；我站起來，你就定睛看我！……”

◎  喊出恨和反叛之後的皈依

在《小丑的夜晚》等影片中，陽光總是暗示上帝的憤怒，而不是慈悲與恩典。但是在《第七封印》中，當一個人物痛苦地死於瘟疫，尖叫着倒在林中空地時，導演伯格曼讓鏡頭延長，突然一線陽光照耀下來——上帝的慈悲。

伯格曼的這種自相矛盾的創作心理，令我想起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作家。在大屠殺之後，不少猶太人產生了對上帝的怨恨與懷疑，一位猶太作家借用小說人物之口，回答說：

“上帝的最後的勝利，我的兒子，在於人不可能拒絕他。你以為你在詛咒他，可你的詛咒就是讚美；你以為你在與他較量，可你的所作所為不外乎向他敞開你的一切；你認為你喊出了你的恨和反叛，但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告訴他：你多麼需要他的幫助和饒恕。”

這正是伯格曼心路歷程的寫照。三十年代時，才16歲的瑞典少年伯格曼到德國度假，偶然參加了一次慶祝納粹黨成立的紀念大會，這使他產生了終生的愧疚感。後來他在影片中不斷地質問上帝的沉默，指責上帝對人間苦難不發一言。

然而，來自基督教文化的藝術家，在質疑、責難上帝之後，仍然要去尋求上帝。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別的精神出路。在法羅島小教堂的十字架下，我們知道，伯格曼的靈魂已經找到了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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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7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