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8月08日17:17:5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 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宋代的蘇轍形象地將其稱之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 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因此,在“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級”)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級”)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士人(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鬥(內耗)的老傳統,窩裡鬥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鬥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過去的中國一直是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准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和收穫競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里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盪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也源於此。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上有名的將軍謀臣,為其帝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力。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中國,除皇帝一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 在中國,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底,知識分子這一悲劇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級”)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 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尊嚴與飢餓無法友好相處。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獨立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經濟上不獨立,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獨立之人格,思想聽命於僱傭他們的核心人物,不問是非,黨同伐異,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一個自然演進的理念。起源於古代希臘和羅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紀,公民社會演變為西歐獨立於封建領主體制之外的商業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義務和神權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空間。到了思想啟蒙階段,公民社會的內涵逐漸趨於豐富,加入了政治民×、權力制衡、社會契約、思想多元等內容,成為獨立於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以一系列獨立的民間組織、政黨、社團、俱樂部、沙龍、學校、教會、工會、行會、通訊、出版、新聞、慈善機構等作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繫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政治國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或者說是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約翰.洛克的“社會在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最小的單元,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制、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係,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干更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幹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為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禦來自政府權力對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 “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在的極×主義者的迴旋餘地大為縮小。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式的政治結構。政府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另外,中國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 中國社會,政府面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習慣於採用政治高壓敉平社會反抗,由於沒有正常的溝通與發泄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破壞成性的暴徒(烏合之眾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亂一條路。 西方國家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是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組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60屆政府,50年間,意大利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不到一年,雖然政府更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更迭,人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這在中國是無法想象的。中國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中國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 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自動毀滅。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着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 “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盡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無效制度,進入了“鎖定”狀態。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政治過程,可以發現政治中同樣存在着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政治活動是集體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更為經常和強烈,對制度的依賴性更強,從而導致了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政治的複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們對政治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在預期不明的情況下,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為了避免承擔高成本,政治行為者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在政治過程中觀念的轉變是非常困難的,個人關於社會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其原因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建立成本高,個人對政治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具體方面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難以改變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訂者總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後繼者,因為政治家擔心自己的對手會在將來掌權,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結果使得甚至連他們自己也難以改變制度,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更為困難。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競爭的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當事者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一方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政治中的路徑依賴現象是歷史的常態。 “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級”)的政治實踐,使最高統治者統治着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此辦理,習慣成自然,文化上的獲得性遺傳,使“利出一孔”(和官出上級“)的思想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覆克隆。從本質上看,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改變江山姓氏之舉,除了為少數人提供了政治遊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難怪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里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摘自徐慧英《管仲陷阱——解讀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鑰匙》 |
|
![]() |
![]() |
| 實用資訊 | |
|
|
| 一周點擊熱帖 | 更多>> |
| 一周回復熱帖 |
| 歷史上的今天:回復熱帖 |
| 2004: | 試談“網病” | |
| 2004: | 中國應當復仇 | |
| 2003: | 中國人自己,不是新移民法,破了中國人移 | |
| 2003: | 地主成分的故事 | |
| 2002: | 弱者的優勢-兼談台灣獨立的可能性 | |
| 2002: | 和憤青談談台灣問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