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淡水暖: 誰又“迫害”知識分子? |
| 送交者: 雲淡水暖 2005年08月15日15:20:2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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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又“迫害”知識分子?——讀一則新聞有感
-------------------------------------------------------------------------------- 誰又“迫害”知識分子?——讀一則新聞有感 雲淡水暖 8月9日的《東方早報》報道了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何勇因“彌散性肝癌晚期”而辭世的消息,而“家屬與學校同事公認的死亡原因是過度勞累。”,因而報道採用了極富感情的標題“浙大36歲博導過勞死 知識分子壽命10年下降6歲”,這又將年初因為清華大學兩個四十歲左右的教授早逝所引起的波瀾再次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一時間熱議不斷。據草民觀察,這裡邊所說的“知識分子”,是有特定範圍的,並非簡單的上過大學之輩,而是學有所成,業有所立者,即所謂精英級的“高級知識分子”,比如名牌大學的教授、國家科研院所的研究員之類。 一般地認為,“過勞”似乎會更多地光臨勞作於資本家血汗工廠中的民工之類人群,比如,據大量報道,在珠三角、長三角的中外資本家工廠打工的民工們,每天工作時間都在12個到15個小時之間,每月休息時間不超過三天,有報道過廣州的童工們的睡眠時間也不過4、5個小時,比起 “上海一份專門針對新聞從業人員的調查顯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時間不足8小時,”來,民工們的睡眠環境似乎更加嚴苟。其次,民工“過勞死”的報道,也不斷見諸於報端,比如深圳一個女工在馬路邊猝死的案例。還有,民工們如果遇到惡劣的工作環境,就不單是“過勞”,而且是“過早”死於非命了,比如最近幾天沸沸揚揚的廣東梅州興寧礦難中生死未卜的120多名礦工。 目前,高級知識分子也如此普遍地、多發地“過勞”了,令人很是駭然,特別是據上海社科院年初最新公布的“知識分子健康調查”,北京知識分子平均壽命從10年前的五十八九歲降到調查時期的五十三四歲,比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北京市平均壽命75.85歲低了20歲。 在上海,1994年調查的科技人員平均死亡年齡為67歲,較全市職業人群早逝3.26歲,其中15.6%的科技人員逝於35歲-54歲。 於是,有人出來痛心疾首地呼籲了,新華網報道過,在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上,委員們總結道,“工作壓力大、生活負擔重、精神包袱沉,這‘三座大山’讓許多知識分子‘不堪重負’,不少人英年早逝”,草民在這裡不敢苟同的起碼是“生活負擔重”,高級知識分子普遍的收入已經大大超出社會平均收入線,醫療衛生保障也在社會上層,難道其生活負擔比年收入不足2000元,面臨無錢上學、無錢就醫、甚至無法溫飽的底層勞動階層還要“重”麼。 也有人出來尋找高尚理由了,《廣州日報》一篇評論文章總結道“知識分子作為在整個社會中有遠見、有頭腦的階層,自然被社會賦予了更高的要求,即使在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社會生活中,他們也被要求比普通人更有見識,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準等等。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不是被要求遵守社會規則的底線,而是要達到一種上線,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則的話,他就被視為不配做一個知識分子,為社會所不容。…從古至今,我國知識分子身上都有一股憂國憂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這種使命感驅使知識分子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計得失”。 草民倒是覺得所謂“比普通人更有見識,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準等等…而是要達…近乎‘完人’的地步,否則的話,他就被視為不配做一個知識分子,”的溢美之詞有點過了,說知識分子“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水準”未必準確,這年頭,為了一己私利,一階層的私利,出賣良知、人性泯滅的知識分子也大有人在,起碼,目前大多數的貪官污吏已經是“年輕化、知識化”了,被揭露出來的博士、碩士貪官並不在少數,主流經濟學家群體為奸商的吶喊、大學教授性交易出賣考題、儒學家包六“奶”騙出國護照、大學招生教授收受賄賂、大醫院醫生收受藥扣、紅包也不是一樁兩樁了。近30年來,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平台的話語者、社會物質生活的上流者的現實,不可能用一句“完人”能夠打發掉的。但一些知識分子確實又在“過勞死”着,(高級)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比1964年國人的平均壽命還“低”20歲(?)的現實,又還是“存在”着。 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不禁會浮現出一段被哭喊了近30年的詞語“迫害知識分子”。在一些聲名顯赫的大知識分子的回述中,總離不開一段被“迫害”的經歷,如果說現在用“工作壓力大、生活負擔重、精神包袱沉,這‘三座大山’”來形容(高級)知識分子的“壓力”的話,令某些知識分子們不堪回首的還有“政治歧視多”這一座“大山”。那些個年月,大批高級知識分子進下農村“牛棚”、到工廠進車間,接受 “貧下中農”、“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工宣隊”、“軍宣隊”、“貧宣隊”進入學校、科研機構參與領導班子,“外行領導內行”,實在有辱斯文,令知識分子蒙羞,“內行”憤憤不平。 但是,偏偏歷史又有些反例,就是在“工作壓力大、生活負擔重、精神包袱沉、政治歧視多”“四座大山”的“迫害”下,一些知識分子的壽命卻沒有那麼短暫: 比如長期隱姓埋名,無私奉獻,無法照顧家庭,工作條件極其艱苦,為我國兩彈一星偉大事業奉獻了一生的王淦昌教授,生於1907年,逝世於1998年,享年91歲,算是高壽了。 比如自小家庭貧寒,因病殘疾,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靠自學成才並成為世界級的數學大師,堅持走數學為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服務的道路,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篩選出以改進工藝問題的數學方法為內容的“優選法”和以處理生產組織管理問題為內容的“統籌法”,到工廠、農村去推廣。足跡遍布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上百個市縣、上千個工礦農村,總計行程100萬公里,創造了難以用數字統計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經濟效益。人稱“華老”,被國人惋惜不已的的大數學家華羅庚教授,,1985年逝世時74歲, 比如數學“怪才”陳景潤,被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一宣傳,感動了當時的億萬國人,人們知道了他被打成“白專道路”典型,倍受冷落,住房只有6平方米,在床板上寫字,計算手稿據說積存了幾麻袋,生活無人照顧,鄧小平曾為其“拍案而起”,怒斥“什麼白專道路,總比占着茅坑不拉屎強”等等,因患帕金森氏病去世,時年63歲,也算是“早逝”,為之痛惜。 比如我國著名飛機設計師程不時教授,參加“運十”的研發時,老少3代6口人,擠住在只有14平方米的小房子裡,連做飯也在屋內。辦公室不夠,設計師們就把裝大型設備的木箱當“辦公室”,上海的夏天極其悶熱,沒有風扇、更沒有空調,工程師們怕汗水滴在圖紙上,極度小心翼翼,晚上蚊蟲叮咬的利害,工程師們只好用報紙裹在腿上、手臂上當“盔甲”抵擋,又經歷了“運十”下馬後的冷落,而程不時教授目前已經75歲了。 以上諸位的年齡,都超過或者遠超過當今知識分子的53.4歲平均數,當然,以上都是自然科學家,有人會理解為內心恐怕不如文學大家、政治人物那麼敏感、豐富和容易為道德、理念的痛苦所煎熬,那麼,也有證可據: 比如50年代被錯誤劃為“右派”的社會學大師費孝通,在“反右”、“文革”中算是歷盡坎坷,而費老一生也算是“勞”而不止,1935年就奔波於廣西大瑤山的峻岭密林間,開始了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的學術之旅。此後,對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細緻嚴密的社會人類學調查,寫出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2001年已經九旬高齡的他,甚至在外調研了170多天。費孝通在很多場合一再說,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着落,一生做什麼要明白。而他表述自己一生的目標就是:“志在富民”,他說:“這是我一生的追求。”,費孝通逝世時95歲高壽。 比如一位自70年代以來,不斷要大家“說真話”,自己也寫下據說是“巨著”的《隨想錄》,據說是在履行一個知識分子應盡的歷史責任,從而達到了文學和思想的最後高峰。不斷“拷問”着自己的靈魂,大聲疾呼要建“博物館”,為有人搞出的《博物館畫冊》放入自己的文章,有人說這麼多年來,這位一直在反覆鞭撻自己的靈魂,重新審視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表現,認為那些舉動,同他當年為自己確立的道德人格的標準,有着明顯的差距。如此激憤的一個靈魂及軀體,如今已經享年100歲了。 比如,一位一會兒被人譽為“國學大師”、一會兒又被譽為“東方學大師”的,據說本人當過“造反派”,而又被別人“造反”,爾後入“牛棚”,爾後寫出《牛棚雜憶》,寫下題詞,字字血、聲聲淚哭訴說知識分子的“牛棚歲月”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比日本侵略中國還要黑暗?)”的年代,此大師今年也高壽84歲了。 那國學兼東方學“大師”在1998年的一篇自傳中寫道“知識分子這一個解放後歷屆政治運動都處在挨整的地位上的社會群體,現在身上的枷鎖砸掉了,身心都感到異常的歡悅,精神又振奮了起來,學術界和文藝界真是一派大好形勢。”,可是,大師沒有料到的是,就在其歡呼之後不幾年,發現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卻“10年下降了6歲”,命之何堪,與知識分子“身上的枷鎖砸掉了,身心都感到異常的歡悅,精神又振奮了起來”、物質利益、社會地位的突飛猛進的形態,是何等的反差。 只聽到過“迫害”的“事跡”的反而比被“迫害”的命短,應該引起社會的思考。 其一、知識分子們已經沒有了王淦昌、陳景潤先生那種忘我奉獻、無所欲求的語境,據報道,現在的大學、科研機構搞“殘酷競爭”,急功近利,非多少“成果”、“論文”、“弟子”不能評級升等,經濟待遇相差數倍乃至數十倍,功名利祿之下,疲於奔命,心力交瘁。 其二、當年華羅庚先生、費孝通新生們奔走於山川河流、窮鄉僻壤、工廠田間,調查民生、推廣科技,廣結工農大眾,心胸廣闊,全無如今象牙塔中的浮躁不堪,無以自拔。 其三、也許人在“牛棚”的歲月,吃五穀雜糧,新鮮瓜菜,沒有如此多的添加劑、吊白塊,劇毒農藥、黑心食品下肚,也就少了許多莫名其妙的怪病纏身。 然而,有一位接受採訪的科學院的所長講的更為尖刻一些“那位不願公開姓名的所長對記者的採訪提出了批評,他說,‘過勞死’不僅僅是科學家面對的問題,在農村,每年都會有很多青年農民因勞累致死,你們關注了嗎?報道了嗎?而科學家的生命就比他們珍貴嗎?”(《科學時報》) 這恐怕又是問題的另外一個解讀,是一種“時代病”在“迫害”知識分子,而且不單是“迫害”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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