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讀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負義”現象 |
| 送交者: 武振榮 2005年08月21日09:29:4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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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主義(無論是現代的或者古代的)都有着一種“封建”的或“宗法”的性質,正因為這樣,在專制主義的裡面人們總是可以尋找出一種感恩戴德的道德主義因素。所以,你只要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研究了中國人民在這56年的時間裡為什麼就服從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其中也寓於我所說的道理哩。如果說1949年的共產黨戰爭勝利的結束了在中國大陸上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的“社會大動亂”的話,那麼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對於共產黨所“帶來”的和平(而不是幸福)的感謝和感恩,也是一個我們需要解讀的問題。如果展開來議論,那麼在“水深火熱”中生活的普通人因為只知道自保,而沒有能夠挺身出來為制止“社會大動亂”做事的話,那麼共產黨軍隊中的人卻“冒着生命的危險,在槍林彈雨”中衝殺,其中的許多人在沒有看到勝利的曙光的時候就撒手人寰,喪身沙場——這也有一個“義”的問題潛藏於其中的。 “文明的第一課是學會服從”——一個偉大的哲學家說,照這樣話的意思,那些在別人“打江山”的年代自己過着“30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生活的人,在戰爭結束後服從於“打江山的人”的統治也是人類文明的古老法則所應許的事情。因此在新的文明沒有產生和發展到被絕大多數人認同的地步,也就是說在它還不成熟的時候,歷史就只能夠在“專制”的這一步上歇腳。正如我們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那樣,民主——這個東西是一種新的文明和新文化的產物,它有着的舊文明、舊文化所不及之的內容。因此,在了解到了民主的一般意義的時候,我們就應該去嘗試着解釋那些在民主的生活中具有“險峻”意義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配稱為中國民運人士。要不然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而這些問題又不可能在民主的書本上找到現成的答案,我們豈不作了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人? 我在中國生活其間曾經多次地閱過讀華盛頓傳記,閱讀中,當我思考華盛頓在開國初期,堅決拒絕了朋友們勸他當美國“人民國王”的意見,依然決然地要在美國“實驗”沒有先例的由人民選舉的總統制的時候真使我對世界上的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有了一種深刻的體會。僅僅就這一點來分析,如果那個時候的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那麼他們肯定對華盛頓的這一行為就會感恩戴德,其結果華盛頓完全有可夠繼續當美國的第三任、第四任總統,象中國的乾隆爺一樣地老死在任上……那時美國歷史和美國民主的歷史怎樣寫?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你不要以為我是一個“但書”的作者,美國人民對於華盛頓總統的服務並沒有滿足或者說滿意,在華盛頓任期的最後時間,美國人用一種在我們中國人的眼睛裡可以說是“知恩不報”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總統,以至於在他的第二任上,他簡直有時候變成了眾矢之的。因此,當他在作出自己不參加第三屆總統的競選時,竟然要“提着劍撤退”。 在作了兩屆美國總統後,他以平民的身份參加了第三任總統亞當斯的就職典禮,也許美國人並不是完全地“忘恩負義”,在這個為新總統設立的典禮儀式中,人們卻把注意的目光聚焦到了平民的華盛頓身上,以至於使新總統就職的場面大煞風景。典禮結束後亞當斯夫人衝着其丈夫,對於這樣的如此令人泄氣的場面說了如下刻毒的話:那些“充滿了熱淚的眼睛、珠淚滾滾的眼睛”不看新總統,而看卸任的前總統,還成什麼就職典禮! 而後,我讀丘吉爾自傳時,也發現了同樣的事情。偉大的丘吉爾在英國抗擊納粹德國的戰爭中表現得是那樣的傑出、那樣的勇敢和那樣的富有智慧和道德的力量,也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英國人民取得了戰爭的偉大勝利。但是勝利後的英國人民簡直可以說是翻臉不認人,一下字就把戰爭時期的統帥掀進了陰溝,議會和人民好象再不需要聽到他的演說了,而在戰爭年代不正是這樣的演說鼓舞了將要崩潰的英國人民的士氣嗎?但是偉大的丘吉爾好象理解這樣的事情,他引用了古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的名言為自己民族的忘恩負義行為做了辯護:“對他們的偉大人物的忘恩負義,是強大民族的標誌”。 華盛頓和丘吉爾的上述情況使我聯繫到了民主的人物群中的一系列人物,如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德國的科爾、美國的克林頓等,他(她)們都曾經是作了有利於自己本國發展的事業的傑出領袖人物,可是他(她)們在下台時所遇到的情況不是同華盛頓、丘吉爾一樣的狼狽嗎?他(她)們中的那一個人不是“提着劍撤退”呢?克林頓在下台前被抹成了“登徒子”,科爾下台後又被說成了有貪污之嫌疑,所有這些都放到“忘恩負義”中去解釋,民主有一個“忘恩負義”的問題不就是很清楚的了嗎? 我在沒有到韓國以前,對韓國那時任上的金大鐘總統崇拜得五體投地,我在閱讀他的傳記後,把他叫“5、6、10總統”,就是說他為了在韓國搞民主,一生中曾經有5次是死裡逃生;受了6年囹圄之災;過了10年的流亡生活,象這樣的人在入主青瓦台後韓國人民豈不是可以對他感恩戴德?可是呢,2002年11月份我進入到韓國後才發現,情況和我想象的完全相反,韓國普通人對金大鐘評價很低,許多人認為他是一個用中國話說的“膿包”,道德上也是常常引起非議,如他的兒子貪污,他的黨懈怠等都是人們議論的問題,更有甚的是一些人還說他的諾貝爾和平獎是花國家錢買來的。了解到了這些情況以後,我對民主社會和民主生活中存在的“忘恩負義”現象就再也不懷疑了。 如果說我們往往是在對比中認識事物的,那麼,與民主不同的專制社會和專制生活中的情況又怎樣,也是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我記得納塞爾死的時候埃及國家裡一片哭聲,連廣播員也泣不成聲;霍霉尼死的時候,官方為給送喪的人群降溫,竟動用直升飛機灑水;蔣介石、金日成死的時候人們跪在街上哭;毛澤東死的時候成群結隊的人在哭泣,其情形之慘,如喪考妣!專制社會和專制生活總是在運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在調動人們對統治者的感恩戴德情緒,和民主生活中的“忘恩負義”形成了對照。 論述至此,我不過是收集了民主生活和專制生活中的一些常見的現象,並且是運用了一個別人還不曾運用過的方式整理了它而已,還談不上有什麼自己的獨立見解,但是,若說我對這樣的事情究竟是有自己的一管之見的話,那麼,就是我在回憶我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對於其中的最特殊的時間上發生的事件做了一個事後的研究,結果是,我在其中也發現了我自己的“忘恩負義”的問題;藉着這樣的發現,我對我自己所過的那一段民主生活的認定也就多了一分自信。因此,當鄧小平那些人在把我曾經度過的那一段生活叫“動亂”的時候,我卻為它出示了民主的性質。1985年,我所在的部隊在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時(那時我是部隊上的政治教員)我寫作了《66運動論說》的書稿,為正在遭受“否定”的66運動正了名;次年,我決定轉業到地方工作,寫作了我在部隊所寫的最後一部書稿——《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我經歷過的1966年政治運動》。在這部書稿中,我撇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文化大革命不論,專門地寫作了我和我們的同學們以及我的家鄉父老們的文化大革命,這樣,我就把人民的運動和大人物們的運動作了一個清楚的分類,從而在人民的運動中發現了它的民主的意義。也正是到了這個地步,我才認為我在學習民主的事情上已經是不再嚼別人嚼過的饃了,用我自己當年的話來說,就叫“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我這樣的說法絲毫都沒有諷刺在民主的事情上總是在嚼別人嚼過的饃的所謂民運人士的意思在內。 要詳細說明上面的兩部書稿的內容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夠勝任的,我只是說對我個人而言,66運動既然是民主的生活,那麼它其中有沒有我上面所說的“忘恩負義”的內容?檢查的結果是:的確有!現在我就要同讀者們共同地研究一下,看一看這樣的內容同我上面所說的到底有多大的出入? 1966年8月份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共產黨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是一貫整人的“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繼續和深入,當然在這樣的運動中,吃了苦頭的人對這個運動的回憶可能是刻骨銘心的,但是這個整人的運動發展到1966年8月5日,就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結果一個一貫的整人的運動卻在毛澤東個人的干預下向一個新的政治上解放人的政治運動飛速發展,到今天為止被人們叫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個運動。對於沒有親身經歷過文化大革命,而只是聽別人說的人來說,他們就根本不會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在那一場運動中突然變成為受“億萬人民群眾”崇拜的“精神領袖”的問題,因此他們完全可以運用這個社會中流行的無神論的觀點把它唾罵一番。其實呢,你如果是那個時代的學生,你大概會百分之百地站在毛我們一邊,會象我一樣地為造毛為神而瘋狂鼓譟。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已經進行了3月多月的時間內,共產黨內的大大小小的當權派人物和共產黨的整個集體沒有人認為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頭”應該指向共產黨各級當權派,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這是“第二次反右運動”。所以,在這個時間上開展了的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傷害了許多的完全無辜的人,現在由著名的宋永毅、王友琴所建立的“受害者文本”可能就是指這個時期的。因此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發表之後,政治氣候發生了180度的大變化,毛澤東無條件地支持學生造反的行為使他變成了一個面目全新的解放者偶像。你都不想一想,在那個人人自危的環境下,運動突然由整普通人轉變為整一貫整人的共產黨各級當權派,在17年的政治壓迫下,這樣的行為不是解放又是什麼呢?我設想明天,就是2005年8月21日,我們中國又發生了一個共產黨各級當權派都受到中國人民“炮打”的事情,試問:你把這樣的運動又叫什麼呢? 把全國性的共產黨結構、共產黨機關以及依附在它的外圍的共青團組織統統地“打倒”,最後連“公、檢、法“也給”“砸爛”了——這樣的運動不是解放的、民主的,又是什麼呢?無論怎樣說,1966年8月的毛澤東同意、支持、縱容或者號召這樣的運動,他已經是在作政治上解放人民的事情了,就這個意義講,我們的紅衛兵和人民造反派知恩當報表明了我們同專制主義的東西還沒有斷絕關係,因此,我們雖然已經作為獲得政治自由的人,精神上卻套上了毛的枷鎖,這樣的現象馬克思已經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過了,我們這些“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已經有所預感。但是,值得說明的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一個心眼”忠於毛的。 問題是:自由民主的生活也是要依據自己的法則發展的,因此,當我們向共產黨當權派造反時的團結一致的現象在我們自己的觀點產生出來之後就迅速地解體了的情況決定了我們在政治上一定要發生的重要的變化方向,於此相應的是我們“一個心眼忠於”毛的情形也發生了變化;變化中“一個心眼忠於”毛的現象好象比毛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給分成了兩半:一半而“忠於”毛;一半兒“忠於”我自己。但是這個一半兒也不過是一個比喻,實際上它在本質上已經是“忠於”我自己了,而“忠於”毛不過是個藉口。也正是在這裡,我才發現了我以及我們那一代紅衛兵的“忘恩負義”的問題。“我”在當時我們的主觀的意識中也不過是個“小不點”,有什麼值得“忠於”的呢?而在那個時候被我們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的觀點,也不過是我們在匆忙之中隨便揀起來的一個東西而已,因此從理論上講它不可能變成我們效忠的對象,而毛澤東——一個把我們從真正的奴役中剛剛解放了出來的偉大人物我們竟然的“負”了他。在我們當時的意識中,我們不是要故意地“不忠於”毛,而是我們當時所處的民主的境地被迫我們自己一定要由“忠於”毛轉變成為“忠於”我們自己。也就是說是民主的“忘恩負義”的因素在“作怪”,使我們由百分之百的毛澤東派轉成變為一個被我們自己的“派性的毒蛇纏住了身子”的人。 但是,就這樣的事情我們在當時和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竟然認識不到,還以為我們自己依然是象在大造反時期一樣地“忠於”毛呢?其實在事後分析中,我們就不難發現,那時我們“忠於毛澤東”是假,“忠於”我們自己是真。因為在當時的派性的衝突和鬥爭中,我們在為自己的派性的正確性辯護時,“打”的是毛澤東的旗子,被辯護中的事情也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我們自己的偏好和我們自己的“怪癖”(密爾語)。那時因為我們缺乏基本的民主的知識,所以我們的主觀思想就認為自己的東西是值不得保護的,但是在我們的潛意識中這樣的東西被我們看得要比泰山還要重。可見在這樣的事情中,毛澤東思想被我們“當槍使的了”。但是,正如我們大家所說的那樣,毛是一個老奸巨滑的人物,在我們的行為還不被我們自己識破的時候,毛就已經看破了我們的這一切。1976年年底,上海《文匯報》上連續刊登的“論反對資產階級派性”的文章,就非常明白地對我們說,你們是“表面上忠於毛主席”,其“實質是忠於”你們自己的“資產階級派性”。這篇文章還是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們說:你們已經是“毒蛇纏身”的人了! 當然,我這篇短文是不能夠算清1966年的那筆糊塗帳的,因此,我只是要說明一個問題,即在民主的生活中,常常存在着“忘恩負義”的事情,就抓住這樣的事情人們在辨別民主與專制的時候是可以掌握這個原則的。當我們那些昨天還是是紅衛兵造反派的人在以為自己是“毛澤東思想的捍衛者”的時候,我們的屁股已經坐到了民主的板凳上了。因此現在回想起來毛澤東當時批評我們的那些話,簡直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的,只是他對我們的派性的稱呼好象有一點兒毛病值得挑剔,那不叫“資產階級派性”,而是“人”的——自由和民主生活中的正常人——的派性,因此在人之為人的場合中,它是誰也沒有辦法消滅的東西,如“春草”一樣,“萋萋鏟盡還生”! 眾所周知,在毛澤東的詞典里,“民主、自由”=“資產階級”,這樣的事情我們非常熟悉,問題只在於毛澤東已經對我們的行為已經作出了“資產階級”判斷的時候,我們對這種判斷中所包含的民主的價值卻完全地無知,因此,在毛澤東死後,我們比鄧小平這樣的人物對1966年運動的“否定”性看法牽着鼻子走就非常自然。在這裡,我不是不理解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那種批評,我設想我自己如果是鄧小平,我也會對它作“動亂”式評價的,在運動中,我不但“靠邊站”了,而且被“打成了落水狗”,我就甘心嗎?因此在建設民主的事情上必須要同時建立民主的真理標準,這樣的標準如果沒有一個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選擇、尊重人民的歷史這樣的內容在內的話,而這樣的內容又如果不是體現在行為上面,而僅僅停留在口頭上,那麼專制人物的觀點、異議人士的言論和民運人士的思想就沒有辦法區分的了。在民主的通常的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民主,但是在民主的“險峻”意義上,我們能夠說出多少的話語,終究是一個問題。 這篇文章的結論是說,在過去的時間裡,我們有過民主的生活,但是,我們缺乏對它的認識和辯護,因此本文從一個往往被人們忽視的側面說明了這個問題。如果這樣的說明的方法有些笨拙的話,那麼就是我的寫作的方式的問題,其間的思想也許多少有可取之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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