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殊：世界第一的中國大學收費
● 張殊
這些年，中國大學收費節節攀升，居高不下，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高校收費合理與否，不僅關繫到千千萬萬的學生及家庭，也關乎高校的社會形象與國家的形象，更關繫到社會和諧、科學發展和民族振興，是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大事，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儘快加以解決。
中國大學收費的演變
從新中國成立到1988年的數十年中，中國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免費的午餐”。這是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直到1989年，國家開始對高等教育實行收費，其實當時的收費也只是象徵性地只收200元，但卻是高等教育收費改革邁出的第一步。1994年以前，高校對按計劃招收的大學生實行公費培養，畢業後按教育行政部門的計劃統一分配，大學生在校學習的成本由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承擔。免費上大學給多少貧困家庭的孩子帶來了上大學改變命運的機會！雖然在此其間，一些公立學校開始招生部分自費生，逐漸形成了公費生與自費生並存的“雙軌制”。但在多數情況下，所謂的自費生，主要是單位委託培養，學費由單位交給學校，不由學生和家庭承擔。
1996年中國高等教育試行並軌招生，學費一下子漲過了2000元，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1997年全面並軌後學費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但2000年的收費標準猛漲，普遍在1999年的基礎上提高了15％左右，有些地區高達20％，學費漲過4000元，當時在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
教育部門發出的通知規定：“從2000年9月新學年起，對北京地區高校年度學費標準進行上調，最高上限上浮20%，一般專業一般高校為每年4200元，重點院校為5000元；理工科專業一般高校為4600元，重點院校為5500元；外語、醫科類專業一般高校為5000元，重點院校為6000元”。全國高校生均學費從1995年80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進入新校區的學生的學費則在6000元左右；住宿費從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漲到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基本生活費開支等，平均每個大學生每年費用在萬元以上，4年大學需要4萬多元。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1998-2002年我國高校學雜費5年增長5.34倍！
從各高校的收費情況看，教育行政部門規定的收費標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指導性標準，從來低於實際的收費標準。如東北師範大學並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費標準，就已經達到了1萬元的水平。
這樣，高等教育收費改革踏踏實實地走完了三步曲（免費、低收費、並軌），但一直攀升的大學學費就像一句名言所說的那樣——沒有句號，只有逗號!
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從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在本科生大幅增加的同時，研究生招生規模也連年高速增長。1998年研究生招生規模是7.2萬人，到2005年，碩士研究生計劃招生人數已達31.6萬人。而報考2005年碩士研究生人數比2004年增加了22.7萬人，增幅為24.1%。考研熱“高燒”不退，帶動了“考研經濟”的發展。據教育界人士估算，目前每名考生的考研費用平均不低於2500元。2000年全國考研消費約10億元，2003年就超過20億元，而2004年已增至約30億元。
大學收費與國民收入
有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人的教育支出在家庭所有支出中，高居第一位，其比率幾乎是世界之首。1996年試行並軌收費及1997年全面並軌後，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夠當時的2000多元／學年的學費。1999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為5854元，而農村居民收入僅為2210元，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一個城鎮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夠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農村居民則要二至三人的年收入才夠。2000年學費猛漲，而相應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幅度則不大。再加上近年來城鄉居民利益格局變化較大，不少家庭或個人的工資收入增長緩慢，甚至下降。而醫療、養老、住房等費用支出有增無減，因此城鎮居民心理壓力和經濟壓力越來越大。
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9422元和2936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純收入。西部地區一個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相當於貧困地區9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花費2．8萬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這還沒有考慮吃飯、穿衣、醫療、養老等費用。
學費加上生活費等開支，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普通學生家長全力支撐——這在中國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但是，做父母的自己也要吃飯活命呀。因此，學費暴漲後，家中出了一個大學生，而父母年收入只是全國平均水平，就難以承擔了。加上高中也實行收費制度，稍微好點的高中，學費和大學一般甚至更高。這意味着，孩子進了高中，又順利考上大學的話，只有平均年收入的家庭，在長達7年的時間內，將處於負債狀態。而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家庭情況則更糟。
那麼，我國大城市與城鎮居民的狀況又如何呢？據14家調查機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14座大城市”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顯示：2000年我國大城市人均月收入821元，人均年收入9850元。據專家的估算，以上數字可能比實際情況偏高。這就是說，我國2000學年的大學學費，相當於14個相對發達的大城市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達到“兩億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的80—90%以上。這樣沉重的負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難道說是合情合理的嗎？
至於廣大農村人口的人均收入狀況，則比城市差得遠！按照我國現行的貧困標準為：人均年收入637－882元人民幣，有幾個農民還能供得起大學生？如今，為子女儲蓄高等教育經費已經成為很多家長從結婚之初就開始進行的一項大工程。可憐天下父母心！
據統計，1989年大學學費是200元，占城鎮居民平均年收入1376元人民幣的七分之一。加上生活費和其他學雜費開支，平均以每年500元計，供養一個大學生的費用占年收入的50%左右。與其他國家（包括發達和落後的）相比，這比例已經算很高，但還承受得起。十二年後，學費暴漲到5000到1萬不等，漲幅為25倍到50倍。而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是6860元，比1989年增加了5484元，增長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十倍於居民收入的增長！
社會評價與專家意見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曾與搜狐網合作進行了一項有關大學費用的調查，共有5萬多名網友參與了調查，70%多的網友認為目前中國大學的收費過高。據有關媒體對中國十大暴利行業統計評選，教育行業竟赫然名列第二位。難怪有人批評稱，教育是中國新時代壓榨老百姓的三座大山之一。教育與醫療、住房被列為當下國內最貴的三項生活必需品。農民無法承受，城市居民也叫苦連天。人們頻頻發問，高校的學費難道非得那麼高嗎？
中國社會調查事務所(SSIC)就高校學費大幅上漲後，人們有哪些看法？大學學費上漲將有哪些影響？在北京、天津、廣州三地對1000位學生家長做了專項問卷調查。調查顯示，對於高校目前出台的新學費收費標準，高達58％的被調查者表示該收費標準不合理，難以接受。研究人員指出，被調查者對於大學學費的承受能力同家庭經濟能力、收入有直接關係。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的被調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學學費；而家庭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被調查者只有0.2％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學學費。因此，目前出台的大學新的收費標準對高收入的富裕家庭沒有過大影響，但對於占我國將近80%的農村家庭以及城鎮居民中的低收入家庭來說，每年4000-5000元的學費再加上數目不小的學習、生活費用，家庭的經濟負擔是不堪重負的，甚至是雪上加霜了。
就在中國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廣州，人們對現有大學收費標準也很難接受。華南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僅有7.5%的被調查者能夠接受每年5000元以上的大學收費標準，調查結果顯示有71.6%的廣州人覺得現在的高等教育收費太高。
教育理論專家戚業國和辛海德兩位先生明確指出：“在人均ＧＤＰ低的國家，學費所占的比例不應該太高！”
總之，完全可以說，大學收費的飛漲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國情，完全脫離了廣大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完全背離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也是完全有害於教育事業健康發展的。
中國大學收費的縱橫比較
在上世紀30年代，中國的大學收費情況大致分為3種：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範類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根據1929—1930年進行的社會調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據，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所以，一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範院校。30年代北京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和北師大有許多大學生來自勞動人民和小市民家庭，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史實。
由統計數據計算出：30年代銀圓1圓對於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力，約相當於1997年的人民幣30元。如此說來，在30年代國立大學每年約22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660元；私立大學每年約90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2700元；“貴族大學”每年約160銀圓的學費，相當於今日的人民幣4800元。而私立大學或“貴族化”的教會大學，對於工農子弟來說確實是上不起的。特殊情況如清貧的青年周恩來能上天津南開大學，是因為減免學費的緣故。
可以看出，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三分之一；或者說，教會大學的昂貴學費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年工資的三分之二。當時的說法是，教會學校是培養“高等華人”和“精神貴族”的溫房；而北大、北師大則洋溢着“平民意識”。這足以令我們深思。
現實可行的目標是：把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降低到10%以下，或者相當於一個工人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這個要求，也正是回到30年代一些大中城市的水平——在歷史上曾經達到過，在今天也一定可以達到的。
從世界來看，學費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大致是有個譜的，比如學費占人均ＧＤＰ的比一般在20％左右；在發達國家，公立大學收費的水平是受到嚴格限制的。美國的國民人均收入是3萬多美元，每人每年5000美元的大學學費僅占年人均收入的1/6。即使是私立大學的收費也只是人均收入的一半左右。英國的國民人均年收入是1.5萬英鎊（2000年的數據），英國的大學學費現在是平均每人每年1125英鎊，按1500英鎊計算，英國的大學學費是英國人均收入1.5萬英鎊的1/10。即使是按照“新法案”到2006年大學學費達到每人每年3000英鎊，大學學費也只是占人均收入的1/5（假設英國的人均收入仍為1.5萬英鎊）。按此比重計算，中國現在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幣，大學生每年所要交納的學費應該是在2000人民幣以下。而中國一年少則五千，多則上萬的學費占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80%以上，占農村人均年收入的250-300%。這還不包括雜七雜八的亂收費。
德國大學約98%為公立學校，由聯邦政府撥款辦學，一律免學費，包括外籍學生。在北歐，儘管很多大學的免費教育原則現在受到很大衝擊，但在相對富裕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如瑞典、芬蘭和丹麥，免費教育還沒有受到影響。在瑞典，社會民×黨政府依靠高稅收政策帶來的巨額財政收入繼續維持着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古巴與朝鮮，學費也是很低的，有的甚至是免費的。在伊拉克，由於10年制裁，政府沒錢、學校沒錢、老師沒錢，30多年的免費教育體制於2000年9月被取消。而在10年前，每學期區區幾個、幾十個美元的教育費用對於伊拉克普通居民來說根本算不上什麼。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上大學的費用也是很低的，如最著名的尼赫魯大學，每學期只需交108盧比學費和260盧比的住宿費(兩項合計只相當於人民幣70元左右)。這些，都是中國高校應該學習和借鑑的。
高等教育是需要巨大經費來支撐的事業。除了北歐福利國家基本上都依靠政府財政支持外，絕大多數國家的大學都存在着經費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國家財政投入和社會的資助，學生也要繳納一定費用。但既然把高等教育定位為應儘可能讓每個公民都分享的公益事業，在收費上首先必須考慮的是公民的普遍經濟承受力，而不是如何從學生身上收回培養成本，更不是如何借收費贏利。在意大利，大學新生一年要繳納的學費將近30萬里拉，其中一部分在註冊時交付，另一部分在每年三月底以前付清。這近30萬里拉的學費，家境困難、成績優秀的學生可以全部或部分免交。而近30萬里拉的學費僅占貧寒標準的5.5%-10.2%，占意大利人均年收入比例就更低了，所以普遍都可以承受。
世界獨立組織“教育政策研究所”5月8日公布“全球高等教育排行榜”，比較了16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開支，結果顯示日本的開支最貴，學生平均一年的教育支出為8930英鎊(其中包含五六千美元的學費)。芬蘭的學費最為便宜，年均教育支出只是2.68萬港元。歐洲國家平均的教育開支在4.29萬和5.9萬港元之間。從絕對數字上看，日本的學費的確是世界最高的（按1英鎊相當於人民幣12.34元的匯率計算，一年費用為每人11萬元）。但是，比較絕對數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們要綜合考慮國民收入與相對購買力。旅美學者薛涌指出：以人均ＧＤＰ算，中國僅在1000美元上下，美國則為3.6萬美元，日本也超過3.1萬美元，分別是我們的36和31倍。那麼從支付比例看，日本的11萬元僅相當於我國居民支付3550元！同時還應該看到，從人均數萬美元收入里支付11萬元人民幣跟從人均不到一千美元里支付3550元，是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綽綽有餘，後者可能連養命錢都不保。而我國現階段大學費用支出，包含學費、住宿費等所有開支平均每年在1萬元以上，有的僅學費每年就超過1萬元。更何況我們現在9億農民每年人均純收入遠不到3000元。這就是說，從支付能力看，中國現階段大學生支出是世界最高日本的3倍以上，英、美國家的5―11倍！頗有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獨步天下”的氣魄。收費的“大躍進”使教育成為中國十大暴利行業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大學的收費算得上是“敢為天下先了”：世界第一！大學學費飛漲的速度不僅離了中國國情的譜，而且還離了世界各國的譜。何止是與世界接軌，簡直是“超高速”了！
大學收費暴漲的追究
199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下滑，需求不足成為主要矛盾。與此同時，居民儲蓄卻達5萬億元。1998年，為拉動經濟增長，國家先後採取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刺激住房、汽車消費等，以製造消費熱點，然而作用不大。如何拉動內需、如何刺激徘徊的消費市場，從老百姓緊攥的口袋向外掏錢，一直是決策部門頭痛的問題。於是，有經濟學者獻策：以教育產業拉動內需，因為教育收費將是逼使國民消費的好辦法，中國人向來哪怕省吃儉用，但孩子上學的錢斷然不會省的。他們測算出：如果高校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學生一律實行自費且每年支付學費一萬元，那麼，高校每年可多收學費200億元，學生在校消費也將達到40億元，總額超過240億元，加上相應帶動產生的間接支出，這240億元可以拉動近1000億元左右的投資和最終消費。這個數字不能不說具有巨大的誘惑力了。而現實的殘酷是這些經濟學家沒有考慮進去的：剛好從2000年左右開始，中國農民收入連續幾年不增長甚至負增長，陷於相對貧困的窘境；而與此同時中國的國企改革也進入了攻堅戰，產生了大量極貧的下崗工人。
一位聲名顯赫的科學院院士斬釘截鐵地說：“需要澄清的是，高等教育不屬於義務教育，所以在原則上，其辦學經費只能來自廣大人民群眾自身。”好像國家的財政收入不是來自“人民群眾自身”，而是政府下出的金蛋！這些高人對大學擴招、漲價所作的結果預測透露了他們的“教育產業觀”。據他們預測，在當時因老百姓缺乏消費熱情而導致的通貨緊縮經濟形勢下，擴招、漲價可以拉動人民群眾的教育消費。“消費”二字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在鼓吹者眼裡，接受教育、寒窗苦讀跟上商店購物沒什麼兩樣：“欲購者買單”。更直白的乾脆說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價，應與市場接軌。既與市場接軌，價格隨供求關係波動當然天經地義。因為據調查，我國居民儲蓄動機，醫療養老38.4%，子女上學44%。在此情況下，教育產業化、以教育促消費的呼聲越來越高。
1999年6月，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即當年高校擴招23萬。1999年全國高校從1998年的108萬擴招到153.7萬（實際159萬），增長41.7%。2000年又擴招20萬。在擴招的同時，高校收費大幅飆升，高等學校收費以每年平均高達50%的環比增長率快速上升。這項措施與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義務教育政策完全背道而馳，對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負面影響。大學大幅提高學費、雜費等各種費用，一些學校甚至中學違規招生、違規收費，學生入學需交的各種費用加在一起高達幾萬元、十幾萬以上！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一個任何發展中國家未曾出現過的現象：在整個國家文盲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從1997年開始，大學畢業生找工作日益艱難，2002屆全國普通高校共有畢業生123萬，在2002年1月4日、5日的深圳招聘會上，出現了10萬大學生競爭1.5萬個職位的局面，近年則更加嚴峻。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狀況已延續了好幾年，導致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高校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從1999年開始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的研究生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在教育資源如師資、設施等未相應擴大的情況下，高等學校為“創收”而實行的研究生擴招，實際上是為數量而放棄質量的典型短視行為。
中國人太多，高等學校容量太有限——任隨全國有幾千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任隨每年有許許多多下崗職工源源不斷加入到貧困大軍——但即使這樣，高等教育也供不應求，這“供求”關係明擺着是“賣方”對“買方”的絕對優勢，價格波動鐵定是只上不下，賣方贏家通吃。而且高等教育這“教育消費中的高檔品”不屬國家保護價，如此，上大學（其實還包括上高中）讀書，就如買豪宅、吃山珍、品海味、上歌廳、下舞池、做桑拿、作按摩，挨宰活該。委婉一些的還有受益者投資說、成本說、優質優價說……不一而足。
那些對政策有影響力的經濟學界人士無視百姓收入偏低、社會保障差、國家對教育投入過低的國情，睜着眼睛說瞎話。對於老百姓缺乏消費熱情，他們不從國民普遍收入不高和社會保障嚴重缺位的基本事實出發，去尋找解除消費後顧之憂的良策，卻一個勁把眼睛盯在老百姓很不充盈的錢袋子上，驚呼各級銀行中私人存款“高達五萬個億”。其實這五萬個億分攤到十三億人頭上，還不足四千元，再說，中國貧富懸殊巨大，這五萬個億存款中大部分是占人口比例極小的富豪們的，普通百姓沒有幾個錢，這點常識帳，不是經濟學家也算得出來，偏偏某些經濟學家就不懂似的，提出以漲學費來拉動“教育消費”，對本來就憂慮於醫療、養老等問題的普通百姓雪上加霜。即使對於所謂“拉動消費”，大漲學費也是餿主意，任何錢不多但又想讓子女上學的家庭從此會把錢袋子捂得更緊。實際是，自從學費暴漲後，老百姓更不敢花錢，甚至小孩還沒有出世，就開始為他將來的教育存錢了。因此學費暴漲的結果，不但沒有刺激消費，反而使消費萎縮。
讓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學，是多少農民的殷切期盼。而據《半月談》2002第5期《農村消費為啥熱不起來》透露：農民現在一怕生病，二怕子女考上大學。這是既讓人難以置信，卻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國家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大發展的時候，子女考上大學反而成了農民最怕的事情之一。
尤其糟糕的是，那些對消費低迷拿不出良策卻把主意打在教育頭上的經濟學界人士，對教育的性質和功能完全缺乏認識。他們根本不了解教育是最不能以純經濟觀點來衡量的，根本不了解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公益性質，這個性質決定了它永遠不能被當作商品。但依照某些經濟學界人士糟糕透頂的邏輯思維，不是義務教育，就一定是商品。而在他們更糟透了的教育投資回報率計算方式中，只根據受教育程度與工資收入大致成正比，就輕率斷言：個人是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
“學校不能再成為使人類休戚相關的脆弱聯繫化為烏有的不可抗拒的經濟力量的一個簡單組成部分。”(羅伯托;卡內羅)大學學費這種既脫離中國國情、又脫離國際“行情”的飛漲速度為什麼這樣猛？為什麼超過了正常的社會承受力卻還是要一個勁兒地飛漲上去？這樣飛漲的後果究竟是什麼？對這一系列的嚴肅問題，有關部門和領導做過像樣的解釋沒有？似乎沒有。基本的態度是：“聽之任之”，任其飈漲。
其實，只要稍作探究，就不難看出，究竟是什麼在作怪——
一是為“部門利益”所驅動，這樣飛漲當然是“肥”了大學及教育管理部門。豪華轎車、出國、各種津貼、獎金，錢從哪兒來？恐怕飛漲的學費是其中的主要來源。
二是國家投入的經費實在有限，而高校普遍冗員太多、太雜，再加上公用事業價格（水、電、煤、郵、通訊、公交）和圖書價格繼續上升，於是，只能用持續不斷地漲學費的辦法來解決。一直以來，高校的體制改革不到位，普遍存在的機構臃腫、冗員泛濫、官多兵少、效益低下現象，為社會多方所詬病，曾有人戲言：“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學費漲了，卻不見教學服務及教學設施有多大改善。與此同時，有些高校卻在盲目鋪攤子，上基建項目，為虛熱的“大學城”添油加火。除了在校的大學生對含糊的收費不滿外，在校的教職工也是幾多怨言。近些年高校興辦的各類企業，以及高校利用既有資源舉辦的各類培訓班所取得的收益，最終利歸何處，都無從知曉。
三是以張維迎、湯敏為代表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前幾年拼命鼓吹“教育產業化”、“大學直接商業化、產業化”等謬論，為高校飛漲的學費搖旗吶喊，鳴鑼開道。因為他們占有輿論的主導性話語權，影響也就非常大，大學學費亦就順水推舟式地漲了起來。其結果，教育產業化化掉了大學的精神，化掉了貧者的希望，化掉了社會公正。
四是鑑於教育主管部門的“權威”太大，太厲害，因而它在事關國計民生的問題上也就用不着考慮什麼漲價聽證會，“我就這樣漲了，你們又能怎麼樣？！”是啊，大學是誰都想上的啊！隨着知識經濟的深入人心，人們越發感到上大學是“脫貧致富”、“改變身份”的重要途徑。無權的老百姓也就只能任其飛漲了。
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經濟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後黃衛華明確指出：教育資源相對於教育需要來說總是不足的，國家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僅僅是中國教育高收費的淺層次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教育供給壟斷和教育供給等級化的條件下，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政府企業化行為、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資本化。說白了就是教育權力尋租。教育產業化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雖然教育部門不承認教育產業化，但是政府的決策，包括高校擴招和高校收費都是按照教育產業化的理念來做的。
大學產業化、亂收費的嚴重後果
2005年3月11日，中國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管理科學部與暨南大學共同在暨大舉辦了一個“高校可持續發展管理論壇”，會上專家們指出，許多孩子考上了大學的農民家庭接到通知書後馬上想到的是賣田、賣房和賣牛。考慮到過去十餘年來中國社會結構中出現的數以千萬計的“下崗工人”和四千萬“三無農民”，那麼，我們便立即知道這種飛漲的可怕後果——一是現在讀大學已經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新的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和看病”——中的一座“大山”，已經成為普通公民的一種精神負擔和經濟負擔。二是在當今大學之中不僅出現了兩極分化現象，而且還出現了以農村出身為主的“弱勢群體”，為此引發出其它一系列的校園問題。教育越到“高等”，城鄉的差別就越大。數據表明，高中的城鄉差別是3.5:1，中專為16.5:1，大專為55.5:1，本科為281.55:1，研究生為323:1。三是據調查，有25.5%的學生因為家庭負擔不了上大學的費用而不願再升入大學，嚴重地壓抑了農民孩子上大學的願望。中國高校收費標準已經超過廣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甚至還出現了許多被高等教育費用這座急劇升高的大山所壓垮、從而自殺的悲劇。
一、教育產業化、亂收費最突出的“政績”，就是造成了一個龐大的貧困生群體與畢業即失業的殘酷現實
據國家有關部門1996年的調查統計，當時在校大學生中特困生就有幾十萬人；1999年，560萬在校生中，貧困生有100.5萬人；2000年則增至142萬人。近7年來，貧困大學生的人數和比例呈迅速增長趨勢，目前高校貧困生總數已高達320萬人，其中連基本生活都無法保障的特困大學生是100多萬，數字驚人。各高校貧困生的平均比例高達25%。其中，清華大學貧困生比例為23%，北京大學為30%，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均為35%，青海師大1999年的貧困生比例已達40%(其中特困生占14%)，而北京林業大學2000年-2001年貧困生比例高達48.7%。以北京師範大學為例，大學生每月生活費低於150元的比例激增到41%，在北京，每月150元的生活費將意味什麼？
目前，我國高校貧困生問題已經成為一個家長揪心、學校擔心、學生憂心的帶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生活中常常看到，一個原本可以維持簡單生活的家庭，只因培養了一個大學生而變得一貧如洗，甚至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對貧困生影響最大的是衣食住行，尤其是吃飯問題，為節約伙食費，一天只吃兩頓或飢一頓飽一頓的現象很普遍。同時，貧困對學業的影響較大，為獲得收入而奔波直接影響了貧困大學生的學業，牽扯了他們更多的精力，造成更加沉重的身心負擔。
隨着高校招生規模的擴大，高校貧困生的數量也將進一步增加。現在，研究生入學也開始收費，高校貧困生工作將面臨新的壓力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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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高無比的學費令許多家庭負擔沉重，有相當多的家庭沒有能力供養自己的子女上大學。對於本身就陷於貧困的家庭來說，更是難上加難。甘肅省2004年抽樣調查顯示，由於教育因素返貧的農戶，占返貧總數50％。許多地區孩子上學就象賭博，為供養一個大學生，貧窮的農民們四處借債，學生畢業後如果找不到工作，那筆債務將讓他們一生都難以償還。武漢一名貧困大學生為了掙取學費，兼了5份工最終勞累猝死。這個消息在網上傳播後引起很大的震動，其中的一則留言這樣寫到：“他太累了，我也好累啊，我一直在愁怎麼才能讀完大學，以後真的就能找到好工作嗎，我家都揭不開鍋了，家長們找的工作也很不好，我真怕，我也會垮掉！” (
學費高如山，大學通知成了催命單。當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飛進千家萬戶，父母們就該為那不菲的學費而忙碌奔走了。也許絕大部分的家庭對此早有準備，可我們依然不能忽視那些在貧苦、憂愁、絕望中掙扎的貧困家庭的父母們。金榜題名在過去是很榮耀、令人高興的事，可如今，鮮紅的喜報轉瞬變成黑色的沉重。當考生家長千方百計卻籌措不齊孩子的上學費用時，有的就動手扼斷自己的生命之喉來表達對不能供孩子把書順利讀下去的“謝罪”，同時留給社會一個浸透血淚的問號。遼寧省遼陽市太子河區農民孫守軍，在兒子於2004年8月10日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湊不齊學費的他在喝農藥自殺前，還給兒子留下了一封“謝罪書”：“我兒當你看我的信時，我已不在人間，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讀之令人心碎！
這樣的悲劇幾乎每年都在發生，不勝枚舉。在百度搜索里輸入“高考學費自殺”，立即會出現相關內容8萬條之多。今後還會有多少父母因為孩子的大學學費而“獻身”呢？父母因為交不起孩子的大學學費而自殺，怎麼說都是文明社會的恥辱，是和諧社會的悲哀。杜絕這樣的悲劇重演，是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
為解決貧困生上學的問題，國家採取了諸如貸款、補助等措施，實際上只能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面對全國成千上萬的貧困大學生，國家為什麼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呢？
當前，我國貧困生狀況不僅嚴重影響着貧困生個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和發展，制約着我國教育的整體質量，更關繫着我國國民素質的全面提高，進而影響着社會的穩定與健康發展。
“安得金錢千萬元，大庇天下學子俱歡顏？”貧寒子弟通過求學改變命運，是中國平等競爭、人盡其才的體現。無數寒門子弟，在貧脊的土地上頑強生長，奮力求學求知，不但改變了自身的命運，也改善着我們這個社會的人口素質，而且很多人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梁！而這些人才的挖掘和拯救，將會深刻地影響着中華民族的現在與未來。
教育部負責人也不得不承認，高校實行收費改革後，客觀上加重了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但卻說，教育部門從未提出過“教育產業化”。那麼，人們不禁要問：現在的高收費、亂收費又如何解釋！
本來，給弱勢群體必要的關懷，幫助無力者繼續前行，是文明社會的基本體現，更是執政為民的宗旨。各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應該把重心從大力宣傳高考成果或盲目擴建大學城轉移到關注貧困新生入學難上來。
我們常說，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實際上，我們有多少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咬緊牙關的為了學習在拼搏，在流汗流淚，在期盼着義務教育的落實，在期盼着考上大學的學生能夠成人、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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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改變命運”——對於生於窮鄉僻壤的人們來說，這是兼具可靠性和簡潔性的途徑。正是因為這一途徑的存在，社會各階層才有了融合的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途徑給予了窮人晉身的希望，社會才能在相對的不平之中得以穩定。所以，這句話及其包含的信念可謂是“治世良方”。然而有些不可思議的是，目前，這一“良方”本身卻有了“失效”的危險，“知識改變命運”的實踐過程，已經人為的被製造出一個“瓶頸”。這個“瓶頸”，就是大學的學費問題。虛高的、超出大多數人們承受能力的大學學費，已經在通過阻礙一些人們追求理想生活的方式，破壞着基本的社會公平。
只是為了賺錢的低質量擴招，大大降低了大學水準；由於擴張速度遠遠超過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畢業即失業成為三、四成大學生的必然命運。
幾年前，為大學高收費辯護的官員，振振有辭地喊道“誰得益，誰投資”，那麼畢業即失業，這投資不是成了泡沫投資嗎？為了得益的投資，結果成了泡沫，誰來負這個責任呢？讓投資者自己來負責，考大學就變成買股票了。問題在於大學是股票嗎？除了中國，全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純粹從商業賺錢的角度來看待高等教育。大學不是簡單的商品和消費的關係，大學辦得好，得益不僅僅是受教育者本人，而是全社會。
含辛茹苦幾十年，換來的是畢業即失業，對大學生本人、對供養他的家庭，所帶來的打擊是多麼沉重！在這樣沉重打擊下，他們對這個社會對政府將產生怎樣的心情？因此，大學生供過於求，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就業問題。
大學擴招、學費暴漲所帶來的負面後果——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對社會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教育部門在高收費政策中賺了錢、發了財，可是負面後果卻會讓全社會尤其是莘莘學子及他們的家長來承擔！在現在的社會語境下，學生們還是需要大學文憑，即使他們消費不起，即使並不一定物有所值，但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庭必須被迫承受。
二、教育產業化、亂收費是教育不公平的罪魁禍首
教育不公平是中國的突出問題。據楊東平教授領導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成果，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華從1998年的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對於熱門專業，管理幹部、技術階層的子弟占57.3%，工人、農民、下崗人員的子弟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錄取分數線農民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弟38.8分，下崗人員子弟平均高於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弟35分。中國教育起到了分離器的作用——以政府財力打造重點小學、中學、大學，供強勢群體的子女進入學習，而弱勢群體的子女大多無緣其中，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
自從大學學費暴漲後，大學生源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在實行收費制度之前，農業地區來的學生，在大學裡占60%-70%，和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所占的比例還比較接近，實行高額收費後，農業地區學生只占30%左右了。如今的大學，已經成了富家子弟的樂園。這些從小不知民間疾苦的學生，將來當了官，政府機構都由這樣的人把持，他們制訂的政策恐怕會更加脫離社會現實。
各職業階層間的差距則更加明顯。農民子女與工人、黨政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進入高等學校的可能性之比為1：2.5：17.8： 12.8：9.4，其中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1：4：31.7：22.6：17.4。農民階層與整個非農階層的整體差距是5.6倍，在全國重點高校中是 9.2倍，其中與黨政幹部子女的差距則分別達到17.9倍和31.7倍。另一方面，作為體力勞動者的工人和農民，與作為腦力勞動者的黨政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的機會差距也很大：在高校總體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工農子女的合計份額不到45%.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階段，城鄉之間和社會各職業階層之間都呈現一種金字塔狀的不平等格局：院校層次越高，不平等也越嚴重。而在集中了全國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的北大和清華，更加令人驚嘆。在北京招生的情況則顯示，在全中國8-9億農民中，能夠進入北大和清華的人數不及一個北京市。比如，在清華大學1990-1992年招收的三屆本科生中，來自全國農村的學生為433人、385人和381人，而出自北京市的竟分別達到 437人、410人和481人，1992年整個高出100人。
高等教育的所謂“大眾化”可能只是一種假象：真正的“大眾”即工農子女多數仍處於邊緣，而位於金字塔頂端的“重點”大學依然主要面向強勢階層。
早在1998年進行的一項對全國37所不同層次高校（大專除外）、1994和1997級學生近7萬人的調查，則給出了一幅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畫面——在城鄉之間，機會獲得的整體差距為5.8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則達到8.8倍，即便在最低層次的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超過了城鄉居民經濟收入的名義差距（2.8倍）。在重點大學中，這種不平等則遠遠超過城鄉之間經濟收入的實質差距（6倍）。
培根說，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窮。而今天中國教育的不公平，擴大了貧富差距，使貧者更貧，富者更富，一個斷裂社會即將出現。
三、教育產業化、亂收費最嚴重的後果，就是造成了教育的腐敗和教育人文精神的失落
高校教育產業化，增加了求知學習的成本，增加了本不富裕的中國公民的負擔——特別是農民學生的負擔，可是否加大了高校的教學質量，是否提高了教學水平，是否增加了國家教育的整體水平？還是花費在政績上、貪污上、公飽私囊上呢？現實是殘酷的，無論你是否相信，但眼見為實，高校的高樓越來越多，先生們的薪水越來越高，管理者的腰包越來越鼓，學生們卻越來越浮躁、越來越失望。
教育產業化仿佛成了潘多拉匣子，一打開，釋放出了不可救藥的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聞所未聞的教育的深度腐敗：上大學分數不夠錢來湊，加收數萬元的降分費，還有優先選“熱門”專業的“贊助費”……五花八門、烏煙瘴氣。沒上錄取線但家中有錢的考生正好可以去填補那些成績優秀因家貧而被迫放棄入學的考生騰出的名額；各專業間，富裕生可以憑“贊助費”先選“熱門”，清寒者自然大多只有進冷門的份。連沒有“教育產業化”一說的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也不甘寂寞，分出重點校與非重點校、校內分重點班與非重點班，還“創造性”地分出了特快班、火箭班、聯合班等更多的非高價不能進的班……
教育產業化變成了高收費。這種不思創業、只想撈現錢的習氣，不但鼓勵大學盲目擴招，而且賣文憑的風氣也頓時在全國蔓延開來，嚴重敗壞了大學的道德，使得大學日益腐敗。
尤其令人絕望的是，教育腐敗在中國已經“分利集團化”。據中國最大的民辦教育企業——南洋教育集團前董事局主席任靖璽估計：全國中小學的課本定價總額每年在200億元左右，全國中小學的教輔定價總額每年在600億左右，再加上試卷等有關費用，每年全國中小學生在教材、教輔等項目上花費的錢要突破1000億元。根據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輔的回扣率約為30%左右，如果按此比例，那麼每年就會有300多億的回扣流入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負責人手中。據《北京青年報》報道，10年來教育亂收費超過2000億人民幣。這些亂收費項目，還沒有包括指定教材、教輔等大量的回扣在內，如果加上這個數字，10年來的教育亂收費會令人吃驚！
目前高校領導腐敗案發案部位相對集中，許多人都是在學校基建、採購和招生過程中犯案，這些領域已成為高校領導腐敗的三大“病灶”。
採購是高校領導腐敗的一個“溫床”。各高校每年都會有大量的物資採購活動，包括採購大量教學書籍、大型儀器設備、圖書資料、基建維修材料等。一些當事人在大宗物資採購過程中，利用職權收受回扣，為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去年四川高校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教材腐敗系列案”：全省13所高校中36名幹部或工作人員被立案偵查，3名縣處級幹部貪污受賄100萬元以上，涉嫌犯罪總額高達1200餘萬元。高校購買圖書時收取回扣款，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些回扣款，一部分上交給了學校，一部分進了教材處的小金庫，一部分則由教材採購人員私分。
其實，“公開的秘密”絕不僅限於採購教材拿回扣，比如學校添置儀器設備時，供應商給不給回扣？比如學校新建一座教學樓、裝修一下圖書館等等，在工程發包過程中，有沒有拿回扣？同樣，不管這些回扣最終落入了學校的腰包還是個人的腰包，侵害的都是學生的利益。換句話說，如果學校緊縮開支不吃回扣，或者將回扣返還給學生，學生們原本無須承擔那麼高的學費和書費。
長春某高校一位副校長曾說，“教育已成為一些人眼中賺取暴利的最後一個產業，這些人想把教育當作搖錢樹，什麼點招費、贊助費、教輔費等胡亂收取，收到錢後又胡亂花。獎金、工資、招待費等都是由學校負責人隨意支配，家長根本不知情。如果家長們知道自己所交的錢被這些人當作中飽私囊的肥肉，學校就別想辦了。”
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2004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中指出：“2003年這18所高校收取未經批準的進修費、ＭＢＡ學費等64427萬元，國家明令禁止的費用6010萬元，自行設立輔修費、旁聽費等7351萬元，超標準、超範圍收費的學費、住宿費等5219萬元，強制收取服務性、代辦性收費3284萬元，重修費、專升本學費等554萬元，共計8.68億元，比上年增長32%，占當年全部收費的14.5%。從審計情況分析，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學這一環節中違規和不規範收費的現象尤為嚴重。發現14所高校未將科研收入、收費、投資收益等6.16億元作為收入管理，有的甚至滯留在所屬單位坐收坐支”。“部分校辦企業管理不嚴，違法違規問題較為嚴重。如清華大學所屬北京清華陽光能源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原總經理在1995年至2003年3月間，授意公司財務人員隱瞞銷售收入，私設”小金庫“2138萬元，並以發放獎金、對外投資和支付合作方紅利等名義支取大量現金”。
沒有教育部門的亂收費與揮霍，學費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日益飛漲，學生家庭的負擔也會大大減輕。正是這些問題，包括亂收費，嚴重擾亂了國家高校收費政策的正確執行，也造成公眾對高校收費政策越來越大的意見。究竟誰將國家的教育投入揮霍，誰將從學生手中胡亂收取的費用拿走，需要對國人有個交代。
儘快解決——中國大學收費過高的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大學收費是在社會不斷批評、教育部門不斷發文制止中上漲。2004年7月15日《人民日報》報道，從中央紀委、監察部獲悉：今年秋季開學前，全國所有省份的公辦義務教育都將推行“一費制”，2004年高校收費標準繼續保持穩定。教育部也要求各高校收費標準繼續保持穩定，不得設立新的項目。但同時各地收費仍漲個不停，據《市場報》報道，山東省教育廳宣布該省普通高校的熱門專業學費上浮10％；湖南各高校熱門專業學費由學校在省定統一收費標準基礎上，上浮幅度不超過30％；安徽的政策是6所省重點建設的高校學費上浮不得超過10%，實施“211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上浮不得超過20%。說的是繼續保持穩定，怎麼又在借“熱門”“重點”漲價了。
高等教育作為一項准公共資源，納稅人有公平享用的權利，它不應也不能成為某些集體或個人贏利的工具。對於高校的收支情況，學生有理由知曉，社會有必要明白，國家更應該心中有數。
1994年，國務院在發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中提出，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學生實行繳費上學制度，繳費的標準由教育行政部門按生均培養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會及學生家長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專業）確定”。《高等教育法》規定：“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會同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根據在校學生人均成本，規定高等學校經費開支標準和籌措的基本原則。”《教育法》第二十五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從中不難看出，高校學費的收取是有明確規定的，那就是參照生均成本、社會及學生家長的承受能力。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人們更多看到的只是各高校開出的“一口價”，很少能見到透明的成本核算依據。
究竟培養一個大學生要花去多少成本，哪些項目可以計入培養成本中，作為學校理應有這方面清晰的會計成本核算。可至今鮮見有高校主動出據這方面的賬單，讓人感覺就是一筆糊塗賬。大學生培養成本核算固然複雜，但這決不能成為理不清賬單的理由，否則人們就有理由懷疑高校收費是否存在水分，是否有一些不該計入培養成本的由學生負擔了？
據權威機構測算，中國每位大學生的教育成本為每年7000—8000元，根據國家“高等學校學費占年生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之規定,大學生每年所交學費應該在2000元以下。學校是政府花費納稅人的錢提供的公××品，其教室、體育場、實驗樓、圖書室等教學設施本身具有公共屬性。如學生宿舍，本來是現成的，基本是國家投資，可現在學校卻年年收取大量的住宿費。現在學校已成規模，各類教學配套設施已基本完善。大學生上學，從某種程度上說，學校不就是發幾本書，安排幾個老師上課嗎？為什麼還仍然收取如此高昂的學雜費？高校收那麼多的學費，服務又不那麼與學費相稱，到底有沒有營利？營利的錢到底幹什麼去了？
即使按教育部負責人的說法：理工科人均培養費一年約1.5萬元，文科每年1.2萬元至1.3萬元。那麼，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費占每生每學年平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過25%”的規定，理工科學生最多應繳學費3750元，文科學生則應在3000元左右。這樣看，有關規定的收費“上限”事實上是一個“提價令”而不是“降價令”，其“規範高校收費”目的與效果也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目前很多家庭供養不起一名大學生——這就是問題所在！目前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降低和規範高等教育收費。涉及九億農民的農業稅負擔能去掉，而關係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的寶貴人才——大學生的學費，為什麼遲遲不能降下來？為什麼錯誤還在延續？
高校收費影響到高等教育推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財富合理再分配作用的發揮。因而，高校收費標準的確立，就不能僅僅由高校自己單方面擬定，並最後履行形式上的簡單報批手續。作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主管又是主辦機構的官員，當然不會自摑嘴巴承認自己屬下收費過高，也不能奢望這個利益集團會反省內斂、自我剝奪。他們一會兒說，相對於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目前中國高校的收費標準不能算太低，有錢人畢竟是少數，我國還有9億農民；一會兒又說，相對於培養成本，現在的高校收費不能說很高。
有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較真到底，如果進行嚴格而又透明的成本核算，很多見不得光的花銷就暴了光，各種揮霍浪費，甚至違法犯罪的行為就會公之於眾。這樣的後果當然是某些人不願意看到的，想清楚了這一點，讓大學生培養成本糊塗十年並繼續糊塗下去也就不難理解了。
培養一名大學生到底需要多高成本——大學亂收費的癥結所在——應當有權威的政府機構的公正測算。而且大學收費標準要履行嚴格的聽證程序，必須保證大學收費與國民收入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應當由政府價格管理部門、審計部門等制衡機構對高校收費標準問題，予以重新審議、評判。決不能繼續聽任大學成為內部控制人的賺錢機器。
為此，建議國家儘早舉行有審計署參加的大學收費聽證會，明確收費標準制定的原則和培養成本計算的依據，最終實現公平的收費制度。聽證制度近年來已經成為×國政府民×決策進步的一道風景，審計署的“審計風暴”也給了老百姓對政府的內省機制寄予厚望，相信能夠儘快解決中國高等教育收費問題。
教育亂收費是多年來社會各界與廣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行業不正之風（實質是腐敗），必須立即剎住！這是執政為民、社會和諧、科學發展的關鍵一環，也是衡量黨和政府以法治國與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只有中國教育不再沉重，中華民族才能儘快騰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