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明的衰亡

一般來說，在某個社會工具系統中新生的競爭力量，為了謀求自己的勝利，它必然要提出一種新的、更有利於本系統和諧發展的“綱領”。但現在有一個問題，任何一個社會系統並不必然地保證自己只產生出不僅對本系統有利，而且對整個文明社會都有利的新生因素；而更可能的是，它也會（甚至可以說更易於）產生出只對本系統短期有利，而對其它的社會系統、進而對整個文明社會有長期不良作用的負性因素（請讀者回想一下本書開頭我們所討論過的“階序選擇原理”）。而且，正像我們在前面分別分析各個社會工具系統時所指出的，只要某個社會系統中所產生出的這種對全社會有害的負性因素沒有損害該系統本身的特殊利益，甚至對該系統本身暫時有利，那麼，該系統自身就會缺乏遏制這個負性因素繼續發展的動力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靠另外兩個社會系統的力量（一般來說，它們會同時是這個負面因素的受害者）來對其進行遏制。當然，這裡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另外兩個社會系統自身相對強大,有一定的力量才行。

舉例來說，在古埃及社會中，行政系統絕對強大，而這個行政系統又或由於本系統內部競爭的壓力、或由於純粹的失誤而把增強現存最高共同意志的權威的法則發揮得過了頭（忽略了為人民服務的法則），例如修建越來越大的金字塔，結果就使得行政管理的額外成本過於沉重，遠遠大於它所能帶來的好處，因而造成了整個文明社會的停滯和衰弱。（這就類似於在一個鹿群之中，公鹿們為了競爭配偶而不斷長出越來越巨大、越來越沉重的犄角，這個巨大無比的犄角雖然有助於公鹿們彼此之間的競爭，但卻妨礙了整個鹿群在整個大自然中的生存競爭能力，因為維持巨大的犄角要付出沉重的能量成本代價）。而與此同時，古埃及社會中的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均過於弱小，無法對強大的行政系統產生的這個負面因素進行干預和校正。

與之相比較，如在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初期時，英國國王和法國國王同樣都想採取損害其它社會系統的辦法（多徵稅）來解決自身行政系統的財政問題。但其它的兩個社會系統都較強大，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自然站出來想辦法對行政系統的這種負面因素予以制止。當然，也可以說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獲得了一個對行政系統進行干預的機會。說白了就是，讓我多交稅是可以的，但你必須進行改革，去除行政系統中存在的許多對市場系統和理念系統不利的負面因素。最終的結果是當時的英國和法國克服了行政系統的負面因素，促進了整個文明社會的發展。

但假如某個社會系統所產生的負面因素，既沒有損害本系統的利益，也沒有直接損害或馬上損害其它社會系統的利益，或者它對其它社會系統進行了收買（例如官商勾結），在這種情況下，其它社會系統就會缺乏挺身而出對這種負面因素進行遏制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就只能由最終受到損害的最底層的（三大社會系統核心領導階層之外的）基本群眾起來對這種負面因素加以遏制。但我們知道，無組織的底層群眾一般來說是無法和有組織的上層社會系統相抗衡的，於是這種負面因素就會無克制地發展下去，直到有一天由於這個負面因素的長期作用，使整個文明社會歸於衰落，最終滅亡。

至於具體的衰亡方式，則主要有兩種。一種情況是在這個衰落的文明社會周邊存在着其它的文明社會，當這個文明社會極度衰落時，周邊其它的文明社會（未衰落的文明社會）就會入侵這個瀕臨滅亡的文明社會，給它最後致命的一擊，就像中國歷史上常出現的外族入侵一樣。甚至周邊的原始社會或半文明社會也會發起入侵，就像西方歷史上蠻族入侵羅馬帝國一樣。另一種情況是，在無外來文明入侵的情況下，原本無比強大的有組織的社會系統自身也終於由於負面因素的長期作用而變得十分衰弱了，不堪一擊了；此時底層的人民被這個負面因素折騰得實在活不下去了，逼得他們不得不鋌而走險，以同歸於盡的方式進行反抗。這時，整個社會系統就會被底層人民所推翻，就像中國歷史上多次爆發的農民起義那樣。此時整個文明社會都遭到巨大的毀滅，一切都重新開始，在舊文明社會的廢墟上，又重新組建起一個新的文明社會。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改朝換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都可以看作是舊文明社會（舊朝代）的衰亡和新文明社會（新朝代）的產生。只不過由於流傳下來的風俗中包含了舊文明中的許多規則系列，使得新產生的文明社會和已衰亡的文明社會十分相似（屬於同一個文明類型和同一種文明形態）。

另外，歷史上也會出現比較少見的一種情形，即，某個系統內部產生出的負面因素，既沒有損害其它社會系統的利益（或雖然侵害了其它社會系統的利益，但它卻用某種方式進行了補償），也沒有損害本文明社會底層基本群眾的利益，而只是損害了周邊其它弱小原始社會或弱小文明社會的利益。（例如明治維新後到二戰時的日本，以及19世紀中後期到二戰時的德國那樣。）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在本文明內部就會永遠缺乏對這種負面因素進行遏制的機制和動力，而只能由外文明社會中的力量來對其進行遏制了。

在這時，會出現兩種可能，一個情況是外文明較強，足以和該文明相抗衡，甚至進而摧毀該文明（當然同時也就消滅了該文明中的負面因素）。另一種情況是，外文明或外原始社會過於弱小，不足以和該文明相抗衡，甚至進而被其吞併，這樣，該文明社會中的負面因素就永遠也得不到遏制。在西方的歷史上，龐大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就大致屬於這種情形。由於對外戰爭的不斷勝利帶來了幾乎無窮盡的俘虜，這些俘虜奴隸們的無償勞動大大降低了羅馬社會內部三大社會系統各自的生存成本，從而使得任何一個社會系統，不僅其內部對立的雙方不需要靠犧牲對方來給自己謀利，而且整個社會系統也都不需要犧牲其它社會系統的利益來增進本系統的利益。當然，這樣一來，任何一個社會系統的弊端也都不需要其它社會系統的幫助來克服，因為這些弊端都被大量的無償奴隸勞動給彌補掉了。在這種情況下，三大社會系統的內部競爭壓力也都喪失掉或無法起作用了，於是，羅馬社會的三大社會系統全都逐漸“八旗子弟”化，所有的負面因素都完全任其發展，最終變得不堪一擊。

最後，從理論上來分析，還會有這樣一種情況，即，假設有這樣一個文明社會，在其中某一個或某幾個社會工具系統中所產生的負面因素並沒有損害其它社會系統的利益（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也沒有損害三大系統底層基本群眾的利益，並且也沒有損害周邊其它文明社會的利益（或者其周邊乾脆就沒有其它文明社會），而僅只損害了周邊自然環境的利益，或者說，該文明社會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例如豐富的、近乎取之不盡的某種寶貴的自然資源）對其文明內部的負面因素有可能造成的不良後果統統進行了補償，在這時，該負面因素就會持續存在，導致整個文明社會的停滯不前。直到最終有一天，該社會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不堪重負，最終把整個帶有嚴重負面因素的文明社會帶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