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開戰已有半月，雙方均勢同騎虎，很難單方面妥協。在中美史詩級的貿易戰氛圍中，第三方制衡力量以及WTO之類的全球治理體系之效用短板日益暴露。儘管中美都在單方對抗行動之外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顯示出尊重國際法治的一面，但熟悉內情的人均明了，WTO程序及其權力機制無法解決中美結構性爭端，也無法對任何一方形成真正有拘束力的裁決。只有中美雙方的直接談判才能終結本次貿易戰。

然而，美帝國的權力衛冕雄心和新中國的強國崛起意志正面衝突，很難想象會出現一個新的《望廈條約》，更難以想象美國會主動讓渡國際治理權力。中美貿易戰坐實了“修昔底德陷阱”這樣的經典預言。這一結構性權力爭端，或許由於中國過早表露問鼎世界之雄心（十九大報告）而即刻降臨，但長遠來看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史上有許多關於霸權轉移的案例，中美爭端不過是最新的一例。

貿易戰起，國內出現了各種討論，每一種立場都競相登台。有一種頗具影響力的解釋認為是中國的主動挑釁刺激了美國強權，且預言中國必敗，甚至進而檢討十九大報告本身及新體制的政治合法性。這些檢討類文章或以鄧小平時代之“韜光養晦”做權威教訓狀，或以中美綜合實力對比的社會科學大數據做理性批評狀，或以冷嘲熱諷的看笑話心態做隔岸觀火狀。

初看這些討論，感覺確實存在反思與警醒的作用，是理性客觀之論，但久而久之已產生了一種審美疲勞，即這種討論方式似乎逐步偏離了基於國家利益立場的戰略調整需求，而日益演變為“全盤西化”與“四個自信”之間的路線鬥爭，甚至觸及了對新體制合法性的顛覆性臆想。於是乎，無論特朗普的對華制裁如何直接損害了中國國家利益與發展前途，均有以理性反思的面目出現的喝彩甚至期待更為猛烈的對華制裁。這種“精美主義”下的反思已經喪失了合理的尺度，而成為情緒宣泄及反體制的特殊表現形式。  

貿易戰中出現的國內輿論上的“過度檢討主義”，彰顯的是改革40年內在的矛盾分歧，是1980年代以來之“改革自由派”及其遺緒遭遇十八大以來之“四個自信”式新體制後無法掌控和逆轉改革進程，從而出現的一種壓抑情緒的總爆發。這種情緒，藉由美國對華“接觸主義”的失敗與“遏制主義”的興起，獲得了一種特別的精神鼓舞與行動契機。我們要客觀看待改革史中出現的這種“泛自由主義”的思潮與力量。這種力量是西方地理大發現以來不斷揚棄及精緻打磨的現代性體系，對困擾國家治理、個人自由與世界秩序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提出了足夠有深度及體系化的解釋與解決，至今構成全球治理秩序的價值內核。

這是一整套真正全球化及取得了突出治理成就的思想與制度系統。與這種普遍主義的現代性秩序相比，中國模式呈現的“四個自信”仍然處於相對粗糙的政治教義及實踐進取之中，尚未成為堪與匹敵的整全體系。中國軟實力及話語權之短板正在於此。親歷改革開放過程及歐風美雨之現實成就的“改革自由派”對美國模式深信不疑，自然不可能因為十八大以來的短暫政治調整及教義灌輸而改弦更張。“改革自由派”當中不乏投機勢利及知識老化之徒，但也有博學真誠之士。爭議的真實而根本的問題是：中國改革的終極前景到底是什麼？適合中國人的良善生活方式何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需要建立在何種規範性基礎之上？

這裡就出現了判斷中國前景的兩種思路：一種是從本土出發的“以中為據”，另一種是從美國出發的“以美為據”。希望中國成為美國，還是希望中國做自己，是兩種非常不同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中國的政治保持着關於自身整體存在類型與方式的清晰決斷，但中國的學術卻嚴格依賴着西方的哲學與社會科學體系。檢討中國發展模式的所有規範理論本身並不是“中國”的，而是自我主張為普遍主義的西方理論。從各種“檢討主義”的貌似理性的分析中，我們能夠感覺到一種強烈的“自我東方化”的智識殖民胎記。我覺得這一“自我東方化”不一定是道德層面的，並非所有從事“檢討”工作的人都與現實的國家為敵，他們很多的論述、判斷甚至頗具理想性的道德熱情，恰恰顯示了知識上的短板，顯示了對東方文化本體及中國政治存在合法性的不熟悉、深度隔膜甚至精神恐懼。

中國與世界不同，甚至以中國自身模式通過“一帶一路”塑造一個新世界，這就引起了西方對500年現代性秩序正當性的自我質疑。意義體系遭遇中國的挑戰，這是中美貿易戰最深刻的精神根源。我相信在國會投票支持特朗普貿易戰的議員內心深處，一定感受到了一種來自中國的共同威脅，這種威脅不完全是利益的，更是精神與原則的。

那麼，就其行為本質而言，到底中美誰更符合WTO原則呢？WTO本質上是貿易自由主義的產物，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美國是這一套規則體系的主要締造者，美國又為什麼要舉起反WTO的關稅貿易戰之戰旗呢？從規則層面，中國2001年入世承諾書載有一系列具體承諾，根據美國的301條款調查報告，中國存在諸多的承諾未履行的情形。然而一個更具原則性的問題是：WTO整體規則是否真的對發展中國家公平？是否對人類的和平發展具有完備的正義價值？具體規則中是否隱藏着結構性遏製發展中國家發展甚至超越的種種限制？是否可能造成WTO規則下的全球化越充分發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與發展利益越受損害的負面情形？中國是超大規模的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與發達國家對等關稅及對等開放市場是否真正公平？因此，中國加入WTO之後的歷史性作用就不僅僅是機械遵守所有的具體規則細節，而是帶有適應、檢驗及改進相關規則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之“發展正義”的獨特意義，從而在真正的原則層面發展了WTO體系本身，深化了這一體系的民主正當性基礎。 

貿易戰的國內檢討日益道德化甚至意識形態化，表明中國新體制所期待的改革共識尚未形成，對“改革自由派”的互動規訓仍有較大挑戰與空間。貿易戰端已開，無法簡單而屈辱地求和妥協，自毀發展利益。即便是檢討，也應當是建設性及立足當下發展現實需要的，而不是顛覆性的、歇斯底里的、詛咒式的與國家民族為敵而不自知。超越“以美為據”，超越窒息智商的“東方主義”，從中國文化、中國經驗及中國政治體制的合理性出發，嚴謹而負責任地思考中國對世界的完整哲學理解及制度性參與方式，才是本輪貿易戰帶給中國所有學人及國民的恰當教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