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諸夏紀事本末》關於上海的部分）

1853年9月，上海自由市宣布在粵滿戰爭中嚴守中立。

1853年9月7日，粵軍所屬的小刀會進攻清屬上海。上海自由市的武器和物資輸入，對交戰雙方都不可或缺。中立決議得到了粵、清雙方和英、法、美三國領事的支持，但給歐裔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諸多不便。他們抱怨說：“這樣的情況到底還能持續多久呢？這種罪惡活動有沒有早日終止的希望呢？歐裔居民什麼時候才可以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氣，在碧綠的田野上散步？什麼時候可以再去訪問農村，再從這個狹隘的城郊到青山綠水自在地散步，重享心曠神怡的幸福呢？”難民問題從長遠看，給自由市帶來了更大的隱患。粵軍進攻上海以前，自由市的吳越裔居民不過五百人左右。隨後不到一年時間，難民人數就超過了兩萬。移民及其後裔的人數超過歐裔原住民以後，《1845年土地章程》不得不修改。難民歐化的速度長期滯後於人口結構逆轉的速度，最終導致了自由市的傾覆。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上海問題，預示了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末葉的羅得西亞-南非問題。

1853年4月8日，上海自由市納稅人會議決定組織義勇軍（Shanghai Volunteer Corps）自衛。

義勇軍包括了全部英裔上海成年男子和大部分歐裔上海成年男子，聘請孟加拉第二步槍軍團的軍官Tronson為統領。1853年4月12日，自由市全體居民會議決定修築長期防禦工事。古典希臘城邦的民主精神，在十九世紀的遠東復活。公民大會決定少數涉及全民安全的重大問題，有產階級選民團決定大多數涉及財政稅收的日常管理問題。封建歐洲傳統的憲法結構同樣建立在生命的犧牲和財產的犧牲之上，但組合方式相反。上議院由犧牲生命的貴族組成，下議院由犧牲財產的資產階級組成。二十世紀的大眾民主，實質上是二者相互滲透的結果。上海民族的政治傳統完全來自歐洲，因此跟周邊的東亞各民族格格不入。

1854年4月4日，上海自由市在泥城之戰（the battle of Muddy flat）中驅逐滿洲帝國（Amba daicing gurun）北營駐軍。

上海自由市對粵、滿雙方的外交政策，類似威尼斯共和國對神聖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政策，利用東西兩大帝國的衝突，擴大和完成了自身的安全邊界，由拜占庭帝國名義上的藩屬，變成了拜占庭帝國和地中海貿易的霸主。北營破壞了自由市修築防禦工事的最佳路線，駐軍和自由市民兵又經常發生摩擦。自由市在1854年4月3日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滿洲軍隊撤出北營，遭到拒絕後，第二天發動進攻。滿屬上海駐軍在上海自由市和粵屬上海駐軍之間腹背受敵，很快就決定向自由市妥協。此後數月，上海自由市迅速完成了城防工事。

1854年12月14日，上海自由市向粵軍宣戰。

自由市在1854年12月9日向粵屬上海駐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粵軍平毀洋涇濱南岸炮台，遭到拒絕後，將粵軍逐出上海。滬滿戰爭和滬粵戰爭雖然短暫，卻有重大的國際政治意義。上海自由市從此贏得了事實獨立，掌握了遠東各國的外交樞紐和貿易樞紐。滿洲、日本、韓國、越南、暹羅和諸夏各邦的盛衰成敗，無不以自由市資產階級的意志為輕重。自由市在遠東貿易海岸的歐洲城市當中，隱然以領袖自居。諸夏愛國者通過自由市體驗了歐洲多國體系的道義水準，不禁嘆為觀止。“咸豐三年，劉麗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復。洋人代收海關之稅，猶交還七十餘萬與海關吳道。國藩嘗嘆彼雖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

自由市對吳淮聯軍的財政支持，決定性地扭轉了粵吳戰爭的天平。日本雄藩賴以戰勝德川幕府的軍械和技術，首先來自上海自由市。自由市慷慨地庇護了韓國、諸夏和東南亞各國的維新黨人，改寫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遠東的歷史。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威尼斯共和國在地中海、上海自由市在遠東海岸的地位，都是建立在武力和貿易相輔相成的基礎之上。三者最終的衰敗都是因為貿易失去了武力的保護，才導致創造財富的機制淪為侵略者的奶牛。歐裔上海資產階級以其遠見和決斷，為東亞、南亞、俄羅斯、非洲和全世界各族裔形成的上海民族奠定了基礎，堪稱上海自由邦當之無愧的國父和遠東國際體系的柱石。

1854年7月11日，上海自由市業主會議根據新《土地章程》第十款成立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

新《土地章程》將歐裔上海市民的排他性權利，有條件地向新移民開放。新移民大部分是粵軍驅逐出境的吳越難民，也包括印度各邦、南洋各邦、香港、韓國、日本的移民。基本法確定後，議會政治即入正軌。“新法律的制定，具有一種明白的企圖……通過業主會議確定全體原住民社區的自我治理權利，以及為市政目的而徵稅的權利；由此二端而得有手段，以保證原住民社會自身的安全與幸福。”議員必須是每年繳納房地產稅超過五百兩，或每年支付房地產租金一千二百兩以上的有產者。第一屆市議會由七位總董組成：凱威廉（William Kay）、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金大衛（D.O.King）、費龍（C.A.Fearon）、 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斯金納（J.Skinner）、白朗（W.S.Brown）。自由市在市政管理和建設方面的成績，即使放在歐洲也是名列前茅的。

1862年1月13日，上海自由市納稅人會議和吳越士紳會議簽署軍事同盟協議。

會防局在英、滿外交代表監督下，由吳越士紳代表應寶時、吳雲、潘曾瑋、顧文彬主持日常工作，“酌派清正官紳數員，逐日與貴國辦事之人，商酌集餉、調兵、設探報、備供應諸務，有應貴國照會清國撫、藩署者，有應撫、藩署照會貴國者，均由公所派定官紳及貴國派辦軍務之人承辦。”吳滬特殊關係引起了江淮利亞盟軍的嫉妒，“吳道與楊道暨會防局官紳，外交之術過趨卑諂”，在三國聯軍對粵戰爭期間尚能彌縫，在蘇州光復以後就迅速導致吳淮反目。

1865年3月10日，上海市議會（Manicipal Council）決議成立基本法修訂委員會。

十九世紀的上海自由市像二十世紀的以色列一樣，雖然地理上遠離歐洲，在政治上卻是歐洲的一部分，降低選民團財產資格的節奏，基本上符合英國本土的議會改革。1866年3月，業主會議批准了基本法修正案。修正案將業主會議擴大為納稅人會議，財產標準也大大降低。“所執產業地價計五百兩以上，每年所付房地捐項，照公局（工部局）估算計十兩以上（各執照費不在此內），或系賃住房屋，照公局估每年租金計在五百兩以上而付捐者都有選舉權。”新基本法確認市議會不僅有權徵稅，而且有權立法（Byelaws）。市議會的立法（Byelaws）經納稅人會議批准後，在各保護國外交代表監督下，適用於上海自由市全境。上海民族構建的基礎，隨着上海自由市的民主化而日益鞏固。

1871年5月22日，上海自由市防務委員會就民兵（萬國商團）武器儲存問題向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提交報告。

“工部局萬國商團副官長布魯爾上尉出席了本月16日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他說明，商團團員強烈反對為了持久的安全將他們的武器收回放在工部局武器庫中。他相信，上屆董事會所希望的目的，即將武器保存並使之處在良好狀態，可以通過定期檢查達到。委員會同意布魯爾上尉的看法。因此，委員會關於此事的決定為：對目前所使用的武器，每兩個月應予收繳檢查並發還商團團員。”

1874年2月10日，上海市議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就房地產估價問題諮詢按察使何爵士。

按察使的意見書，不啻為遠東第一個代議制共和國的憲法解釋：“這件特殊的案例，向我提出的唯一問題就是：工部局依據估價委員會的報告而宣布的某一估價，對麗如銀行而言是否是決定性的、有約束力的。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肯定的，其理由如下：根據《土地章程》，本公局的租地人和納稅人具有向他們自己徵稅的特權。這句話的含意是，在本公局產生一個機構，這種捐稅就能由該機構在他們當中按比例進行分派。

徵稅的產業（除了別的以外），就是土地和房屋。為了對這類產業徵稅，就有必要確定其價值。為了這樣做，各納稅人（麗如銀行就是其中之一）自己商定，命令一個由租地人和納稅人的一些代表組成的工部局來進行這類估價，在估價以後，命令他們把對每一塊土地和每一幢房屋估算的租金數及時通知每一個租地人或房屋所有人。然後他們做出了這種估價可向法庭上訴的規定，這種法庭應由不少於五位納稅人以及工部局認為必要時由更多的人所組成；並且他們同意這個法庭所作出的決定應該是決定性的。

這個財政劇的每一幕戲都是由納稅人來演出的，即：向他們自己徵稅的決定、對要徵稅的財產的估算、上訴的方式、聽取這種上訴的機構以及對之所可能作出的最後決定。估算的工作是交給工部局來辦的，因之而引起的上訴則委託給納稅人的一個機構。因此，無論是從各自的還是集體的角度來看，只要是在授予工部局的委託管理權限之內，則工部局的行動就是納稅人的行動。同樣，上訴法庭的決定就是納稅人的決定；並且由於他們已經宣布：這種決定對他們自己是有約束力的；因而事情也就如此決定了。同時由於他們並未建立任何權威或授予任何權力來加以修改，所以麗如銀行自己的估價，因此是決定性、結論性的估價。

對於這一類的事情，任何法院都沒有裁判權，除非能憑藉某種立法機關創立的條例的力量；而在上海根本不存在被授予這種權力的法院。把這一種權力授予某個或任何其他法院，那就會把納稅人的機構在上海自由市內對應徵稅財產估價的決定權轉移給了某個其他的機構；我想這不會是，也不可能是納稅人的意圖。

徵稅權乃是行使自治權的結果，一切共同自治的自然結果就是把權力和權力的實施交於多數人。同樣，一個代議制政府的本質就是，一個社會的代表們的行動就是該社會每一個成員的行動，不論他屬多數派或屬少數派。把徵稅之權或決定應徵稅財產價值之權轉移給一個法院或某個別的人，那就等於放棄了如此多的自治權，而且還要損失如此多的代議制特徵，而代議制乃是這類政府的一項原則。我並不是說，這樣做可能不方便，或甚至失策，而是說這件事必須清楚地、明確地做，任何法院或任何個人，如果接受了這樣一個權力，那將是一項專權的、根本不合理的行為。

我認為，在上海，賦予公眾在上海徵稅之權是有限的，自治之權以及它在此地所採取的形式也是有限的。對英國國民而言，這至少是王國政府委託給他們的有限範圍權力，而王國政府隨時都能予以收回的；當公眾停止或忽略了行使所授予的特權時，則很可能會被收回。但是，正如我已說過，此項權力是受《土地章程》嚴格限制的，並且限於一些指定的徵稅對象，土地和房屋就是其中的二件。所有其他的徵稅之權和確定所有其他徵稅對象，仍然留待王國政府任意行使和作出決定。因此，其結果就是，在公眾同意就土地和房屋的價值規定一種稅率來向他們自己徵稅之後，又建立一個機構來確定這類資產的應徵稅價值，並且還建立了一個機關來受理上訴的案件，公眾已同意，這個機關作出的決定是結論性的，對所有的人都具有約束力的；而所有這些決定都是在委託給他們的有限權力範圍之內；其他任何機構均不能受理上訴的案件。所以，就麗如銀行案件而言，工部局根據估價委員會和上訴法庭的報告而宣布的估價對麗如銀行是具有約束力的。”

1875年6月28日，上海市議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議長白敦向議員介紹關於自由市在大英帝國內憲法地位的討論。

“我們敞開地討論這個問題，以大英政府為在清英國臣民立法的權力開始，以工部局政府法典應取的形式告終。我現在要儘可能清晰地將他口授的內容摘要為您臚述如次：

第一，他對女王陛下通過工部局的命令與皇家殖民地一樣充分而有效地統治他的在清臣民的權力毫不懷疑。這種權力包括徵稅權在內。

第二，他認為女王陛下的工部局對現有《土地章程》法典的承認足使這些章程完整無缺，對在滬的英國臣民有約束力。

第三，他有點懷疑女王陛下的工部局有否委託其北京公使以必要權力來批准《土地章程》上面寫明的那類性質的市政法典。

第四，他非常懷疑女王陛下的工部局是否具有她根據1865年關於工部局的敕令第85條或其他任何條款而正常運用的那種權力。

第五，他十分清楚的是：女王陛下既已通過正常途徑將地方政府的權力授予上海英人納稅會議，則此權力當然也包括多數票表決通過的強行徵稅的權力。而且他深信這種強迫徵稅也可能擴大到人丁稅。

第六，他堅信，將《土地章程》與市政法典混為一談是錯誤的。今後在進行修訂時，可將《土地章程》依然照舊獨立成編，另外編制一部市政法典。

第七，他認為，如要編制一部新法典，必須得到北京英國公使，甚或意味着女王本人之批准。若想經外交國務大臣之手，根據1865年關於工部局的敕令第85條而提出，以顯示其重要性，乃是不明智的。合宜的做法是，首先專門為此通過一項有關工部局的新敕令（在我詢問之下，他同意只要有一項公告或擴大敕令第85條所授予權力的有關工部局的簡短敕令，可能就夠了）。

他又表示，《土地章程》的印刷文本與各國公使聯席會議記錄，決不表示，或可以宣稱，這部《土地章程》是在女王陛下或其他外國公使為此授予的特殊權力之下制定與公布的。”

1882年9月11日，上海市議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討論外灘照明事宜。

“會議收到了上海電氣公司秘書的來信，來信通知說，為外灘照明所需的10盞燈，每盞每周收費4元，包括所有安裝和維修等費用在內，電燈將從黃昏點起，一直到午夜12點半。會議決定接受這些條件，但電燈須在測量員的監督之下安裝。”

自由市技術升級的時間表，僅僅稍微落後於英美，領先歐洲大多數國家數十年，更不用說亞洲和非洲了。如果只計物質成就，1922年的斯德哥爾摩尚不足以比肩1882年的上海。自由與文明的驕子在二十世紀體驗的沉淪，超過了伯里克利的雅典經歷的一千多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殖民主義的寫照。他們的遺產留下了漫長的陰影，至今仍然蔭蔽所有的繼承者和毀謗者。

1890年6月24日，上海市議會（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討論引進巴斯德實驗室的議題。

“會議宣讀了亨德森醫師來函，來函指出，假如他能立即與米勒斯醫師聯繫，則創建一座巴斯德接種法實驗室將會得到極大方便，因為可以從巴斯德本人的實驗室直接進口最新材料，而且可以在米勒斯醫師返回清國途中，由他負責保持材料的活性。此外，由於米勒斯醫師完全了解上海需要什麼，他是購買所需設備的最佳人選。董事會討論了在此地建立一座巴斯德實驗室可能得到的益處，以及工部局是否可以不經納稅人大會批准，就答應給實驗室一筆年補助金作為維持費，在討論過程中，有人建議董事會可同意組建並維持擬建之實驗室，假如亨德森醫師能保證在納稅人大會拒絕批准給以年補助金的情況下，不要薪金而繼續工作下去的話。董事會決定在下周前暫緩答覆亨德森醫師，在此期間將公布他先前的信件，這些信透露出公眾對此問題的一些看法。”

路易·巴斯德發明接種法，是在1885年；成立巴斯德研究所，是在1887年。上海自由市在十九世紀末，距離全世界科研最前沿的時間差不過三到五年。吳越鄉民在1890年來到上海，跨越的文明層次之大，使得東德工程師在1970逃亡美國的冒險，猶如出嫁的女人回娘家一樣平淡無奇，而且非但不需要衝破守衛柏林牆的士兵和子彈，甚至連護照和介紹信都不需要，僅憑勞動的願望、路費和繳納百分之五房租的誠意，就能行使米留科夫和福澤諭吉求之不得的言論自由，享有安徒生和契訶夫尚未領略的生活科技，蔑視折磨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疾病。如果當時的上海人不肯以歐洲人自居，丹麥王國、意大利王國和西班牙王國的臣民就更不敢自稱歐洲人了。百年以後的上海人，還有底氣傲視安徒生的子孫嗎？當時的韓國士大夫和日本武士在流光溢彩的外灘自愧形穢，遙望玻璃櫃檯後的售貨女郎猶如天上人。百年以後的上海人如果能夠得到一份日本和韓國工人不屑的擦洗屍體工作，就要以同胞當中的幸運兒自居了。自由與文明的驕子，到底是毀在誰的手中？人類的敵人反對十九世紀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的唯一理由，難道不就是有產階級的民主排斥了廣大的無產階級嗎？同樣的理由無疑會將伯里克利的雅典和達·芬奇的佛羅倫薩打成反面典型，陪伴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和平，在自己判決自己的世界歷史和世界法庭上，向穆加貝的津巴布韋和波爾布特的高棉發出邀請函。

2017-12-15  Med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