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上還有人類在--回應朱學勤教授
冼岩
朱學勤教授在主流媒體《東方早報》撰文《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批評“中國互聯網上
一些極端言論”及“一些知識分子的奇特邏輯”，文中點名指責冼岩《恐怖分子襲擊倫
敦大有道理》一文“貌似有理，其實是冷血邏輯，胡攪蠻纏”，重申胡適留下的名言
“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聲稱“生命價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
能突破的人倫底線”。
感謝朱教授為“政治文明”劃出了一條“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但朱教授的習慣從來
就是鏡子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底線”都是為別人準備的，他自己隨時可以“突破”
，這一回也不例外。
既然“生命價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朱教
授怎麼還支持大量殺戮生命的伊拉克戰爭，大讚好得很？在伊拉克戰爭中喪身的伊拉克
人，無論軍人、平民，難道不都曾經是鮮活的生命？難道只有美英等國人的“生命價值
”才“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或者說“生命
價值”是其他人“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唯獨蒙朱教授青睞的美國人
可以“突破”？
朱教授對伊拉克戰爭的辯護是：獨裁政權是邪惡之源，它們罪惡罄竹難書、人人得而誅
之。且不說薩達姆獨裁政權在當時的重重監視圍困下已難以為惡，也不說美國自己也不
敢以朱教授所辯護的理由作為發動戰爭理由，只能始則扯上9.11、既而編出“大規模殺
傷性武器”,事後證明這一切都屬欲加之罪、子虛烏有；更不說美國自己在戰爭中的戰
略利益與政治訴求，即算美國開戰的理由確如朱教授所述，但“生命價值”不是“既是
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嗎？薩達姆獨裁政權再邪惡
，當時總還沒有危及多少“生命價值”吧？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朱教授把這條“底線”
藏到哪裡去了？
可見，所謂“生命價值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
只是朱教授說給別人聽的，他自己在“生命價值”之外另有更高、也是更低的底線，例
如“推翻獨裁政權”。為了這些更高、更低的“政治訴求”，他隨時可以“突破”他為
別人安設的“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讀朱教授的文章必須斜視，不能
按字面理解，要明其春秋大義。只有洞其本意，才能將朱教授的話還原真實。按照朱教
授的邏輯，“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其實是“萬國之上還有美國人在”，自由民主是能
夠突破“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的“政治訴求”。為了自由民主、反獨裁這樣的“政治
訴求”，美國人有權奪去伊拉克人的“生命價值”，不管他是軍人還是平民。
對筆者此一說法，朱教授必然感到委屈。他說：“伊拉克戰爭過程中有平民傷亡，則始
終受到英美輿論界包括擁戰者（這其中也包括朱教授本人吧？）的譴責”--這是何等的
偽善、矯惰！現代戰爭、侵人國土，難道有可能不傷平民性命嗎？憑籍高科技武備，美
國在一些戰爭中已能做到自己“零傷亡”，但它從未保證過對方平民“零傷亡”，只說
“儘量減少平民傷亡”；實在傷亡了，就“表示遺憾”。戰爭中美國人的“生命價值”
難以受到傷害，但伊拉克人的“生命價值”必然受到傷害。支持這場戰爭就等於認可為
了戰爭的理由可以奪去包括平民在內的伊拉克人的“生命價值”。一方面支持伊拉克戰
爭，一方面“譴責”伊拉克戰爭過程中的平民傷亡，就等於一方面支持判某人死刑，一
方面又感嘆那個人死相好慘、我心裡好難受--這就是朱教授的“文明教養”。
這一回，朱教授的“文風、言風實在不像是開放社會的專家該有的表現”，“他有的話
實在有失水準”。這位自由主義旗手可以象網絡憤青一樣，沒看清對手模樣就猛烈開
炮。按照他的說法，冼岩認為“英美既然是民主國家，那裡的民眾支持政府外交政策，
故而那裡的平民應該付出如此代價”--如果冼岩的意思真的如此（上述文字朱教授雖加
了引號，卻非出自冼岩之口，不知道這算什麼“文明教養”？），那就不只是“最為過
分”的“胡攪蠻纏”，簡直是無理取鬧，連“貌似有理”都算不上。“因伊拉克戰爭而
政見分歧，或擁戰或反戰，皆屬正常”，豈能“用[如此代價]襲擊坐在對面的不同意見
者”？
但是，伊拉克戰爭中的美英國民並非“政見分歧，或擁戰或反戰”這麼簡單，他們擁有
左右是否開戰的政治能力！在民主制度下，國民是主人，政府是僕人，這是民主理論對
民主制度的一貫標榜。正是在美英兩國民意的強大支持下，兩國政府才悍然發動戰爭，
攻打、占領了伊拉克國土，造成大量無辜平民傷亡；在這種強大民意裹挾下，發動戰爭
甚至一度成了美國公共言論中的“政治正確”，反戰聲音被迫噤若寒蟬。在成熟的民主
制度框架下，兩國國民已成為擁有左右政府公共決策能力的強大政治力量，沒有強大民
意的支持，政府不可能發動戰爭；反之，如果民意已決心開戰，民主政府也無力阻止戰
爭。
權責對稱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美英國民既擁有取捨戰爭的決定權力，而且以他們的
自由意志而非被強迫或脅制促成了戰爭爆發，他們難道不應該為此承擔一點責任嗎？如
果西方社會真的普遍確立了朱教授所說的“政治文明”，那就應該存在合法渠道與機構
有效追究這種責任。但是，國際社會迄今沒有這種追究機制，主流社會甚至象朱教授一
樣不承認民主國家的主人對其政治決策的界外效應應該承擔責任，似乎他們“或擁戰或
反戰”只是“坐在對面”閒聊，不會產生實際的政治後果。他們堅決反對傷害美英國民
“生命價值”的倫敦爆炸，卻支持只傷害伊拉克人“生命價值”、難傷害美英人“生命
價值”的伊拉克戰爭。
筆者既反對伊拉克戰爭，也反對倫敦爆炸，但二者的正當性仍然有高下之別。二戰中德
軍轟炸倫敦傷及平民是罪惡，必須追究戰爭罪；但隨後英美對德日平民實行轟炸，德累
斯頓炸死十四萬人，火燒東京炸死十萬人，卻被視為可以原諒。原因在於二者存在先
後、因果、主動被動之別，正是前者，導致了後者。倫敦爆炸比伊拉克戰爭更具正當性
的理由在於：1，此前伊拉克人無辜受到傷害；2，現行國際秩序拒絕追究對發動戰爭負
有責任者的責任。
倫敦爆炸對英國擁戰國民的報復肯定過當，而且存在對反戰人士、中立人士甚至外國人
的誤傷。但是，既然國際社會拒絕主持正義，伊拉克受難者就只能自行其是、挺而走
險。倫敦爆炸針對平民不假，但平民中也有對發動戰爭負有責任的擁戰者；倫敦爆炸報
復過當並造成誤傷，部分原因是因為復仇者沒有選擇--如果他們有能力襲擊白宮或唐寧
街，絕不會把力氣浪費在倫敦地鐵上。復仇者在無法避免報復過當及誤傷時為什麼不放
棄復仇？這就要問美英聯軍在無法避免傷及平民時為什麼不放棄戰爭。
伊拉克復仇者選擇恐怖活動而放棄正常的戰爭形式，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正如筆者只
能“在網上行文”回應朱教授的批評，並非筆者懼怕在《東方早報》與朱教授對薄當場
，而是因為主流媒體只對朱教授這樣的知識精英開放。如果朱教授認為筆者“在網上行
文”“突破”了什麼“底線”，筆者就只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對於朱教授這種利益國際化、頭腦美國化的知識精英，談什麼“中國立場”只是對牛彈
琴。人家早說了，“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朱教授的“萬國”，包括中國，不包括美
國；朱教授的“人類”，特指美英人，不包括諸如伊拉克等獨裁國家人民。因此朱教授
“既是最高，也是最低，是任何政治訴求都不能突破的人倫底線”其實並非空泛的“生
命價值”，它具體指美英人的“生命價值”，抽象指自由民主。
只奉勸朱教授一句話：美國之上還有人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