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淡水暖: “收買”中央辦公廳“下海”的經濟學家才可怕 |
| 送交者: 雲淡水暖 2005年09月01日16:25:0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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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買”中央辦公廳“下海”的經濟學家才可怕
-------------------------------------------------------------------------------- “收買”中央辦公廳“下海”的經濟學家才可怕 雲淡水暖 自從被譽為“中國企業改革路徑”樣板人物的顧雛軍涉嫌經濟犯罪被警察控制以來,比較寂寞的主流經濟學界從開始的“集體失語”到逐漸有了些聲音,比如北大張維迎教授的“不熟”之類,其中有一個人的聲音是比較響亮的,是鍾朋榮教授,開頭是率先出來為主流們“挺顧”的行為辯解,在張維迎教授的“不熟”說引起輿論譁然之後,鍾朋榮又出來說話了,話題比較奇特“一個可怕的現象 我看經濟學家被整體收買”,登載在08月31日的《英才》雜誌上。 鍾朋榮先生開門見山、毫不掩飾地表白近年來,人們都在關注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即“經濟學家被整體收買”,因為經濟學家為企業提供這樣那樣的服務,相應地也收取一些報酬,結果就失去了獨立性,經常為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說話。不少文章將我也列入“被收買”的行列之中。因為我被幾家上市公司聘為獨立董事,更是被嚴重收買的對象。我之所以經常為企業家特別是為民營企業說話,就是被嚴重收買的結果。,看來是“不少文章”點到了鍾朋榮先生的癢處,就是經常為…特別是民營企業說話,收取了“一些”報酬,於是就被認為是“被收買”,還是被“嚴重收買”。 草民不懂經濟學,但也知道“提供這樣那樣的服務,相應地也收取一些報酬,”的邏輯關係,這其中有一個利益交換的關係,起碼那被提供了“這樣那樣的服務”的企業(家),拿出錢來,就是“收買”了鍾朋榮先生的“服務”,難道會有企業主、資本家會“收買”一個不為他獲取利益而奔走呼號的、甚至是唱反調的“經濟學家”,所以,用一般人的眼光,鍾朋榮們也不要太忌諱“收買”、“嚴重收買”、“整體收買”的說法,一手交錢、一手(口)交理論之類,商品交換,天經地義。 但最令人拍案驚奇的是鍾朋榮教授的一番表白,表白的中心意思是他不可能被“收買”,敬錄如下: …我的許多重要觀點,都是十多年前在中央機關工作期間就已形成的,而且從未改變過。比如,主張保護私有財產的觀點,主張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的觀點,主張對國有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的觀點,主張為創業者和企業家創造寬鬆環境的觀點,…這些觀點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來的,都在報刊上公開發表過。…在發表這些觀點時,我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不可能為任何一家企業服務,更不可能被收買。…1994年“下海”以來,因為是為企業做諮詢,當然要向服務對象收費。但這對我的學術觀點,特別是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並沒有產生絲毫的影響。 草民注意到其中一個關鍵詞“下海”從一般意義上說,“下海”是具有特定語境的,通常,“下海”指的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公務員、教師等等吃“財政飯”的人,下到“商品經濟”的“海”中,以追求個人利益、體現個人“價值”,再高尚點說是“做出更大貢獻”的一種舉動,而翻開鍾朋榮先生的簡歷,這“下海”似乎涵義更加豐富,據介紹“在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從事過6年調研工作,參與過中央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文稿的起草,對我國宏觀經濟情況和政府運作機制有比較透徹的了解。…1994年鍾朋榮下海創辦金思達策劃中心,後改名“北京視野諮詢中心”。鍾朋榮現任北京視野信息諮詢中心主任、研究員,兼任西北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多所大學教授,併兼任裕興電子、誠成文化投資集團等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兼任三九集團等20多家大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經濟顧問。”,令人嘆為觀止。 鍾先生先為“官”,官至“參與過中央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文稿的起草”的重要位置,然後而“商”,開辦極為富有想像空間的“諮詢中心”,又及“學”,貴為西北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多所大學教授,然後在“商”方面更上層樓,被更多的企業“收買”其“服務”,成為多家上市、非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顧問”。這種複雜的身份草民不知道如何認同,鍾朋榮先生究竟算是“官”、“商”、“學”中的那一類,亦或是亦“官”、亦“商”、亦“學”的“三棲”型。 從“官”道看,鍾朋榮先生曾經“在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從事過6年調研工作,參與過中央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文稿的起草,對我國宏觀經濟情況和政府運作機制有比較透徹的了解。”,可能正是這種“對我國宏觀經濟情況和政府運作機制有比較透徹的了解。”和參加過 “一系列重要政策的制定和文稿的起草”的身份,加上為“官”時的人脈關係,令其把握政商環境方面,高人一籌。 從“商”道講,正因為有如上的優勢,才使得在出賣“服務”方面有獨到之處,更加“價值連城”。要知道,擔任一個企業的“獨立董事”、“顧問”的回報是不菲的,據《瞭望東方周刊》報道,“在2001年報披露抽樣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津貼每年1萬-2萬元的有18家,2萬-3萬元的有26家,3萬-4萬元的49家,4萬-5萬元的21家,5萬元以上的為16家。”,而當時鐘朋榮先生所“服務”的企業,可謂洋洋大觀,三九集團顧問;為大慶、三九集團等70多家、茅台酒廠顧問大企業制定發展戰略和體改方案;中房銀川獨立董事兼20多家大型企業經濟顧問;浙江電信獨立董事;裕興電腦獨立董事;誠成文化(600681)獨立董事;長運股份(600369)獨立董事;華立控股(000607)獨立董事;國泰基金獨立董事等等。光這一項,鍾先生一年已經笑數十萬。 從“學”道上講,鍾朋榮先生因為有西北大學、中央財經大學、中南財經大學等多所大學教授的頭銜,自然成了學富五車的“經濟學家”,還非常“主流”、“著名”,這樣,一次雲集了富豪商賈的“報告會”、“研討會”的出場費,自然豐厚,前不久傳的沸沸揚揚的經濟學家們光顧顧雛軍“研討會”出場費為8萬元的消息,可以窺見鍾朋榮先生的愉快“學術生活”。 現在,鍾朋榮先生出來大叫“可怕”,是因為對輿論中的“經濟學家被整體收買”耿耿於懷,草民倒是覺得“整體收買”的說法過頭,起碼老老實實在學校、書齋甘於寂寞、甘於清苦、憂國憂民的真正的“經濟學家”還是沒有被“收買”的,只有整天端着個“官、商、學”三位一體架子的主流、著名們才有到處待價而沽的機會與“本事”。 不過,與張維迎教授一樣,鍾朋榮先生的大旗或者說“虎皮”也是“改革”因為我們親眼看到了“一大二公”和“左”的思想給這個國家帶來的災難,也親眼看到了改革開放以來因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是因為我們不那麼健忘;是因為我們對國家和人民有起碼的責任感。我相信,張維迎、周其仁等一大批有相同經歷的人,都是屬於這樣一些人…,憂國憂民之態,躍然紙上。 但是體現在“服務對象”方面,又是很有講究的隨着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這種為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家)服務的經濟學家會越來越多。企業家作為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社會群體,作為創造財富的主體之一,有一批經濟學家為他們服務,為他們表達,為他們呼籲,這是非常正常的,不應該受到指責。…很顯然,加快國有企業改制,加快民營企業發展,為人們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創造良好的環境,包括輿論環境,使更多的人能放心大膽地創造財富和積累財富,使我們這個社會像劉永好、南存輝、梁慶德、尹明善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使他們積累的私有公用財產規模越來越龐大,提供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這才是廣大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在,才是維護和保障老百姓利益的根本措施。,明擺着就是為少數“企業家”服務的,無非是戴上了一頂“光明”的帽子而已,不說別的,在鍾朋榮先生的“企業家”名單裡頭,怎麼不見了他們曾經為其鼎立相助、搖旗吶喊的顧雛軍這個“改革標杆”呢。 末了,鍾朋榮先生還不無威脅地警告人們 我們國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成長出這麼一些民營企業不容易,培養出這麼一些企業家不容易。如果環境不好,仇富情緒越來越重,其結果是,迫使一大批人見好就收,甚至將財富轉移到國外。作為經濟學家,如果因煽動仇富情緒而導致上述後果,表面上是為了老百姓,實際上是對老百姓、對這個國家極大的不負責任。,責任還推到了“仇富”的一邊,真是“服務”到家,體貼入微,鍾朋榮先生怎麼不問問那些在國有資產流失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的“企業家”,還有對勞動階層殘酷盤剝的“企業家”,比如大興礦難的集人大代表、警察、資本家於一身的曾雲高等等的劣行,為什麼“仇”不得? 草民倒是認為,那種亦“官”、亦“商”、亦“學”的“三棲”型經濟學家才可怕,不知道他們將把中國的社會經濟帶向何方,因為他們的“能量”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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