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神話和民族發明學，都是政治綱領，要同時滿足群體普通人的裝逼需要和菁英的結盟策略。客家人和閩南人從考古和習俗看，都是馬來玻里尼西亞人，跟越南東山文化和東印度群島帕西馬文化同源近親，只是在內亞輸出時代，都想做夏人，也就是內亞人而已，相當於滿洲帝國末期想做上海人。

大夏最初在巴克特里亞，然後在鄂爾多斯，在春秋時代移動到汾水流域，最後在戰國時代，神話地點移動到洛陽，實質上反映了內亞殖民者輻射東亞窪地的歷史。這條從外伊朗到洛陽的路線，就是趙武靈王的代道，又稱雲中道，後來鮮卑帝國賴以為生的朔方道，唐太宗裝逼的天可汗道。夏朝當然不在東亞，而在西亞或內亞，河洛是內亞輸出的港口，相當於近代的上海是歐洲輻射東亞的港口。孔子維護諸夏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都是內亞人，相當於上海人說我們都是歐洲人。

今天秩序輸出的方向路線已變，神話當然要改。commie毀了上海以後，距離西方更近的閩南人客家人當然應該自稱跟日本和馬紹爾群島等等都是同源的太平洋原住民，美國太平洋體系的自然延伸。布拉格人到底是最正統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自古以來的獨立民族還是如假包換的中歐人，都是看當時的政治需要。民族發明首先是政治選擇，最後是政治決斷。民族發明家首先是政治家，豈有他哉⋯⋯

陶維英在論述“雒越銅鼓”之後，得出結論說：“銅鼓在部落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政治方面，它可能表示權威。古籍載俚僚家有銅鼓者，稱為都老。在我國（越南）的芒族地區，銅鼓則表示郎道的權威。可能古時銅鼓表示酋長的權威，酋長用來釋放信號以招集群眾，捶擊銅鼓來鼓舞戰士出陣。在社會生活方面，則用於祭祀，酋長的喪事，群眾的集會。”（陶維英：《越南古代史》，第199頁）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曾說到銅鼓的用處： “農者每當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桶，群歌競作，彌日不絕。”⋯⋯“銅鼓是祭鼓，用於國殤的追祭，又是戰爭和農事的號召鼓。氏族部落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往往會發生相互間的戰爭，或由於刀耕火耨的原始農業需要有廣闊的土地或由於部落的繁衍需要另招新的土地，遷移成為他們的必要，而在遷移過程中際遇了原來的部落就發生戰爭。銅鼓用於戰爭，不僅為後來書籍記載所證明，也為青銅器文化和巨石文化本身所證明。帕西馬武士像就畫着攜帶的銅鼓。有些銅鼓紋飾上，在羽冠武士的中間，夾列着銅鼓。然而戰爭必有傷亡，勝利的部落於慶祝勝利之餘，必然舉行安魂祭之類⋯⋯馬來-波利尼西亞人的習俗，在跳戰爭舞的時候，總是頭上有盛飾的羽冠，而魯昂島上的銅鉞紋飾中，也刻縷着一個頭戴盛飾的羽冠似的人形假面，羽人一般是戰死武士的象徵。但在玉縷銅鼓上的羽人也有表現為樂器吹奏者和舞蹈者的，而遊船（載魂船）上的羽人則更加圖案化了，有的只看到鳥羽和眼睛而失卻了人形，更加表明他們是非人間的事物，而屬於另一世界的幽靈，用船隻送他們到另一世界去。”（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第195-196頁）

“印度尼西亞的銅器與越南的銅器有密切的關係。越南銅器以馬江流域清化省東山縣的發掘最為典型，故有人定名這一銅器文化為東山文化。估計其全盛時期，約在公元前三世紀。但這一文化自開始至其全盛時約須一百年左右，故又有人認為這一文化的出現，應在公元前四世紀⋯⋯銅鼓在東山出土的，就有二十件之多。印度尼西亞所搜集的銅器品種也和東山銅器有類似之處，但銅斧和銅鉞較東山出土者更為精緻⋯⋯印度尼西亞的銅斧，其形制更接近於中國雲南晉寧發掘的銅斧，即更為規則和對稱晉寧銅器系得自滇王墓，滇王為楚莊蹻及其後裔所建立的國家。莊蹻王滇在楚孝威王時，即公元前四世紀，但晉寧文化延續了一個相當長時間，其出土品未必儘是公元前四世紀物，而所有銅器所表現的性質，則已進入奴隸社會時期，有屠殺奴隸的場面，有以奴隸為刀斧飾物的表現，而銅鼓大部已倒過來成為貯貝器。印度尼西亞的銅鼓，其形制更接近越南的銅鼓，有的或逕系自越南輸入的。”（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第180–181頁）

“資產階級學者死守住文化傳播論的主張，他們竟還主張東南亞的東山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東南歐青銅器鐵器文化的影響。倡導這一假說的，是奧地利學者海涅·格爾登，並有不少學者附和他。他是從東山文化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同哈爾斯坦文化和高加索鐵器時代文化的類比中，得出這個結論的。他們說東山文化的銅斧，在歐洲瓮葬時期和在哈爾斯坦文化遺存中是極普遍的。東山雙鋒劍的形制不見於中國，但在斯堪的納維亞青銅器時代中可以找到它，而在這同一時期的高加索文化遺存中也可以找到它。他們還從各種紋飾的類比中來比附，諸如螺旋紋、連圈紋、繩紋、斜曲回文紋等等幾何花紋，說也是來源於東南歐。（他們）於是還作了進一步的推斷說：大約在公元前九世紀到八世紀這個時期里，西方的蠻族包括色雷斯人、伊利里亞人、高加索人，可能還包括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條頓人，有一次大移民運動。他們的移動經過中亞細亞向東一直到甘肅。到了那裡他們分成兩支，一支向中國的西北推進，併到達當時的首都鎬。它是在渭河河谷地方。這次遷移是同中國內部的叛亂相聯繫的。這逼使西周東遷於洛，在魏河谷地區建立了王都。這時候具有魏河谷風格的藝術產生了。這種藝術是在豐富的本地藝術基礎上，再加上歐洲和高加索裝飾藝術的風格。兩者的混合風格也表現在這一時期的飾物和武器上。西方蠻族的第二分支是繞過鄂爾多斯草原繼續向黃河和長江中間地區前進而到達中國的中部和南部沿海區域。他們的有些文化特徵因素一直滲入滿洲、朝鮮和日本。

還有第三支，分岔向西南到達雲南和印度支那的東北部。這就出現了所謂東山文化。當時居住在這一地區的是印度尼西亞人，他們已有一種紀念碑式的或者說具有靜力學的藝術風格，沒有純粹的裝飾藝術。在西方侵入者的影響下，他們吸收了各種西方風格的因素，以及完全模仿西方風格的裝飾，達到沒有予以改變的程度，其結果就出現東山文化。在青銅器時代的東山文化，表明同歐洲的親屬關係，較之於中國，是更為密切的。”（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第260–262頁）

“1884年德國人類學家巴斯蒂安（Bastian）寫了一本書，命名為《印度尼西亞人》。在這本書裡，就把在亞細亞和美拉尼西亞之間的群島地區，包括伊里安在內，稱之為印度尼西亞。於是印度尼西亞這個名稱就逐漸通用起來了。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日益發展。過去，他們自己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作為政黨而出現的名稱，也往往加上東印度三個字。由於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意識日益高漲，他們不願意讓自己被稱為帶有貶義的印度人、土著人、土著或土人。他們開始把自己稱為印度尼西亞人，在各個政黨名稱前面也加上印度尼西亞這個名稱。1928年10月28日，印度尼西亞青年在雅加達（當時稱巴達維亞）召開青年代表大會。他們通過了共同誓言：第一，我們印度尼西亞兒女承認，印度尼西亞是統一的祖國；第二，我們印度尼西亞兒女承認，印度尼西亞民族是統一的民族；第三，我們印度尼西亞兒女承認，印度尼西亞語是統一的語言。這樣，印度尼西亞這個名稱，就在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反帝鬥爭中確立了。”

“艾地在論及印度尼西亞民族的時候指出：印度尼西亞有一百多個族或部族，有的人數達幾千萬，有的只有幾千人……各族除了接受以馬來語為基礎的印度尼西亞語以外，還各有自己的語言，各族的文化水平不一樣，但都有悠久的歷史。因此，印度尼西亞民族是由許多族構成的，雖然各族具有不同的語言和不同的文化水平，但他們起源於一個民族共同體。他們的語言屬同一個語系，文化屬同一系統。他們曾經暫時地分隔開來，但是在爭取民族獨立和爭取實現新印度尼西亞的的鬥爭過程中，又重新統一起來。”（王任叔：《印度尼西亞古代史》，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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