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要指揮槍，而不是槍來指揮黨！”--毛澤東，1938年11月6日於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黨要指揮槍”“槍桿子出政權”，這兩句耳熟能詳的毛澤東原話，經典的總結了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必備工具--軍隊。正是早在1927年時洞悉到這點，才使得毛為尚處幼年的中共就提前睿智的指明了必須通過暴力革命這方向，才能最終攫取中國政權。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毛這樣的判斷是基於革命形勢緊迫所倒逼出來的務實主義經驗，還是源於已經點燃全球暴力革命運動的共產黨自身屬性使然，抑或是其個人洞悉中國歷史的先見之明，則不是本文討論重點。

本文重點關注的是毛在起義之十一年後所補充說的，即被大部分人遺忘的那句話“而不是槍來指揮黨！”，它在中共執政後的政權中的作用，以及它在當下對習近平的意義。

（1）

如果將這個名稱替換成傳統中國歷史所慣用的”軍人干政”，就比較好了解了。

中國歷來是一個武將起家，文官治國的王朝循環過程。

毛的“槍桿子出政權”，經典的總結了武將起家這部分歷史。但在漫長的王朝歷史上，依賴軍隊起家這部分時間總歸只是一個小片段，餘下的更多時間則有賴於文官治國。

毛在1938年的這話，除了是警告當時大權在握、擁有相當獨立自主權並時有抗命中央以威脅自己個人權威的地方軍隊領導人；也是進一步為中共未來執政後文官與武官必生衝突的難題而未雨綢繆。

中共一直靠派駐政治指導員進入軍隊試圖平衡軍事指揮官的權力，即政委。雖然將人事、

機要、黨務、宣傳等要務分歸政委負責，這就像加強版的古代監軍，但其實際作用有限。原因在於，軍隊特有的專業性與忠於直屬長官性使得文官們難以從管理層面直接駕馭，而其封閉性、獨立性及武力威懾性，又使其具有可以直接威逼政府的可能。其固有的世襲性、法外權限等，進一步加強了武官獨立於文官控制之外的能力。包括政委本人，若長期供職於軍隊而游離於文官政府之外，這將促使其角色也固化為傳統軍事長官，而非最初設計的監軍角色。

回看歷史，革命年代的主要任務是軍事鬥爭，基於此所施行的特有的軍政人員頻繁混掉機制，使得其能發揮出毛澤東想要的“黨要指揮槍”的制衡效果。但隨着國家政權既定，共產黨的重心要向經濟建設傾斜，這就需要促使原有的混掉機制趨向於專業化分工，人員就要進一步分流，與之相對應的彼此職責也要明晰。即政府的歸政府，軍隊的歸軍隊。這就使得傳統中華帝國中的文治武衛制度，再次登上舞台，並繼續在既有的極權體制里發揮着原有的作用。其具體的分割點應從1947年國民黨攻陷延安，而迫使中共領導人員分流轉移開始，毛澤東與劉少奇各自成立了兩個政府--毛式武官政府與劉氏文官政府。1949年後的中國政府，在毛澤東代表武官制度而妥協的情況下，由此繼承了劉少奇的文官政府為基礎模版發展而來。

（2）

新的中國王朝里，共產黨自身則作為一個人格化的皇帝角色，要去平衡一個試圖獨立傾向的武官制度與一個試圖集權自身的文官制度之間的矛盾。

1949年執政後，毛澤東是共產黨人格化的皇帝角色的具體代表，當其進一步轉變身份、擴大視野而處理國家要務時，即意識到了軍方對中共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這個新難題該怎麼解決，毛澤東自有從古代中國皇權歷史裡學會的“南面之術”心得，但總歸是治標不治本。

一個主要手法就是要在具體的挑戰對象露出端倪時，即便武官們自身還沒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國家政權的某種威脅前，就清洗掉。

像要搞東三省入盟蘇聯的高崗，有赫魯曉夫支持而大鬧廬山的彭德懷，九大後代表軍人集團異常崛起的林彪等，最後統統被毛澤東消滅之。

毛的特例在於，毛不僅照歷史經驗去消滅武官隱患，還創新性發動文化大革命將與之對抗的文官們也一併消滅，這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在他的世界裡，只有張魯的人間天國才是其所要的。

但客觀的說，即便是文革時的中國政權，也只不過是換了新馬甲的舊有官僚秩序。既有的武官與文官矛盾，以軍方元老派與文官文革派的矛盾為集中表現，仍十分尖銳。毛從一開始就知道，文革最終的結果如何。

毛與中外帝王們一樣，深知一等他個人過世，原有的權力體系煙消雲散，那麼掌控國家軍權的人必將顛覆自己所辛苦締造的一切。他將此衷告給文革派們，想讓其自謀出路。但最終，以葉劍英為代表的武官集團聯合其他不滿文官人士，顛覆了原有制度，抓捕公審了文革派，正應了毛澤東的預言。

繼任的華國鋒沒有看懂中國實質乃是軍人政治與老人政治的結合體，自以為聰明的利用僅有的文官權限從制度上設計試圖限制及掌控這兩類群體，但終告失敗。既有自己執政上的重大失誤而咎由自取，更是未變的中國政治歷史大流里的平常犧牲品。

長期在野觀察思考中國政治的鄧小平，結合原有作為文官領導人的經驗，已經敏銳洞悉到了武官在中國政治中那晦明晦暗卻左右政治走向的事實。不及正式復出，便已主動要求先掌管軍隊事務。“槍桿子出政權”，使他不僅明白這是“真理”，更進一步發現“槍桿子還出政治”。鄧小平原有的革命軍事生涯，使其更懂得只有通過一場真正的軍事實戰以暴露出原有軍隊內部的諸多問題，才會給予其內外部都認同的權力與機會去改造軍隊，在軍中樹立起自己的威信。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給了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天賜良機以實戰。他毫不猶豫的發起一場大規模對越南入侵戰爭，以突出暴露中國軍隊在人員組織、軍銜編制、後勤補給、新兵種的協同作戰等等方面的重大弊病，使其重整軍隊管理有了無可爭辯的理由。在有了武官政治支撐的強有力根基後，他才騰出放手去應付接下來的文官政治--即國家治理。並在剩餘的20年裡，通過這樣晦明晦暗的武官支持，從容應付住了文官管理發生的各類政治風波。

然而鄧下平註定是最後一個擁有武官背景可以平衡文武集團衝突的中共領導人。在其之後的20年裡。文官與武官的互相背離態勢，愈演愈烈。舉國人民的目光被集中在表面風光的文官政治上，而暗地裡的武官干政則一直蠢蠢欲動。矛盾，在第三任文官領導人--習近平的身上得以最終爆發。

（3）

江澤民、胡錦濤對武官干政遵循着一種低調合作又保持距離的態度。這使得武官們實際成為了一個獨立王國，可以任由自己的裙帶關係滋生，以幕後遙控黨國。

到第三任領導人習近平時，甚至發生了以郭、徐倆最高實際統帥為主的武官集團發動的“東宮事變”，以危及到了習近平的個人生命安全。雖然習最終藉助老人政治干涉及自己團隊的頑強努力，以黨紀反腐名義將武官門送入監獄，平息了事態。

但其惡劣影響，持續至今。

它更開啟了一個惡例：即中共武官們，仍有機會與可能，去用“槍桿子指揮黨”。即便成立黨國已經60載了，這條古老的武官與文官衝突政治矛盾，仍在中華大地上上演着。不僅在中國，這個矛盾也普遍存在於其他國家。泰國、土耳其說政變就政變，中東顏色革命里軍人集團也跟着說變就變。

社會經濟與文化治不好，最多挨幾句老人董事會的罵，最壞的結局也就是從崗位上“和平”退休。但武官政變，則直接威脅人身安全，像羅馬尼亞與利比亞，強人們最終都慘死在自己政權所培養的軍隊手上。

受此驚嚇的習近平，已然不可能把防止軍人政變作為其執政的次要選項，而是首要任務。

這就註定習近平為何要執意刺激南海軍事對抗，實際上是在學鄧小平當年的老路。但力度仍然遠遠不夠，所以也註定習近平非常可能在未來3年內將原來武備上的對外軍事輸出進一步升級為類似美俄模式的公開派出規模部隊直接參戰。我個人的猜測是，首個輸出目標會是阿富汗，以協助阿富汗政府武力征繳塔利班為名義，規模不會低於10 000人。

除此之外，最近習近平又進一步加大了向軍隊輸入文官協助治理的政策，以試圖根本上解決文物矛盾。

但按我一開始所說的預判，這些註定都是臨時止疼藥，並不會根本性改變軍隊舊屬性。

中共內部最為突出的文武矛盾，還得繼續下去。

直到下一場公開衝突，會不會變成大革命，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