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立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

魯迅真是洞悉中國人心理的大師。看看官方對習進平先生的造神瘋狂和擁戴者的諂媚之詞，就可以知道我們這個民族百年來有多大長進。

“人生自古誰無死”，習近平先生將來也是要死的。如果他死了，中國怎麼辦？

很多人不管牆上掛的是灶王爺還是豬八戒，總覺得拜一拜心裡才踏實。如果拜得神佛歡喜，給自己添福加祿豈不是好？人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根本靠不住的“明君”和虛無縹緲的夢想上，最後總是要失望的。例如對習近平先生取消任期限制的醜惡行為就有一種一廂情願的期待，以為他會健康長壽永遠英明，為民謀利，為國造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些人大概忘了習先生是怎樣上台的。他是第三、第四代中共寡頭商定的“接班人”，說得難聽點就是“太后欽定”，既非民選甚至也算不上黨選，他憑什麼要代表民眾的利益呀？再說，他會永遠健康長壽麼？他會永遠只干好事不幹壞事麼？

如果哪天習近平“駕崩”了，現在擁戴他的那些“人民”將如何反應？據我看，搶天呼地如喪考妣甚至追隨而去的少，立馬擁戴“新君”、把屎盔子尿盆子都扣到習頭上的多。沒有獨立人格、只顧眼前利益的“順民”歷來是專制獨裁的社會基礎，今天也不例外。

說一個剛滿月的孩子將會死是殘酷的，但對一個已經65歲的老人習先生來說，就不失為一個善意的提醒。中國的老人忌諱“死”字，很多人終生不立遺囑，結果死後兒女為遺產打得跟血瓢似的，有什麼好啊？官方和皇民辯解說，取消任期限制並不等於終身制，然而取消任期限制畢竟為終身制掃清了障礙。從現在開始，如果哪天習先生歿於任上，那就是事實上的終身制，千古罵名還逃得掉麼？

除了不能永生，習先生也不可能“永遠健康”，而是有病倒或者瘋掉的可能。當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來華訪問，習先生因為“腰疾”而不能會客，人們記憶猶新。記得有人寫過一本叫做《病夫治國》的書，專講歷史上病態和失心瘋領導人治國的災難。如果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也發生這樣的災難，請問有什麼辦法禳解？

再退一步，即使習先生不病也不瘋，以他那“二”的個性，哪天犯起渾來，命令解放軍對維權民眾“格殺勿論”，誰能阻止他？這可不是危言聳聽。軍中從去年就已開始所謂“三個一切”的宣傳工作：“一切重大事項由習主席決定、一切工作對習主席負責、一切行動聽習主席指揮”，還有什麼“三個凡是”：“凡是習主席提倡的堅決響應，凡是習主席決定的堅決執行，凡是習主席禁止的堅決不做”！在愚民的歡呼聲中，習主席黑洞洞的槍口已經在瞄準了，你怎麼知道他只打別人而不打你呀？

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把一切權力集中到這個人手中，對中國實在是巨大的現實危險。一個“明君”可能在一個時期內做點好事，給您碗裡添一塊肉；然而他也可能變成“暴君”，讓您家裡少一口人。多一塊肉好，還是少一口人好？這個不難判定吧？一個國家和民族要想長治久安，就不能奢望“明君”做好事，而是要在體制上防止“暴君”做壞事。對民選的總統尚且要像防賊一樣去監督，何況是強姦民意的“人民領袖”？皇帝尚且有諫官，現在有什麼？鋪天蓋地的“順天時報”！毛主席晚年個人獨裁統治帶來的巨大災難，中國人這麼快就忘記了？當習先生黃袍加身，登上權力的最高峰時，中國對他卻沒有任何監督、制衡和糾錯的機制，這不是作死麼？

在總結終身制和個人獨裁歷史教訓的基礎上將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寫進1982年憲法，代表着中國的進步，也符合世界潮流。儘管囿於歷史條件，對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未能明確規定任期限制，但這兩者實際上也比照國家主席任期的規定每兩屆一換，從而保證了過去20年黨政軍最高權力的兩次和平交接。如果保持這種進步的趨勢，在黨章和憲法中明確規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任期本是水到渠成的事，如今卻被習近平為私利而破壞。所謂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是為了保證總書記、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三位一體”領導體制的穩定的說法，不過是為習先生開歷史倒車的蒼白詭辯。其實給總書記和軍委主席加上與國家主席相同的任期限制，同樣可以保證三者任期一致，更符合中共“在憲法範圍內活動”的宣示，還可避免終身制和個人獨裁的危險。為什麼不往前走，非要倒退？

毛澤東在1966年說過，當年搞一線二線、讓劉少奇當國家主席，是為了在他去“見馬克思”時，不致在全國引起太大的震動。他想到了死，也作了應變的安排，雖然後來放翻了劉先生，但畢竟顯得英明而有遠見。我們還知道，袁世凱稱帝前，面對參政院的“總推戴書”謙讓道：“尚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 無獨有偶，當年劉備登基接受玉璽前，也曾對群臣謙讓道：“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毛、袁、劉都是梟雄，表面的謙讓反映了他們的自信。習先生既非梟雄也無自信，所以不但不謙讓，還要投自己一票，這“吃相”也未免太難看了點兒。

然而習先生還是“智者千慮，終有一失”。憲法裡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缺位的時候，由副主席繼任主席的職位”。在取消任期限制之後，這一條就為副主席接替主席提供了不是五年十年而是終生的機會。雖然剛剛“選”出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先生比習近平主席年長五歲，但誰又能保證王先生一定要在習先生之前駕鶴西去呢？習先生要獨裁，必得大權獨攬而不許分權，他的那些“小組長”頭銜就說明了這一點。只是如此一來，習先生不得不事必躬親，日理萬機，還要時時提防覬覦大位的“兩面人”，每天都累得半死，豈能久乎？假如哪一天習先生不幸崩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先生繼登大寶，不僅“三位一體”立即崩塌，習先生的“宏圖大業”也頓成泡影，成了“為他人作嫁衣裳”，空落得千古罵名。

有人說：中共的憲法本是一紙空文，他們“趙家”“修憲”，你們激動什麼？讓習近平折騰去，早點把中共折騰垮了，豈不更好？說這話的人真是糊塗到家了。須知習近平這次“修憲”可不是把憲法當成廢紙，而是要把憲法打造成維護“朕即是黨”、“朕即是國”的惡法，來全面取締人們的批評和反抗。“黨領導一切”入憲，而習先生是黨的領袖、國家主席，批評習就會被提升到反對國家和憲法的嚇人高度。過去喊聲“習包子”判兩年，“修憲”以後弄不好就得來十年。面對這種讓獨裁者羅織罪名踐踏公民權利的惡法，不反對行嗎？

還有人說，如果習近平不是精明強幹之人，如何能在短短五年內打敗黨內各派系而牢牢掌控最高權力，而達到比肩毛、鄧的地位？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據說習先生是個少有大志，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狠主兒，當年曾八次申請入團，十次申請入黨，不達從政目的決不罷休。習先生從一個縣委書記步步上升直至榮登大寶，除了家族蔭庇之外，恐怕也和他會玩權術有關。

然而擅權者並不一定是治國之才，這從習先生的過往政績便可看出。習先生任正定縣委書記時，最大的成績是計劃生育，曾被《紐約時報》批評；官方則宣傳說習“提高了民眾收入”。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兩千多個縣，“提高民眾收入”的少說也得一千多，習先生究竟突出在哪裡？後來習進平在福建任職十七年、在浙江任職五年，除了在浙江任上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的個人成就外，政績則平平。在習先生做“老大”的五年裡，除了大張旗鼓選擇性“反腐”的“政績”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是乏善可陳。奇怪的是，習先生未當一把手前，在中樞與貪腐“大老虎”共事有年，為什麼那時不拍案而起與其鬥爭，而是任憑腐敗泛濫？這怎麼也不能說是對黨和國家負責任的態度吧？現在習先生“修憲”的醜劇給出了答案：先“韜晦”裝傻子混上大位，然後通過選擇性的“反腐”消滅政敵，為自己稱孤道寡掃清道路。

從這幾年習先生的言論、政績、學識、修養和處事方式看，他缺乏文明國家正常領導的資質，倒是具備“壞皇帝”的所有特徵。讓如此志大才疏而剛愎自用的“國家掌舵者”來強行推行他虛妄的“頂層設計”，實在是中國的悲哀。另外，習先生的心理狀態也值得我們注意。少年習近平是享受特權的高乾子弟，只是由於父輩失勢才落魄民間。適逢文革時期，他作為“黑崽子”而倍受歧視和虐待，其情也慘。如果他因此而落下心理疾患，不能從個人遭遇中去反思專制體制對國家和民族的戕害，而是力爭出頭後用文革那些殘酷手段去對待別人，報復社會，那將是所有國人的災難。

習近平如願以償黃袍加身，除了他的血統和權術，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共已經孱弱不堪。幾十年的一黨專製造成政治上的絕對腐敗，逆淘汰機制導致這個黨後繼乏人，只好一代代衰敗下去。有能力的正直人士橫遭排斥，媚上欺下的無學之輩升官晉爵。各級領導多是李鴻忠式的讒佞之徒，卻再無彭德懷那樣“為民鼓與呼”的錚錚男兒。長久以往，必然出現“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局面，為才德平庸的權術者提供了機會。

多年前毛澤東講過一段話， 好像就是為今天妄自尊大的習先生量身定做的警告：“不要總是認為自己行，別人什麼都不好，好像世界上沒有了自己，地球就不轉了，黨就沒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帶毛豬？什麼人死了也不怕，什麼人死了就有很大的損失？”北京人也有句俗話：“離了你這雞蛋就做不成槽子糕（蛋糕）了？”這和毛主席的話是一個意思。我就不信，九千萬黨員、十幾億人民，就出不了真正德才兼備、勝過習先生十倍百倍的治國安邦之士？難道離了“習皇帝”這個臭雞蛋，中國就不能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