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參加了“2018溫哥華知青文化月”的“首屆環球知青論壇”活動。幾位嘉賓都提到知青是文革的產物。看來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沒有文革就沒有知青”。

在聽眾提問環節，我有個問題想問：大家說沒有文革就沒有知青，那麼如果倒過來說“沒有知青就沒有文革”， 嘉賓們是否同意？但是覺得在這個場合提這個問題有點不太合適，忍住了。 

接下來的嘉賓出示了一張文革中學生批鬥校長的老照片，讓我更想提這個問題。因為我想起一位中學校長在文革中的遭遇。學生在大禮堂開批鬥會，她被押入禮堂，從門口到上台僅僅幾十米長的通道，居然被兩旁的學生拳打腳踢幾乎打癱瘓。多少年後，有人問她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鄉？她說:“當年打我的學生都上山下鄉了。”

不管她真正的意思是什麼，一個基本事實是上山下鄉的初期，知青的主體就是紅衛兵。嘉賓在講演中沒當心說出“紅衛兵上山下鄉”，然後趕緊改口說是知青上山下鄉。這種“口誤”說明知青就是紅衛兵這個概念在大家的潛意識中是確實存在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紅衛兵上山下鄉”這兩種說法都符合事實，但是給人的感覺有很大不同。

知青上山下鄉的時代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知青雖然不是文革的發起者，但卻是文革的推動者。不可否認，文革中“打砸搶”，批走資派和打學術權威的主力是當時的在校學生，也就是後來的“知青”。知青為打爛社會體制和破壞經濟基礎立下汗馬功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品缺乏。知青表面是革了別人的命，實際上革了自己的“城市命”，砸了自己留在城市裡的飯碗。

文革結束，如何讓革命小將把造反的熱情降下來變成了難題。設想一下如果知青留在城市，誰有本事讓他們安靜下來學習工作？領導人想出的方法就是讓“紅衛兵”降格為“知青”上山下鄉，把紅衛兵這股滾燙的“火山岩漿”傾倒在農村這個冰冷的“汪洋大海”中冷卻下來。

紅衛兵小將到了農村面對的是農民，“誰反對農民，誰就是反革命”。知青享受不到“與人斗其樂無窮”，只能與天斗與地斗，土地較勁。而這個“戰天鬥地”的艱難不說也罷。

知識青年是上山下鄉無疑是一場悲劇，但是即使知青自己都沒有一個“共識”。提起“知青歲月”，各種酸甜苦辣悲情傷感與各種青春無悔意氣風發針鋒相對。這是因為“知青”或者直白地接說“待業青年”就是文革的產物，在當時那個歷史條件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對中國結束文革恢復社會和經濟秩序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所以如果不能全面徹底地否定文革，就不可能否定知青上山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