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產黨和中國的關係。

   拋開那些陷於浮華辭藻而無實際應用價值的黨國領導人總結的共產黨與中國關係的思想理論，而運用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商業邏輯來分析彼此的關係，則會得到新的發現。

  如果把共產黨看作一個壟斷企業，而中國就是它的壟斷市場，那麼誰會相信這個壟斷企業會給市場裡的中國人帶了最大的商業利益呢？誰會相信一個自詡與市場利益總能保持一致的壟斷企業的宣傳用語呢？誰會相信在面臨企業利潤最大化與要同步損害整體市場利益的選擇前，壟斷企業不會選擇利潤最大化呢？

  壟斷企業當然也希望市場的購買力繼續膨脹，這樣可以給自己攫取更多的利潤。但它更清楚，自己的市場壟斷行為會壓制市場購買力發展到更高的水平，所以寧可損害市場的本該具有的更高發展水平，也要打壓潛在威脅而努力維護自己當前的壟斷地位。

   就像中國最突出的壟斷企業--中國煙草總公司一樣，讓它來制定協調國民控煙政策，不僅煙民數量不降，反而其利潤卻是繼續高漲。

   這是悖論。

 這種商業邏輯，也適用所有政黨處理自己與所在國關係的邏輯，而這當然包括共產黨。

 在追逐社會穩定與財富的目標上，壟斷者與市場（國民）的利益是相符的。

 這種相符的共同目標存在，就可以解釋為何中國共產黨會孜孜不倦的帶領中國人民搞以經濟為中心，包括科技、文化、教育等現代化的國家建設。

 但在其他目標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則經常會出現衝突。

 人民希望官員財產公示它不做，承認土地私有化它不為，統一國民與公務員福利待遇仍在艱難試水中，用共產黨員自己的話說，“你是代表黨，還是代表人民”。

 這種有差別對待的現象，也證明了商業性的壟斷邏輯在政黨社會的適用性。

   習近平及其他共產黨員都應該首先明白自己先是個中國人，而後才是共產黨員。只有明確了這種客觀存在的先後順序，才能矯正自己以往看待黨國關係的錯誤邏輯。

   也只有在有了以上的先後邏輯意識後，才能回頭再看且辨明自己的黨國關係歷史，並從而完成自身內部新的變革。

   猶如壟斷企業也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從市場裡孕育、成長、競爭以至於到達壟斷地位的。它得感謝市場給予培育自己的機會，用心回饋幫其成長壯大的市場消費者；即便自己曾經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多少磨難與損失，但也得自明如今自己的壟斷地位實質上在做着損害市場的事情。

    共產黨的歷史也是如此，它是在中國人民中孕育出來的，也經歷過弱小的萌芽組黨、曲折的黨內權力鬥爭、殘酷的外部成長曆練、武裝壯大再到奪取全國控制權。它的黨員來自中國人民內部，所以也是在起初用心回饋孕育自己成長壯大的中國人民。但它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已取得的壟斷地位實質上在做着有損中國人民的事情。用鄧小平與李鵬等的話說：這是用2000萬先烈的血換來的。所以黨的繼承人實際上是背負上了一種早期創業階段的歷史包袱，而不是用如今的壟斷性現狀來理性處理自己正損害中國人民的現實。

   黨在避免引入競爭對手-即多黨制度時，如何有效的解決自己的壟斷性造成經常損害中國整體利益的矛盾，成為習近平及其共產黨所有人的至今懸而未決的難題。

2、中央與地方對抗的關係。

     在前面的討論中，已經簡單介紹過中國真正的老闆：老人政治，及其與名義領導人之間的關係。具體表現在老人政治在地方上的代理人與中央名義領導人之間的衝突。

      事實上這種以個人矛盾表現的現象，究竟該歸於現實性的地域矛盾還是從屬於利益者之間的個人衝突，在現在的中國仍是疑問。

      如何平衡一個試圖加強縱深控制力的中央政府與一個強化自身自治管理的地方政府的矛盾，成了中國歷代王朝都沒能妥善解決的難題。

      在王朝前中期，基本都是在靠文官制度與軍事控制，來制衡地方日漸興盛的分離趨勢。對於邊疆的地區，則主要依賴漢族移民來實現基層穩定。

      但這種至今的總體趨勢，並沒有帶來真正意義上問題解決。

      從晚清的地方紛紛獨立，再到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再到西方民主國家裡的聲音雖小但仍不絕於耳的獨立呼聲，呈現的是中外政府都遇到的難題。

      時代再前進，有關民族、主權等的傳統概念正被新生代改變，於是這就拋給一個人類共同的問題：到底是維持一個龐大的寡頭國家政治格局，還是一個鬆散和平的“小國寡民”的格局，更好？

       從經濟市場來看，莫過於一個寡頭壟斷市場，會對市場整體進步產生更大的益處。但市場的公開訴求卻常常是要求分拆寡頭企業成更小的競爭公司，以實現“公平競爭”的充分市場。

      這種經濟上的訴求趨勢，與國家政治上的表現也是極其相似：一個試圖擴張政治版圖、強化內部統治的中央集權政府，與一個試圖獨立版圖、強化自治的地方政府的矛盾。

      人類發展的趨勢，如同市場聲音內部的吶喊，在當代世界政治中不斷通過局部獨立來產生更多的國家與政治勢力。大部分依舊是民族獨立運動，少部分是民族內部因為地區經濟利益不平衡導致的獨立。

       基於對追求更高市場效率的原則，我個人也更傾向於中國版圖及內部政權的穩定。

     但如何妥善處理這種中央集權與地方分離的趨勢，是留給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中國的難題。

      其突出難點還在於，中央政府在加強自身社會控制力的同時，如何面對地區內民眾不同的自治利益訴求。

       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成為中國稅賦的主要來源，用以貼補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這在稅賦輸出地的民眾中，長期有着非常大的憤怒，無論官民都更傾向於將財政盈餘更多的截留在地方來改善本地的民生。而在財政轉移輸入地的民眾中，也長期有着非常大的憤怒，在於面對地區經濟不平衡時更傾向於從中央政府索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而這樣就意味着要求中央政府加大對東南沿海省份的稅賦徵收力度。

     事實上正是這些現實經濟矛盾的存在，才根本性導致了名義上的中國大一統，與某種角度來看地區分離的現實。

     民國初年，雲貴軍閥以革命名義互攻，求的是對方轄區內的煙土貿易；49年後，東三省曾試圖割裂內地而成立自己區域性經濟與政治政權；改革開放初期，江西曾一度禁止向更富裕的廣東售賣糧米，導致後者不得不去進口糧食；即便今日，省立金融機構仍是自己轄區內的主要資源受益人。

     而有趣的事，也恰恰是經濟這條金線，將一直與中央背離的地方分離趨勢，給重新縫合起來，使得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政治成為可能。

     自由經濟自身發展的要求，不僅會撕裂國與國之間政府的控制權，同時也撕裂國家內部各地區的分離趨勢，而民資則是主導。

     但在國有經濟主導的當下，其內部封閉性與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根深蒂固衝突，卻給沿着這條自由經濟的主線發展的連接中央與地方的可能性，埋下了陰影。

     受馬克思教條主義與黨自身作為唯一中國企業老闆的雙重思想限制，中國改革開放所產生並不斷被膨脹中的自由市場經濟，一直備受國有經濟壓制。包括在礦產資源價格上漲時期，軟硬兼施讓國有企業兼併民營企業；在民營企業做大之時，通過招安入股民資，影響或控制其董事會；在金融、移動通訊、煙草等暴利行業上，限制或杜絕民營經濟參與；通過信貸等方式，試圖將民資納入國資市場准子公司；通過其他方式，來限制民資規模膨脹到一定規模，等等。

這種政府政策制定的思路與自由經濟發展衝突，實際上等於為對立中央與地方政權之間加柴添火。

一個表現就是，地方政府與民眾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央企在其轄區內的經濟及政治活動，有着複雜的心情。即希望其能帶動當地就業與GDP，同時又對其超過地方政府自身管轄權限的蠻橫作為非常不滿。

這種不滿在最終地方分離趨勢獲勝的國家，產生直接結果就是對轄區內央企資產的進分割占有，形成完全與前中央集權政府的對抗。

在這裡我多提一下：人都是職業場景塑造的動物，所以註定看問題都是站在自己的職業角度，以維護自己的行業、單位及個人利益為首要出發點。這也當然包括中共專長於不同技能的官員們，國防、外交、經濟、政法、宣傳等等，必然也是帶着職業性塑造成的看問題視角，及其這種視角所特有的“專業性睿智”與“跨行性偏見”。

留給幫習制定這種“專業性睿智”與“跨行性偏見”混雜在一起的內閣與智囊團隊，處在習背後看不見的老人老闆意志，以及他個人對整個世界運行及發展規律的看法，最終雜糅成現今各色的國家政策。

而恰恰是這些雜糅政策，實際上搞混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離的正確處理方式，而是任其繼續沿着某着不詳的方向前進。

習是深感到這種分離趨勢的不可阻擋性，但僅憑開會號召去加強中央權威、打擊地方對手、以流官制度及財稅統一等技術手段控制地方等等，都不能從根源上解決矛盾，而是步入了王朝政治變革中的古老循環。

是要進一步放開民營經濟這條經濟主導金線，去縫合中央集權與地區分離的趨勢，還是仍舊在用揚湯止沸的現有方式去奈何不了分離趨勢，成為習及其黨派在處理民族國家上的可能背負歷史榮辱的難題。

3、如何處理黨與商業經濟的關係

   我之前做過一個簡易論斷：商業經濟的力量終將會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變整個社會，並撕裂試圖控制自己的政府。

   這個壟斷很武斷，但還是我仔細分析後的結果。

   我試着從“如何看待腐敗？腐敗的深度矛盾是什麼？”這一命題開始論述自己的思考。

在傳統的解釋中，腐敗的來源於權力專制，我也認可這一點。

但我更想說的是，從某種程度上講，腐敗實際是統治者對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官僚集團的經濟補償。它更深層次的矛盾卻是試圖增加中央集權控制力與有限財政供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所有國家的中央政府都試圖要增加自己對社會的控制力，那麼就意味着需要更大規模數量的官僚團隊，也就意味着更大的財政開支。

官僚基數的成長，造成官僚與納稅人之間的比值不斷升高，那麼實際上會影響財政收入。

歷史發展的經驗卻是，官僚體系的膨脹是伴隨整個王朝壽命的始終。

在每個王朝由盛轉衰的拐點上，突出的矛盾就是財政吃緊，入不敷出。

擴充官僚數量，那麼就意味着降低其收入水平。一旦收入水平降低到社會均衡基數，那麼就必然導致官僚只能靠貪污來彌補自己的下滑部分。

通貨膨脹的存在，會使得社會均衡水平不斷向上推移，那麼實際就等於加速降低官僚的收入水準，也就使得其貪污成了必然性。

這樣的推論也與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基層普遍腐敗現實相符，因為受通貨膨脹影響最大的也是收入水平有限的基層管理人員。以人均月收入近9000的深圳為例，其協管的普遍待遇在4000，如此大差距就必然導致這些與市民同樣具有買房、買車欲望的臨聘會想法設法從自己力所能及的權力範圍內，靠“灰色收入”來彌補差距。

深圳已經是中國商業化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了，財政充沛，尚且普遍存在這樣的現象，那麼推及邊遠地區，則更是觸目驚心。

依我在原服役的新疆兵團的最基層團場觀察到的現實，這裡事業單位正式編制的人均工資普遍只有3000，而地方自身財政造血的能力很差，其大半來自內地援助地區的轉移支付，要想讓這些人員也能達到深圳正式編制人員15000的福利待遇，那麼除了對內貪腐以外，基本沒有其他選項。

即便收入只有3000，也好過於當地普遍的赤貧現實。

有些團場造血能力之差，已經到了拖欠電費而被拉閘限電，人員工資被拖欠半年以上的極端情況。

這種極端情況的出現，就像投資里的風險控制測試一樣，最能在極端條件下將其整體維護能力暴露出來

通貨膨脹不僅在國民中進一步拉開貧富差距，也同樣發生在官僚體系內部，體現在地區間、部門間、上下級間等的持續分化，享有資源與信息優勢的官僚人員會比其他同僚更快的積累起財富，這也是社會其他各階層都在發生的必然規律。所以這種受通貨膨脹影響的社會整體及內部的分化趨勢，只會加速對立方之間的不平等。回歸到官僚自身內部，除了依賴腐敗來平衡這種可選擇性外，基本別無他法。

在這裡補充一下，毛澤東是黨內最早發現這種階級分化不可逆轉趨勢的人之一，他到最後也沒法相信自己搞了一輩子革命要反對的這種階級分化趨勢，卻也依舊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為此，他能給出的最後解決方案，就是帶給中國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用這種宗教式的幻想去實踐他心中的“天國實驗”。

這是集權體制在經濟發展中遇到的歷史難題。

指望黨完善內部的監督體系，擴大自己的監察人員數量，就算是採用朱明王朝的特務機構、濫捕濫殺以及“剝皮實草”的恐怖手段，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中國中央集權歷史難題。

       歷代中央集權政府都深知這樣的弊端，所以才默許官僚集團的整體腐敗現象，用贖買方式來維護自己統治的根基。

      但納稅人會通過各種暴力或不合作模式去反抗這種不合理制度，也就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財政支出去“維穩”，

無論是硬通貨時代的“苛捐雜稅”，還是紙幣時代的“濫發貨幣”，中央政府這種試圖以擴充官僚團隊規模的方式去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力，本身就會陷入一種財政惡循環，既而進一步加劇自己與納稅人--國民之間的矛盾。

從而在中國歷史上，周期性的導致王朝盛衰及更替的循環。

就像一個企業的生命周期表一樣。

      也如企業在面臨這種困境的抉擇時所採取的剝離資產或者另闢利潤來源等方式一樣，共產黨中國在應付未來這種根本性矛盾之時，也得將部分權力下放以控制其財政負擔，其中核心的步驟在於什麼樣的權力該從政府部門剝離還給社會自主管理。

       而這，在總體上而言是在減輕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力，與其當前的執政理念衝突。

      但這是社會發展趨勢，誰也不可逆轉。

      根本原因在於如我一開始所說的：商業經濟的力量終將會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改變整個社會，並撕裂試圖控制自己的政府。

      這種趨勢在當代社會的現實表現包括：在致力於擴大國有經濟的初衷時卻不得不將開放引入民資力量；在維護市場公正的初衷時卻不得不優先照顧“大而不能倒”的企業；在試圖隔離政商關係網的初衷時卻不得不依賴商界的建議改組政界；在試圖降低社會貧富分化的初衷時卻造就加速的貧富分化現實；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矛盾時卻發現自己正被橫跨兩國之間的商業公司所左右；在試圖管治商業資本對政府控制力的衝擊時卻發現前者對後者的衝擊日益嚴重；在試圖打造“小國寡民”的世界理想藍圖之時卻發現商業經濟所要求的自由貿易竟是摧毀了各國長城而將其連接一片，走向共同未來的最終力量。

      這是留給習近平及其共產黨的一個根本性難題。當然他也可能置之不理。但這個經濟社會根本性矛盾的存在，將逼迫所有政黨去改革自己原來的執政理念。

4、有關繼承人的難題，習將如何處理其私人關係。

按目前的公開資料，習近平只有一個女兒，這是帶頭遵守“計劃生育”的結果。但這種結果並不會給自己的執政願景帶來任何加分，而實質反會使得其最終有可能淪為一場泡影。

在這裡我按照基於男性社會與集權基礎為前提的現實因素，做了野路子邏輯推理：

（1）中國仍是一個男權社會，這在政府中表現最為明顯。習如果要保護自己的女兒，且有可能讓自己的治國理想在其身上得到延伸，就莫過於讓她也能憑藉個人威望擠入中國最頂層，但這會在一個男權社會、男權官僚體制內極其困難。

制度上的可行性設計並沒有真正給女性開出綠燈，其仍得讓位於男性團體（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現實壓力。

（2）在這裡，必須得提及有鑑於中國最近的百年史上，連續出現了慈禧、江青這樣背負歷史罵名的頂層女性人物，形成中國官民在最頂層權利上對女性特有的偏見，所以註定其女兒也不會走向最高權勢地位。

這也不是可行不可行的問題，而是來自中國社會特有的性別歧視文化。

（3）如果習決定不讓女兒去挑戰黨的最高地位，而是希望她在受自己保護的社會環境裡平穩度過一生，那麼就意味着自己的治國理想，很可能將在其身後成為泡影。

       在他死後，黨的這艘企業巨輪仍有可能繼續前進，只不過必然要被調轉了方向。

        所謂的調轉方向，就是要將習自己希望保留的治國理想、方向以及一整套自己設計的政治制度及具體政策等，都將被後面的繼承人斷送掉。

      這種違背前任既定方向的事，在中外都是很正常的事。

       國家與企業一樣，都是在不斷解決前任遺留的問題上繼續前進的，要不然它自己就得陷入對社會控制力下滑的困境。

       在這個不斷解決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是對前任政策的形式上繼承，實質上否定的過程。

       在集權制國家，要維護自己的既定方向不能被變動的最好方案，只有直系親屬繼承才有可能實現。

       這在帝王時代以及當前家族制獨裁國家裡依舊如此。

       但共產黨自身所創立的繼承人更替制度，基本否決了直系親屬直接繼承父輩最高權力的可能性。那麼就意味着新的繼承人必然從不起眼的細節着手，而發生逐步更改前任方向的事，即“對前任政策形式上的繼承，實質上否定”。

       更根本性的原因，在我之前《誰是中國真正的老闆》裡所論述過的：名義領導人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矛盾。

（4）習會仿效孔子嫁女公冶長的做法，來選定一個與自己理想趨同的人，以繼承自己身後未竟的事業？

這種做法在現實中基本無案例可考。

雖然中國現在已經是名義上的男女平等的社會，但在保留的姓氏及家族規範上，仍舊是以男性族係為絕對話語權的現實。

女婿仍舊是女婿，代表男方家的利益；而不能代替兒子。

這是中國在有關繼承人問題上歷經千年檢驗的答案。

優秀的女婿可以保護自己女兒一生平安，卻不會去在一個男性話語權的中國社會裡去繼承岳父的遺志。

選擇一個不是奔着爭奪政治最高領導權的優秀女婿，則是留給習得最合適方案。

（5）習是否有可能選擇一個非血緣關係的人來繼承自己的遺志？

基本不可能存在。

在我之前的《誰是中國真正的老闆》裡論述過的邏輯，即便習在退休後有幸成為真正的中國老闆，也不能保證自己死後仍舊能將權威遺留給自己的繼承人。

後面的中國仍最可能是一個董事會格局的老人老闆中國，而非習能指定的個人。

他不僅最好不去指定明確的繼承人，這樣才是在自己生前對想培養的人的最大保護。

這是來自中外無數案例所揭露的深刻教訓。

按上面的分析，無論他將採取哪種措施，他這輩子所打造的一切，最終可能化為泡影。

但從周代算起的，數以千計的已然將自己追求的治世理想化為泡影的帝國領導人們，仍有個別的人可以在中國史冊上留下自己濃重筆墨的名字，享有後世中華子孫的紀念，而不是像絕大多數一樣化為真正的黃土。

關鍵在於重德於民，行德治於天下。

唯有大德，才是私下福澤後代的正事。

5、從傳統社會道德觀念里產生的社會意識，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質疑的難題。

   傳統的社會道德，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它發源自貴族與宗教，被總結在卷軼浩繁的書籍里，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講經詮釋與躬行實踐，不斷融合吸收外來元素，被去應用解決所在時代的難題所檢驗，所形成的厚重的文化遺產。

從某種意義上講，因為它的跨時代、跨文化與跨政府性，社會道德是背離當代政治的。

所以，從共產黨建黨伊始，它就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如何從社會道德層面來確認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

如果不能引導中國人民及自身黨員有着自發性的承認與擁護自己執政合法性的話，就如民主國家信仰民主與法制而自發維護三權分立，宗教信徒信仰神跡而自發維護神權等一樣，那麼其自身就不可能避免源於人心思變而引發的執政合法性危機難題。

單純窮兵黷武的方式，從沒有在人類歷史上造就過一個長期穩定的政權存在。

這也就是為何連洶湧善戰的游牧民族都紛紛被其他民族宗教或社會文化同化的原因之一，並在自己的思想被同化後成為進一步傳播與維護這些文化的信使。

指望早被經濟學、社會學等從邏輯上否定存在的，並在實踐中給中外造成慘重記憶災難的共產主義大夢，還能來團結與引導，並從國人意識上給予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就是扯淡。

至於把維護合法性的問題交給模仿宗教式的、貴族式的、法家式的抑或納粹式的技術性手段，也只是在一個搖擺不定的人民根基中暫時性的維護自己的平衡罷了，根本問題仍沒有被解決，那麼威脅就會一直存在。

通過發展經濟，由個體經濟基礎的改善可以提高人們對自己執政的認可度，並讓這種暫時性的平衡被進一步延長罷了，仍不能免於對執政合法性的疑問。

事實上，這也是所有政黨都面臨的問題。

不過在多黨制國家，對政黨合法性的質疑會被演變成改選為對立的黨派執政；但在一黨專政或個人獨裁國家，因不存在改選機制，那麼這個問題就會變得非常棘手。幾乎所有國家都不免淪為政權被更替的命運。

在現代思潮與普世價值流行的當下世界，如何回答”如何從社會道德層面來確定自己執政的合法性問題”，成了習及其政黨的致命難題。

根據過往的歷史資料，結合本人有限的能力，將這個大問題細化成七個具體的小問題：

（1）如何再評價依附與傳統社會結構的道德標準，（2）如何也從承載道德個體的共產黨員自身的意識行為中去發現與形成某種新的規範，（3）如何去評價這些新的規範與協調承襲舊有道德規範之間的矛盾，（4）如何為新領導人編纂成一套可供人民自發性引用的道德規範，（5）如何在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文化融合與衝突中形成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主體道德文化，（6）如何在處理本身基於宗教與貴族意志的道德中來調和共產黨自己反宗教與貴族的矛盾，以及（7）如何在共產黨自身也吸收了的自五四以來形成的西方文化道德與有賴於維護中華民族獨立性的傳統道德相調和與衝突的矛盾。

能在其有生之年給出上面問題做出自己個人思考的人，其答案並得到歷史的檢驗，那

麼其本人就將如同過往的思想政治家一樣，被載入史冊。

實際以上的問題，除了毛澤東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外，其身後的領導人沒有一個再能給出滿意的答案，所以註定了後面的人再沒有一個能出現可以匹及毛澤東影響力的。

毛澤東曾為中國樹立了新的道德標準，只是現在看來，這種基於階級鬥爭為基礎的社會道德標準，不僅沒有為自己和政黨帶來長久的合法性問題，反而一度把自己與政黨帶入與全國人民為敵的窘境。

後續的領導人基本都是沿用傳統的中國道德規範來回答當前的現實問題，摘自古老儒釋道的格言警句，一來彰顯自己富有的傳統文化基因，二來平衡世俗對自己個人與政黨執政合法性質疑。尤其在越來重視自己民族文化特性的時代，通過彰顯自己個人富有的傳統文化基因能大大贏得社會的認同。

至於在傳統文化之外所自擬的什麼理論、道德規範，或抄襲美國夢而雜糅成自己的中國夢等等，最終被歷史打入冷宮，成為一代笑話。

真正被認可的社會新道德，簡潔明快，明確的行為規範，文辭秀美等，最重要的特徵是能被同時代生活的人們信口拈來引用作為自己行為解釋的權威規範，而這就如習近平的那一代人拿着紅寶書裡的條文來指導或解釋自己行為合法性時一樣，

我相信習一直對這種雖被中共歷史否定，但確實曾一度樹立“新”社會道德規範的日子，有着非常深的感觸與反思。

如何再造一個非暴力型的文化大革命，集中避開思想迫害與文化干涉等暴力元素，形成類似美國一樣興盛的多元文化格局，但又是有着屬於自己和共產黨主導的新社會道德，以重新奠定作為領導人的個人在歷史中的地位，避開他及後續領導人終日憂慮的社會意識對黨的執政合法性質疑的難題。

在我看來，用基於民主與自由理念、人本主義、獨立思考等現代社會思想，去重新解整理與解釋我們卷軼浩繁的傳統文化，並從中汲取出可以解決當代人困惑的思想部分，集攢成屬於自己的社會道德理念，烙上屬於自己歷史的印記，自發性作為信使去傳播海內外，啟迪與改變當代人的精神世界，才是一種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