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鬧劇，第二次是悲劇

馬悲鳴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開始處說:“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668頁)

但中國的歷史，尤其文革以來的歷史卻把第一次演成鬧劇，第二次才是悲劇。比如因為西糾發布規範紅衛兵行動的《通告》被中央文革定為壓制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取締，中學造反派在突如其來的一夜之間暴起。其理論權威遇羅克接連發表《出身論》痛擊血統論及其餘緒聯動，一下子暴得了大名。

誰知遇羅克不知收斂，繼續窮追猛打。中學造反派不懂見好就收，終於鬧得太不像話了。遇羅克首當其衝。在他敏感到可能要出危險時，居然派人給陳毅送了一封求援信，請陳小魯轉交。陳小魯可是西糾巨頭！《出身論》痛批聯動的用詞之狠，遇羅克此舉匪夷所思；有如毛澤東請蔣介石下令馬家軍停止追剿紅軍西路軍似的；果然他不久被捕。

遇羅克在獄中仍以極大的自信跟紅二代張郎郎說，等自己出獄後，會請陳毅來救他。正是因為他發表《出身論》帶來的巨大社會影響的鬧劇，讓他充滿了還會再創輝煌的必勝信心，才在獄中跟警方鬥智，戲弄獄警，終於惹惱獄方，把他併入“一打三反”的處決名單。他所仗恃的再度輝煌在文革結束後果真來了，可他自己已經命喪黃泉，看不到這個輝煌了。以鬧劇始，以悲劇終。

1976年發生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的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造反派餘緒和“走資派還在走”的右傾翻案風合流給四人幫的黨中央添堵，導致鄧小平被“解除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誰料隨着偉大領袖辭世，大內總管汪東興和娘娘江青鬥法，誘捕了後黨全體成員。但終因力有不逮，不得不放鄧小平出山。鄧的第一要求就是給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一場伴隨着打砸搶，燒汽車的刑事犯罪被冠以反四人幫的英名；半年之內，此起彼伏，演出了一場活生生的鬧劇。

十三年後，當年的造反派“英雄”和四五“英雄”重聚天安門廣場，希圖再創一場類似四五事件那樣的輝煌，並把矛頭直指當年力主給四五平反的鄧小平本人。其結果不但沒有再創輝煌，甚至鄧本人死後二十年，還看不到平反的希望，成了一場真真正正的悲劇。

以人物論，原學部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組，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紅衛兵總隊的嚴家祺是四五天安門廣場上聚眾演講的重要人物，曾被公安局跟蹤。而89年最終導致非戒嚴不可的正是嚴家祺領銜發表的《五一七宣言》（“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嚴家祺《五一七宣言》）把矛頭指向“老朽的獨裁者”鄧小平。

四五被通緝的“小平頭”有兩說，一為劉迪，一為陳子明。六四被捕“黑手”，陳子明位列榜首。當然還有王軍濤，也是兩屆元老。

文革老紅衛兵倒台後，清華附中分校團委委員鄭義上台控訴自己把毛主席像別在胸脯肉上的痛苦。其實沒人逼他扎自己的肉，是他自作自受。後來劉賓雁發文盛讚鄭義才是廣場上真正的“幕後英雄”。伴以其他人，如劉剛等的回憶，八九年占領廣場撤不下來的主謀就是鄭義。只要撤退的苗頭一起，鄭義必定會再次發動振奮人心的遊行來烘托氛圍，阻止撤退。在劉賓雁的眼裡，這正是其“幕後英雄”之所為。

四五鬧劇在前，六四悲劇於後。

蘆笛對六四的分析很棒，但他沒說出歷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第一次以鬧劇出現後，自以為得計，便希圖再創輝煌，重演鬧劇，不料卻以悲劇收場的實質。

我曾托人問過蘆笛是否能在本刊發表他的大作。他因痛恨我的不順從，斷然拒絕。不得已，只好附錄於此。

2018年7月7日

【附錄】:蘆笛：如果８９學運取得勝利„„

昨見老怪寫了篇《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似乎是看了原野先生的有關文字引出來的。原野先生的原文顧不得看了，大概是慨嘆和惋惜趙紫陽當年沒有出來登高一呼，否則今天的中國就會何等光明吧。

這虛擬其實沒多少現實依據，我已經在樓下的跟帖中指出了：首先，自發的群眾運動根本就不是什麼頭面人物可以操縱的。八九學運以大屠殺告終，正是因為學生們生怕被“出賣”，拒絕與趙派合作。老趙如果出來登高一呼，只怕多半是應者寥寥，除了斷送自己的性命之外，什麼好處也沒有。其次，就算部分軍隊響應了老趙，那又便如何？難道終生在血海里打滾的老鄧就會乖乖屈服？如果觸發了內戰甚至軍閥混戰，那到底對全民族是福還是禍？就算老趙獲得全軍擁護，輕取全國，他在軍中毫無淵源，能控制手下的悍將麼？如果出現軍人專制，那豈不是比現在更糟？

所以，這種虛擬，似乎只說明在網上議政的許多同志其實既不懂多少中國的事，也不懂什麼政治。高寒先生就是最光輝的典範，他唯一會幹的事，無非是背誦黨媽媽教給他的那本革命聖經而已，滿腦袋只有美好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不過老怪那文章確實有很大的啟發作用，我由此想起了在舊作《悲劇英雄引出的千年悲劇》中說過的話：

“抗戰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承受的最慘痛的民族犧牲。它不但導致上千萬中國人民喪生，無數財產被毀，更從根本上打斷了原來大有希望的現代化過程，使中國從此墮入黑洞，文明大幅度倒退，至今無希望掙扎出泥塘。

這個打擊的沉重，似乎遠遠超過了成吉思汗的子孫毀滅世界第一流的南宋文明、最終使瘋子朱元璋得以上台、完成文明全面倒退的的罪行。不需要超人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如果張少匪九一八時奮起抵抗，使日本無法‘進入’中國，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光景，而如果三十年代的愛國昏民沒有強暴劫持理性政府，使先總統蔣公避戰備戰、安內攘外的英明戰略成功實施的話，今日中國又是何等模樣。只要西安事變不爆發，只要抗戰能往後推延數年，哪怕國府沒有全面完成備戰計劃，對日作戰也決不會遭致如此慘重的犧牲，而今天的中國也決不會是這般窩囊樣。

這幾個‘如果’，比岳爺爺當年留下的那幾個沉重萬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樂於回答岳爺爺的‘如果’，卻很少有人想想三十年代張少匪和青年‘岳飛’們對民族犯下的不可饒恕的大罪。這原因其實很簡單，回答岳爺爺的‘如果’，能讓我們在想象中獲得感情的宣泄，能讓我們在幻覺中證明自己其實不窩囊。而要正視三十年代的‘岳飛’們留下來的那幾個如果，就得面對那令人無法相信的無邊的全民愚昧。袁大帥如岳爺爺一般冤屈，死的慘酷百倍於岳飛，而且滿清修《明史》時已公布真相，正式為他洗雪，他的英名卻遠不如岳飛響亮，一般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這是為什麼？因為岳飛的名字使民族低沸點的熱血沸騰，而袁大帥的名字代表着全民族的難堪！”（蘆笛慣於自我引典。—馬）

這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東西方人對歷史的態度迥然不同。西方人作歷史的虛擬，是為了總結教訓。例如當年英法對納粹採取綏靖政策，一直被後來的政治家們引為鑑戒，這教訓其實就是用“如果當時英法首腦及時制止希特勒擴張會如何”的虛擬總結出來的。而中國人作歷史虛擬卻反其道而行之，不過是用來自慰而已。所以，咱們喜歡作“如果岳飛不死”的虛擬，因為那能給我們帶來一種想象中的快感，至於“直搗黃龍”有什麼現實可行性，那是絕對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中的。

有鑑於此，我曾動念寫本“歷史幻想小說”，名曰《如果歷史這樣發生》，乃是假想蔣公動用軍隊殘暴鎮壓了全國學生的抗日示威，到西安逮捕法辦了通匪的張學良，完成了剿匪大業，使殘匪取道新疆逃入蘇聯，及時抓住了在盧溝橋打槍的匪諜，避免了“七七事變”發生，完成備戰後聯合英美，在滿洲與日本展開戰略決戰，最終使中國真正統一等場景。這目的不是想獲得廉價快感，而是想讓國人認識到，國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淺薄正義感一向是中國最大的災難根源，庶幾在未來儆效尤，阻輕狂。

根據同樣的道理，我曾寫過“政治幻想小說”《當中國成了世界的龍頭老大„„》（載奇奇書屋本人文集中），目的是想讓那些做強國夢的愛國同志看看，中國真的強大起來也不一定就是什麼好事，反而可以是何等可怕的噩夢。

這些當然是虛擬，似乎有點回首五千年先生熱衷建立的空中樓閣的味道。我已在樓下答他的帖子中說了，他那“為什麼中國不稱霸”的問題完全是個偽問題，根本沒有任何現實基礎。中國永遠只配作東亞病夫，配談什麼稱霸不稱霸？可笑的是，他連我說得如此明白的回答都看不懂，還要問我什麼國家才配稱霸，連“道義上該不該”和“事實上有無可能”都分不清楚，只知道遙望着五千年前華夏文明連影子都沒有的那段絕對虛空。

但我說的這類虛擬本質和他的偽問題不同，雖然不免空中樓閣之嫌，但不可不作，缺了這些虛擬，咱們就既不懂中國的過去，也不懂中國的將來。看了老怪的帖子，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八九學運至今被人視為“民主運動”，此說之所以出現與被堅持，除去感情因素之外，主要還是大家忘記做兩個虛擬：第一，如果學運沒有發生，中國會怎樣？第二，如果學運勝利了，中國會怎樣？

第一個虛擬其實已經有人做過了，戴晴就是其中之一。她認為，如果學運不發生，本來提上日程的政治改革就不會中斷。我本人在一系列舊作中對學運作了嚴厲批判，那雖然是基於學運給中國社會進步帶來的重大打擊的事實，但說到底還是基於“如果學運不發生”式的虛擬。

總而言之，如果學運不發生，在我看來，可以肯定的是起碼有以下幾條：

一、數百甚至數千的無辜平民不會被殘忍屠殺。

二、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不會遭到全面清洗。

三、８０年代生機勃勃的自由寬鬆政治文化局面不會逆轉。

四、政治改革可能會逐步投入實施（這是連西方觀察家都承認的）。

五、整整一代精英不會流亡海外。

六、中國的國際形象不會受到永久性傷害。

七、中共不至於變成驚弓之鳥，對此後的任何“動亂苗子”都過度反應，無情地加以鐵腕鎮壓，堵死了朝野良性互動的可能。

這當然首先是統治者的責任，但一場運動既然在實際上促退了中國的社會進步，它還能稱作“民主運動”麼？歌頌鼓吹這種實際上只會造成社會退步的群眾運動，究竟對中國的民主事業有什麼好處？

第二個虛擬卻是至今誰也沒做過。昨夜到今晨，我一直在苦苦思索這問題，卻無法想出答案來，那似乎根本就是個無解題。我敢在這兒撂下一句話：哪怕就是讓那些學運最狂熱的歌頌者來回答，他們也沒那本事講明白，因為那運動從頭到尾就沒有個明確的目標。連目標都沒有，您怎麼確定什麼算“勝利”？所謂“勝利”，不就是“運動達到預計目標麼”？

想來想去，學生領袖提出的唯一明確的訴求，大概就只有推翻那篇《必須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吧？反正西方學者就是這麼認為的。他們對中共的殘暴非常震驚，說學生要求的不就只是推翻一篇社論麼？那又有什麼大不得了呢？為什麼當局會犯下如此殘暴罪行？

現在讓我們假設當局完全同意了這唯一的要求，推翻了該社論，以政府公告形式鄭重聲明學運不是動亂，那又便如何？中國的今天就會變得非常光明、非常民主麼？這裡面有什麼高深道理，尚請諸位博雅君子有以教我。

此外民間還有點零星訴求，都是非正式的，散見於大字報或是在遊行中喊出來的口號：一、反官倒；二、要求巨頭們公布經濟收入；三、要求新聞自由。除此之外，我實在是什麼也想不起來了，請運動的參加者如小安子輩補充。謝謝！

反官倒那條完全是口號，一點具體的建議都沒有。當局完全可以滿口答應，到後來兌不兌現你也就根本不知道，因為人家從來是黑箱操作。你既不從制度改革上想辦法，又沒有什麼確有效率的監督手段。這種口號便絕對只能如我黨的“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那樣不着邊際。

公布經濟收入倒是唯一的比較實在的要求。但那也是不可操作的，理由同上：人家滿口答應，弄出假賬來糊弄你，請問你又怎麼識破？沒有相應的制度和權力分立，這就完全只能是空談。

新聞自由似乎是參加遊行的新聞從業人員喊出來的，那口號我記得是：“不要讓我們再撒謊”。這算是整個運動中最富有民主自由精神的一個訴求，可惜還是沒有相應的制度改革建議。須知那些人比不得一無所知的學爺們，應該算是“知識分子”了吧，可就連這些人也光知道作這種空洞的抗議姿態，竟然連“新聞界獨立”的口號都想不出來！即使那些“知識分子”想到了這一點，那可是牽一髮動全身的事：要求黨和政府從新聞界退出，必然引起連鎖反應，最後導致黨下台，人家會同意麼？

當然，上面這些要求也能不折不扣地兌現，那前提就是我黨乖乖下台，學運取得空前勝利。那又便如何？請問當時的中國有什麼政治勢力能出來填補我黨下台後出現的權力真空？黨軍會聽諸位學爺和後面的“高參”的指揮麼？鬧出個軍閥混戰來，請問諸位如何善後？

總而言之，要以群眾運動促進社會進步也不是不可能，但其本身的大轟大嗡方式，決定了運動只能有一兩個集中的、明確的、可操作的、非常具體的訴求。例如７０年代後期老知青遊行示威，要求回城，其訴求就非常具體，也在當局讓步的底線之內，這樣才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要用民眾“鬥爭”的方式強迫統治者讓步，這就是個範例。一個又一個這種取得表面上微不足道然而無比實在的成功的“鬥爭”匯集在一起，就逐漸推動了社會進步。

因此，八九學運的最大錯誤，還是在它的大而無當、毫無明確具體訴求這一點上。於是它在本質上就只是一種廉價的民眾情緒發泄，在當局眼中卻成了居心叵測的推翻政權的大陰謀，鎮壓就是必然的了。

當然，也不能說學運完全沒有達到學領們的目標。柴玲女士在其歷史性證言中說：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

事態的發展果然實現了他們的期待，因此，對柴女士以及其他持類似期待的學領來說，學運應該是取得偉大勝利了罷。（了卻了柴玲之輩的心願。—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