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國”的人是賣國者？

在歷史上和今天，愛國與賣國並非冰炭不同器。在“家天下”的宋朝，那個“國”是誰的？當然是趙家的，不是岳飛的。如果趙構自己都不愛這“國”，那誰還會去愛呢？

岳飛當然十分忠君愛國。在當時，這“國”又不是他岳飛的，如果他不“忠君”，犯得着去愛這個國嗎？正因為忠君，所以“忠”屋及烏，也就熱愛君之國了。

對尋常百姓而言，如果不是思想境界特別高的話，“國”之易手不過是奴隸換了個主人而已。新主人有時比舊主苛刻，但有時也比舊主寬宏，誰知道呢？至於變革之際的兵荒馬亂，燒殺淫掠，那是戰爭本身之害。內戰與外戰，哪個更殘酷戰禍更烈，官軍、流寇與胡虜夷狄，哪個糟踐百姓更厲害，也是沒有一定的。對於老百姓來說，“戰爭與和平”問題之關切利害，實遠甚於“國”之存亡問題。所以老百姓反戰愛和平大概是比較普遍的，但是否“愛國”就難說了。

岳飛（1103年3月24日－1142年1月27日）為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將，民族英雄。官至少保、樞密副使，封武昌郡開國公。宋高宗以謀反罪名賜死岳飛，宋孝宗為之平反。

宋高宗趙構（1107年6月12日－1187年11月9日）為中國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第一代皇帝，在位初期因為眼見金朝強勢，為了保持江山，起用主戰派李綱、岳飛等等。但恐懼將領權力過大，為了強化中央集權，採取求和政策，終於1141年（紹興十一年）達成紹興和議，大部分時間都是重用主和派黃潛善、汪伯彥、王倫、秦檜等人，並處死岳飛，罷免李綱、張浚、韓世忠等主戰派大臣。雖然宋高宗之稱臣決策導致南宋偏安之局面，卻成功鞏固了南宋在中國南方的統治，並與金朝形成南北對峙之局面。

宋孝宗趙眘（1127年11月27日－1194年6月28日）為南宋第二位皇帝，他是宋太祖之子秦康惠王趙德芳的後裔，宋高宗養子。宋孝宗是自宋朝的帝位淪入宋太宗之手後，終於恢復由開國皇帝宋太祖的後裔繼承，時隔186年。孝宗也是南宋較有作為的皇帝，同時期的皇帝是金朝的金世宗。

岳飛於北宋末年投軍，從1128年遇宗澤起到1141年為止的十餘年間，率領岳家軍，與金軍進行了大小數百次戰鬥，所向披靡，“位至將相”。1140年，完顏兀朮毀盟攻宋，岳飛揮師北伐，先後收復鄭州、洛城等地，又於郾城、潁昌大敗金軍，進軍朱仙鎮。宋高宗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飛在孤立無援之下被迫班師。在紹興和議過程中，岳飛遭受秦檜、張俊等人的誣陷，被捕入獄。1142年1月，岳飛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迫令自害，通說為自鴆，其長子岳雲和部將張憲皆被害。宋孝宗即位後被平反，改葬於西湖畔棲霞嶺。

岳飛治軍，以身作則，賞罰分明，紀律嚴整，又能體恤部屬，他率領的“岳家軍”號稱“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敵方女真人讚嘆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是南宋初唯一成功組織大規模進攻的統帥，他反對宋高宗“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之消極防禦戰略，一貫主張積極進攻。他重視人民抗金力量，締造了“連結河朔”之謀，主張河北抗金武裝和宋官軍互相配合，夾擊金軍，以收復失地。岳飛之文學才華也是將帥中少有，其不朽詞作《滿江紅·寫懷》，是千古傳誦的名篇，岳飛著作編成《岳忠武王文集》。

宋孝宗剛一即位，就表現出勵精圖治，積極備戰，恢復河山的意圖，迫切需要收攬民心，激發士氣，為抗金英雄岳飛平反就是最好的方式。於是在即位後的第二個月，他就下詔為岳飛冤獄平反，追復官職，恢復名譽，將遺體依禮改葬。

宋孝宗為岳飛平反的詔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迫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在這封詔書中，他很委婉地暗示說岳飛是被冤枉的（“坐事”），還提到趙構對他十分想念（ “念之不忘” ），而他自己正是按照太上皇的意思（“仰承聖意”）為岳飛平反的。

如果把中國幾千年的版圖進退，以動畫手法作表現，就會發現：中國的疆域在一直變化着，以漢唐、元蒙、清為最大，近二百年又開始縮小。我們如果立體地觀察，還會發現國家的繁榮穩定決定了疆域是擴張還是萎縮。

宋帝國國運不濟時，謝太后直接派人向伯顏乞和，願降為屬國。伯顏接受了，蒙古最初的目的並不一定要消滅宋帝國，只不過要求宋帝國像安南王國和高麗王國一樣，作一個臣服的外藩。可是，當蒙古使節廉希賢一行前往浙江杭州談判，走到浙江安吉南時，卻被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掉。這已經使事態惡化，謝太后在驚恐中，急再第二次派特使，到已經陷落了的江蘇南京，向伯顏解釋誤會，保證嚴懲那個守將。伯顏於是第二次派出使節張羽，走到江蘇蘇州，又被另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掉。伯顏怒不可遏，他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不可理喻而又狡猾兇惡的野蠻部落，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他的軍隊前進。這就是愛國者對中國人民的重大貢獻。

一個民族在國力鼎盛及立國之初，都是具有充分的活力與擴張性的，到了統治的中、後期，往往保守甚至失守。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有很多，但其根源在統治者身上，一個賢明的開國之君是謙和的，可以與民同利而同欲，做到萬眾一心。而亡國的昏君則不然，私利已閉塞其視聽與心智，他們的種種醜行惡政，都是為滿足一己私利而行。這兩種境界，導演了幾千年的興亡悲喜劇，而無辜百姓們成了替罪羊，承擔着往復無盡的劫難！

這種因果循環的事例在史書上被大書特書，以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集大成者，老夫子想用傾注其畢生精力的著述來為統治階級磨一面鏡子，讓這些肉食者長點智慧，吸取點教訓。

我敬佩司馬光的執著精神與驚人的毅力，更敬重他的愛民苦心。歷代統治者如果能讀懂書中的真言，並身體力行的話，中國少換幾次朝代，少幾次大破壞，百姓少受多少煎熬與勞役，資源少破壞多少？每個新統治者上台，足下無不踏着幾千萬顆奠基的頭顱！中國的積貧積弱，與改朝換代造成的大破壞息息相關。

賣國者，要在大人物中找，中國老百姓手中不掌握國家的土地、外交，他們手中沒有國家機密。大人物就不一樣啦，帶着巨額的美元，裝着國家的絕密信息，到哪裡都是貴賓啊。有些人，在位時就大賣特賣了，不是一般的賣，賣的既偉大又光榮。

愛國者往往比賣國者更為可拍，愛國者站在所謂愛國的高度，在進行有損於國家利益的行為，愛國者往往意識不到其行為是在有損於國家利益。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將愛國與愛黨相混淆。絕大部分的國民對於政治、軍事、外交等不是很了解，且易於受到蠱惑與煽動。絕大部分的國民是愛國的，當愛國主義高漲時就容易演化成為民族主義，當民族主義不幸地發展成為極端的民族主義時，就有產生軍國主義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