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容易遺忘的是，這種植物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直到最近斯溫·貝克特的《棉花帝國》，在2014年末由蘭登書屋出版之前都是如此。貝克特原本是德國人，也是哈佛大學魏瑟黑德全球史工作坊（Weatherhead Initiative on Global History）的聯合主任，在美國資本主義史學界同仁中享有盛名。他在2001年出版的《金錢都市》是那一代學術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它將一個以前被認為塵封已久、一息尚存的研究領域扭轉為歷史學界的學術增長點。的確，貝克特是哈佛大學那一領域最早的支持者，他建設了一個資本主義史的項目，並幫助形成了很多該領域的博士論文專題項目，如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對現代美國債務的研究，瓦妮莎·奧格爾（Vanessa Ogle）對時代同步性的研究以及伊恩·克勞斯（Ian Klaus）對信託和資本主義的研究，相關著述迅速增長。但在《棉花帝國》這部著作中，貝克爾採取了一條不僅關注美國資本主義，而且持續關注整個英語世界的研究路徑，並試圖將其應用於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全球商品之一。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棉花帝國》作者，斯溫·貝克特

貝克特在《棉花帝國》中解釋道，這部棉花的全球史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啟發。首先，過去三百多年（棉花種植）空間結構劇烈轉變。由於陰冷潮濕的歐洲、歐亞大陸和北美不適宜棉花種植，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棉花種植都在中國和印度這些地區，後者尤為重要，而且長期以來生產都屬於地方性產業。但是到18和19世紀，隨着棉花成品的生產轉移到現在我們認為是北大西洋經濟的工業中心：即英格蘭北部的紡織工廠和一大批歐洲大陸和北美的軋棉城市，這一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然而，今天絕大多數的棉花生產都出現在在全球南部，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以及土庫曼斯坦都是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其次，作為一種商品，棉花在奴隸制和自由勞動力環境中、以及在殖民主義和後殖民時代興盛發展，清晰地揭示了國家和帝國在現代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後，因為棉花的確是一種全球性商品，因而從利物浦到孟買，再到東京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可能受到佐治亞州的棉花市場發展的影響。它形成了一個理想的透鏡，通過這個透鏡，可以檢驗到一種“全球狀態”的出現，這種全球狀態讓人們感覺到地球上某一部分的發展毫無疑問與其他角落的發展密切關聯。

《棉花帝國》封面

貝克特的故事一開始講述了一個簡潔而意涵豐富的棉花種植前的歷史。數千年來，一直生活在南緯35度到北緯37度地理範圍之間的人們種植棉花並用於製衣，儘管人們彼此之間毫不知情。（直布羅陀海峽正處於北緯37度的位置，可作為參照）。生活在今天巴基斯坦的人們可能是最早開始紡織棉花，這催生了印度的棉紡織工業，並在過去數百年裡成就其傳奇般的品質。像馬可波羅這樣的旅行者驚嘆於印度的絲綢和平紋細布，直到經過數百年的模仿和接觸之後，大西洋的工廠才能生產出可與頂級印度工廠相媲美的手工藝品。西班牙探險者在新大陸對阿茲特克的紡織品同樣印象深刻。

不過，儘管棉質衣物在里斯本、馬德里、伊斯坦布爾和倫敦等歐洲市場的貿易中是一種理想的商品，但歐洲人會引導這種材料的加工製造的想法仍顯荒誕。不僅是因為歐洲大陸天氣寒冷而無法種植棉花。更重要的是，歐洲人頂多在紡織產量上像印度人、中國人和其他生產者那樣多產，而在商品的質量上卻差很多。如果棉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製造業”的話，似乎只能是一種家庭手工商品。因為那時候的工業並不是工廠，而是家庭生產。在印度洋、紅海和波斯灣市場上的商人都是清一色的印度人。1647年一位奧斯曼帝國的官員抱怨道：“那麼多的現金都花在購買印度商品上，世界的財富都集中在印度了”，而且不止他一人有這樣的抱怨。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人與棉花的遭遇並非始於不列顛群島，相反，是奧斯曼帝國的商人和摩爾人的征服將棉花（al-qutun）帶到伊比利亞半島。15世紀50年代，由於有了技術工人和來自地中海的棉花原料，棉花產業開始在意大利北部繁榮起來。不過，越來越多歐洲德語地區的製造商在鄉村地區獲得了更為廉價的紡紗機後開始挑戰米蘭的地位。意大利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奧斯曼帝國的權力對東地中海地區鞭長莫及。16世紀80年代，蘇丹允許一部分英國商人踏足伊茲密爾這樣的港口，但很少有人對歐洲的棉花產業有所指望：歐洲人還不曾想出征服那些真正種植棉花地區的辦法，而且他們尚不清楚以大西洋為中心的貿易經濟能否保證收益。

對於歐洲人來說——如果對於南亞人和非洲人是不幸的話——幸運的是，接下來的兩百年時間裡，這種情況會發生巨大的變化。葡萄牙人和隨後的英國人在印度次大陸的滲透使貿易船隊（並不僅僅是孤立的冒險家）接觸到了精美的印度貨物。棉布衣物很快成為東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出口產品。英國商人不僅成功地將孟加拉與英國聯繫起來，還與西非的優質服裝供應商聯繫在一起。儘管如此，商業的核心仍是潛藏在鄉村地區的手工織布，而且奧斯曼、波斯、阿拉伯和南亞的貿易商們為了保住棉布衣物還在與他們競爭。

正是通過工業資本主義（大都市中的諸多工廠）和戰爭資本主義（暴力的軍事化統治，在殖民地環境中尤為典型）的新奇融合，尤其是在英國，這種融合能改變由棉花牽動的全球背景。伴隨着西印度群島的“發現”的是，這些島嶼變成了他們棉花種植的試驗點，不過首先是煙草種植，英國人和法國人開始綁架並將西非人運送到那裡的種植園工作。奴隸需要衣物遮身。很快，一個良性的循環圈——如果這是描述一個殘酷體系的正確詞彙的話——出現了。加勒比海的農產品流向歐洲的消費者，印度的衣物被賣給西非的商人，這些商人實際上是奴隸販子，隨後英國人和法國人又用衣物貿易的所得來支持橫跨大西洋的黑人販運。棉花，在以前就已跨越大洋，卻從未像這樣風行全球。這並不是棉花的歷史與奴隸制的歷史交匯在一起的唯一時刻。

南卡羅來納種植園主約翰·羅提供的水彩畫“老種植園”。

這一體系的訣竅在於它並不需要本身的獨創性，而僅僅需要像貝克特所寫那樣，“富強的歐洲人將世界劃分為‘內部’和‘外部’的能力”。“內部”包含了母國相對的安全，在那裡，由國家強制的規則來管理。相比之下，“外部”的特點在於帝國的統治、對大片土地的徵用、對土著居民的大量屠殺、盜取他們的資源、奴役以及由私人資本家控制大片土地的統治，他們並沒有的得到遙遠的歐洲國家有效的監督。

但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點。在寒冷、潮濕、泥濘且多雨的英格蘭會有國內的棉紡織工業，在過去看來並不合理。不僅如此，鑑於新世界對奴隸的巨大需求，越來越多高質量的印度紡織品正在打開通往非洲和歐洲的道路。相關製造業的精英人士擔心東印度公司會把新興產業排除在外，於是開始為保護主義政策進行遊說。要禁止的當然是流向幾內亞等地的印度紡織品，因為奴隸制一開始就是三角貿易資金流動的全部基礎。製造商們開始模仿印度的設計，即便他們還無法比擬印度產品的質量，這種貿易也擴大了非洲市場，甚至是質量糟糕的法國和英國產品也能在那裡尋得市場。在新英格蘭北部，一旦水力磨坊開始出現，英國製造商就利用這項充滿活力的發明“從東方人手中攫奪棉花帝國”。大幅提高的生產力意味着迄今尚未提及的印度人的優勢（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能夠被抵消。

很快，英國紡織業的生產效率如此之高，使孟加拉的紡織業遭到摧毀。由於高質量的紡織品，英國社會的品味發生了轉變，但是也不能忘記，服裝同樣流向了世界的其他部分，那裡的消費者，也就是奴隸，對自己穿什麼並沒有選擇餘地。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奴隸生產糖、煙草和朗姆酒，而非棉花。正如貝克特提醒讀者的那樣，儘管一些流入利物浦的棉花大多來自太子港和皇家港這樣的奴隸殖民地，也有很多是來自伊茲密爾、薩洛尼卡和孟買這樣的非奴隸殖民地。儘管如此，這麼多的原料仍然難以滿足英國對原棉的胃口。許多國家，比如君士坦丁堡，缺乏戰爭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機構動員所需要的特徵，很快在英國的整個原棉供應中變得邊緣化。

加勒比地區尤甚。諸如巴巴多斯和聖多米尼克等島嶼都成為棉花的“商品邊疆”。貝克特認為，關鍵的區別並不是氣候或資金方面，而是“通過整體控制來重塑鄉村，在某些情況下只有通過戰爭資本主義才可能做到這一點”。大約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所謂的“二次奴隸制”，因為在1492年至1888年間被送到新大陸的奴隸有一半是1780年以後才到的。但如果奴隸叛亂了呢？確切來說，1791年這一夢魘（棉花貿易商這麼看）在聖多米尼克發生了，當時，這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叛亂，推翻了法國殖民政權，並廢除了島上的奴隸制。英國四分之一的棉花進口因此而被切斷，而此時，恰恰是棉花需求達到前所未有的旺盛期。

波蘭油畫家January Suchodolski的“聖多明各之戰”，描繪了一場改變全球棉花生產的奴隸革命。

緊隨其後的是美國。這不是一個明顯的選擇。的確，美國人擁有奴隸，但他們用奴隸來生產靛藍、煙草、稻米和蔗糖，而不是棉花。棉花主要還是與奧斯曼帝國、西印度群島、巴西聯繫密切，與北美則不然。但是由於英國生產力的提高，對原料的需求也水漲船高，尤其是1791年以後，棉花供給實際上減少了，於是一些南方的種植園主決定試一試運氣。南卡羅來納海島上的種植園主嘗試着種植棉花，並使用從印度徹卡斯（churkas）改進的滾筒軋棉機來完成採摘棉花這一繁重任務。然而，由於伊萊·惠特尼1793年發明了軋棉機，突破了瓶頸，種植園主得以擴大種植。19世紀早期，收穫一季棉花會破壞2-3季的土壤使用，造成的間歇期棉花價格上漲促使種植園主向南部內陸地區擴張。如果1811年美國所有棉花有十六分之一產自南卡羅來納州和佐治亞州，那麼到了1860年，這一數字變成了四分之三。

當然，在棉花種植者之前，這片土地就有人居住。正如貝克特強調的那樣，戰爭資本主義再度發揮威力。確實，使美國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實驗室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大型的大陸實驗室，在這裡工業資本主義和戰爭資本主義可以同時展開。聯邦政府可以在某一天強制印第安人離開南方的黑土地，將其安置到俄克拉荷馬；而接下來的一天，種植園主就可以移居到那些非常適合種植棉花的地區，然後翹首企盼北方銀行的資金支持。貝克特寫道，到1850年，“美國67%的棉花都生長在一個世紀以前還未成為美國一部分的土地上”。

貝克特恰如其分地強調美國南方在全球棉花帝國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同時，也敏銳地展示了這個棉花作坊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在經濟和其他方面的內在聯繫。棉花始終是一種不錯的投資，需要紐約的金融中介不僅作為北方人，而且作為國際投資人，尋求加入剝削黑奴的行動中。事實上，不僅貝克特在哈佛的同事沃爾特·約翰遜（Walter Johnson），還有像克里斯托弗·美普斯（Christopher Mapes）這樣的年輕研究者在他們的書中所揭示的，美國的奴隸制工業綜合體受歐洲資金支持，而且伴隨着南方之外背景中的未來夢。

考慮到美國棉花邊疆的全球關聯性，那麼內戰劇烈地重塑了世界上恢弘的棉花全景，也就不足為奇了。到世紀中葉，英國的買家們已經開始為帝國過於依賴美國出口的棉花而擔憂了，如果南方民主黨人無法將奴隸種植的棉花王國範圍擴大，奴隸制利益集團不能對美國政治制度進行永久性控制，那麼凶兆就為期不遠了。的確，種植園主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國家在創造他們自身財富中的作用，不由得想象奴隸制向西擴展。因為他們也知道這一制度的基礎——需要跨越大西洋的暴力，以及從垂死的煙草農場中轉售奴隸——會引起人們道德上的憤怒。奴隸主利用憲法中關於“五分之三”條款，可以在理論上保持奴隸制度永久存在，只要它繼續擴張，更多的黑人勞動力源源不斷湧入南方腹地，可能是進入德克薩斯和更遠的地區。

當戰爭真正在美國引起這樣的爭議之時，聯邦封鎖（Union Blockades）使歐洲進口商出現了最嚴重的擔憂。貝克特寫道：“對歐洲的棉花出口，從1860年的三百八十萬包銳減到1862年的幾乎零包”。“棉花饑荒”引發了新一輪的棉花種植實驗浪潮，場所遍及貝克特所言的“全球鄉村”，比如奧斯曼帝國的安納托利亞、次大陸的貝拉爾、亞歷山大里亞以及若曼諾夫王朝中亞的殖民地。當美國精英的分裂使美國的奴隸成功反抗種植園主時，奴隸和棉花帝國的自由勞動力面臨新的困境。缺失了契約工還能保持棉花經濟嗎？世界上還有很多地區，比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擁有大量的勞動力。可是，如果沒有美國南方那樣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軍事資本主義力量又能如何將其征服呢？

沙俄在土耳其的一塊棉田，由傳奇攝影師瑟普胡奇·戈爾斯基（Sergeĭ Prokhudin-Gorskiĭ）拍攝。

《棉花帝國》的後半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貝克特聚焦於貝拉爾這樣的地區，展現了十九世紀末以降，成百上千的機構是如何試圖滲入全球的鄉村，他們不用刀槍棍棒（儘管偶爾也使用），而是憑藉債務、經濟作物、鐵路和電報線（更好地使世界市場價格與遙遠的市場進行交流）。溝通方面的改善也意味着中間商的權勢削弱，同時全球棉花交易的權力集中化。

約翰·霍布森（J. A. Hobson）和其他人所批評的帝國主義貿易的典型模式出現了。除貝拉爾和孟買的一些羽翼未豐的紡織廠外，大多數印度生產的棉花在英國北部的工廠加工。反過來，在1900年，英國出口的成品棉約有78%返銷至印度。這一時期，歐洲紡織廠甚至設法模仿了令人垂涎的印度花樣和染色，在帝國一個又一個的邊疆加速了非工業化和農業無產階級化的壓倒性趨勢。根據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的研究，我們也知道，像拉吉（Raj）這類地區的農村經濟越依賴全球商品價格，市場的繁榮或蕭條對農民的影響就越具災難性。利物浦或紐約的天氣模式和價格的不合適組合可能導致轉種經濟作物維生的農民挨餓。

坐在charka（手紡車）旁的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是印度自立的象徵，同英國殖民主義下機械化與全球化的世界形成對比。

但是全球鄉村的國家滲透並不完全是英國的故事。到1930年，日本帝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產國。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也採取了類似的國家主導的工業化戰略，以避免受到英國、德國和美國出口對其利益的損害。事實上，北大西洋棉花經濟主宰世界的日子不會長了。正如全球鄉村動員對農民的破壞性一樣，像艾哈邁達巴德這類地區的本地商人的資本積累使殖民地自身變成難以撼動的棉花生產者。從1860年到1930年，英國對世界紡錘的占有量從61%下降到34%。

隨着英國（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普選權的推動，紡紗工們在國內勞工辯論中有更多話語權，可以說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歐洲帝國產生了一類渴望鼓勵國家在棉花資本主義中發揮作用的本地資本家時，北方世界的工人們卻越來越關心使危險、骯髒和殘酷的生產車間變得文明。這導致巨大的工資級差，使得在柬埔寨或孟加拉共和國生產T恤衫比在曼徹斯特或北卡羅來納更有利可圖。歐洲和北美政府開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制度，同時還利用“帝國紅利”（imperial dividend）占有在南美、中亞和印度次大陸的市場份額。美國的“殖民地”始終是其國內自身的一部分，當尋找廉價勞動的北方製造商把紗錘轉移到梅森-迪克森線以南，美國就再度擁有一條可以說獨一無二的路。

但是這註定要失敗。正如本書第十四章“後記”所示，20世紀非殖民化和革命相結合，給越來越多的民族主義國家提供了數十年前巴西人和日本人曾擁有的環境。貝克特寫道：“亞洲資本主義者和國家構建的民族主義者正在萌芽，他們學習歐洲人的領土滲透和對勞動力的掌握，並將這些技巧應用在他們自己後殖民地時代的，並且最終甚至運用於後資本主義的腹地。”中國、印度和蘇聯都利用現代化的國家機器，以及後來化肥和殺蟲劑的出現，監管棉花生產的劇增。1952年中國在全球市場上微不足道，5年後它變成了第三大原料製造國。到1963年，利物浦交易所關閉，其根本功能不再為人所需。到1980年，中國成為世界最重要的“白色黃金”生產國，其次是蘇聯。貝克特注意到，在蘇聯的亞洲中部地區（蘇聯棉花產業中心），由於化學改進，1950年到1967年間大多數的生產實現驚人增長。

國家暴力的深層制度模式是通過這些轉變建立的。後社會主義時期的烏茲別克斯坦仍然採用近似奴隸勞動的技術以確保其每年的棉花收穫，新疆的大多數產量（全球出口總量的5%）要歸功於一個奇妙的半軍事機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XPCC）。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最近被披露是烏克蘭5%耕地的承租人，這好像證明了這些故事不僅僅糾纏在一起，而且影響到到現在。自從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占領和吞併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克里米亞的計劃投資已變得不明朗。

然而，令未來的研究者高興的是，貝克特的《棉花帝國》留下了幾條開放的研究路徑。正如最近全球史論壇嘉賓亞當·托澤（Adam Tooze）在他正在進行的研究中提醒我們，農業生活可能是真正的普遍經驗，但是國際和（或）國家資本滲透當地經濟作物邊疆的方式因地區而異。正如一批哈佛全球史學家在2013年4月的一次會議上提議，在這個方向上進行更多研究將不僅有助於豐富貝克特的一些論點，而且還為一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即什麼使全球史變得“全球”，提供更多一致性。貝克特提出的“全球鄉村”的入侵發生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一些背景下，通過對世界南部和歐洲的農業勞動制度對比研究（正如托澤提醒我們的，歐洲的大多數人直到20世紀中葉都是農民），可能有助於巧妙地說服研究國家領域之外的學者進行比較研究或團隊研究，從而促進對“國家”領域敏感的全球史研究。這樣的比較研究也能更好地描述那些案例，案例中的全球因素，例如國際資本投資，在確立債務和經濟作物邊疆（比如說，阿根廷或印度）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比較研究能更深刻地描繪那些國家力量在農村改造中起主宰作用的案例，比如蘇聯的北高加索或費爾干納盆地的情況。

事實上，對於俄羅斯和蘇聯史領域的歷史學家來說，這本書打開的最重要研究視野之一，就是對可以稱之為全球範圍社會主義鄉村的研究。對於棉花和其他商品一樣，蘇聯和其他一黨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專政政權都承認農業問題在他們制度的中心地位。列寧把承認俄國農民奪取土地稱作“農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preasant Brest-Litovsk）”不是沒有道理的，正如美國的東歐歷史學家提摩西·施耐德（Timothy Snyder）在2010年的書《血染之地》（Bloodlands）中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部陣線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視作對烏克蘭農業殖民地的爭奪。誠然，這些爭奪歐亞鄉村控制權的戰爭都以穀物為中心，而不是棉花。但是正如亞歷山大·莫里森（Alexander Morrison）這樣的歷史學家提醒我們在19世紀，沙俄帝國大部分時期棉花的故事與其說是一種衝動，倒不如說更多是對彼得堡征服中亞汗國和酋長國的回應。至於蘇聯時期，謝爾蓋·阿巴辛（Sergeĭ Abashin）最近的著作《蘇聯基什拉克：在殖民主義和現代化之間》（Soviet Kishlak: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講述了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奧什巴（Oshoba）（人口總數為15,000）在整個殖民後期和蘇聯時期的歷史，展示一個地區如何被應急方案轉變，重塑從事棉花生產（但不僅是）的費爾干納盆地的農業格局。

對於蘇聯其他地區的歷史，或是對集體化的全球社會主義鄉村其他商品的歷史實際上是否完全相同還遠不清楚。人們希望下一代的全球史能夠看見學者們準備撰寫古巴歷史，上一代已有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的《甜蜜和權力》（Sweetness and Power）；或者比如尼加拉瓜或埃塞爾比亞咖啡的歷史。還可以撰寫在紅色高棉統治下、之後作為越南受保護國的柬埔寨農業經濟的歷史。簡言之，許多關於《棉花帝國》與“資本主義歷史”相關聯的問題，可能恰好在構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歷史上同樣有效。提出這些問題也有助於打破區域研究——例如中美洲、西伯利亞、東德和東南亞學者們之間曲折變化的邊界——所有國家受到包含農業信息和專業知識的一片游移的“社會主義雲”（socialist cloud）影響，即使不是所有接觸蘇維埃帝國的國家都追求全面集體化。總之，農業制度的歷史並不是一個應許給研究美國資本主義學者的主題。

當然，這些評論並不應該被當作是對《棉花帝國》漏洞的批評，而是本書確立的研究主題的例子。更重要的是，無論如何，貝克特在解決全球史這樣一個重大主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並且圓滿完成就是再一次證明，全球史觀不只是意味着對世界歷史的臆測，或是對每件事物之間關聯性的臆測。更確切地說，正如《棉花帝國》所展示的那樣，有一些主題超越了僅僅是帝國的視角，有必要從全球視角來理解全景。採用這種方法並不意味着將個人從敘事中剔除，也不意味着更低的方法論標準（《棉花帝國》利用了各大洲的檔案）。全球史作為一門學科是真實存在的，而且，隨着各種表面上研究國家領域的一代學者意識到他們研究實際上是一場全球性的對話，全球史研究會更加充分地組織化。那麼，這項工作，促使我們不僅要重新思考我們所穿襯衫背後的歷史，還要重新思考我們如何書寫歷史本身。

來源：美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