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次“逼迫”改革

------ 寫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1978-2018)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並不存在什麼“設計師”，人無法設計改革，人可以設計制度。中國的改革開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訪美國。當鄧小平在休斯敦觀看馬術競技表演時向觀眾招手致意時，他突然間想到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美國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之後鄧小平回國，下定決心“摸石頭過河”。 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建立深圳經濟特區，1981年3月，中央決定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中共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出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當年深圳是開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試驗場。
 
第二次“逼迫”。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探視、奔喪，以及解除報禁、黨禁等政策，北京高層極端被動，他們再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台灣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於是北京高層更加大膽地“摸石頭過河”：至少讓海南島不要落後台灣太遠（1949年海南島和台灣島的情況差不多）。於是北京高層決定辦中國最大的特區，開發海南島。北京高層給梁湘一個任務：去海南作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梁湘興奮地在海南考察一個星期，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寫了報告。王震將報告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海南要建省，中央決定，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許士傑出任海南省委書記，梁湘任省長。海南島永遠追趕不上台灣，因為制度不同。
 
第三次“逼迫”。六四學潮後“左右相爭相鬥”， 北京高層第三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麼搞，不然落後世界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1992年春天，鄧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覆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在改革之前中國遭遇三次財政危機，國家通過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方式由農村承載危機期間不能就業的城市勞動力。

40年前中國為什麼要改革，因為那時中國的制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覺得不合理，無法接受。

鄧小平趙紫陽改革有功勞，但是，改革的力量來自民間，就是來自農民。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堅決要打破人民公社體制，實行包產到戶。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產到戶救活了農民，也救活了中國農村和農業。

1980年爆發的被稱為“洋躍進”引進外資所導致的危機，因與農村推行家庭承包製改革同期，很難再沿用農村集體化來使農村承載城裡人失業，遂必須在財政、外貿等城市經濟體制上進行改革。1980—1985年18個經濟特區和3個沿海經濟開發區的設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來源，但也如毛澤東時代引進外資一樣帶來了巨大的外匯支付壓力。於是城市產業集團推動中央在1988年出台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依靠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際市場”，旨在增加出口創匯償付外債。但1988年爆發惡性通脹，和1989年生產停滯；農民從農產品獲取收入顯著降低。進入到1990年代的轉型與分化階段——沿海地區相當多鄉鎮企業通過與地方外貿部門合營、與外商投資企業合營等方式轉為外向型發展，逐漸成為國家出口創匯的重要力量，內地鄉鎮企業則陷入低迷。

我發現，制度沒有好壞之分，更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像民主不是好東西一樣，制度也不是好東西，沒有一種制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樂意接受的。制度的設計和實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制度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麼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軍管）才能維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制度，可以說是可行的制度，當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制度。

你想制度合理或比較合理，那麼制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權益的代表必須是從下而上，每個板塊的代表（代言人）必須以民意為基礎。
 
我讀卡夫卡的《在法律門前》，那個農村來的男人走上去，怎麼請求也無法進入法律之門。我就聯想到中國的制度（法律、政策、社會保障法規等）對於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來說，好像是個玻璃房，裡面的制度什麼都可以看得見，就是進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