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跟帖: 唐夫 :  這篇資料打開了一個歷史死結。   2018-11-23 16:17:02  

作者: 博訊螺杆   張純如還是太嫩，幫了土共統戰一個大忙 2018-11-23 18:19:12  [點擊:47]

土共大肆宣傳南京事件和國民黨抗日，並非是正視抗戰歷史，而是為了統戰台灣國民黨以圖兩岸統一。張沒有認識到這個高度，是對中國現代史特別是國共關係的歷史缺乏深入了解。

南京保衛戰導致的中國軍民被大量犧牲，是老蔣政治正確的結果，明知南京無險可守，國軍精銳已經在上海折損大半，非要象徵性的保衛國父陵寢，棄幾十萬軍民生命於不顧，彰顯所謂民族大義，明明還有時間疏散城內平民，卻對民眾不作任何疏散安排，愚蠢地“破釜沉舟”“背水一戰”，造成軍民大量犧牲以成就他一人之美名，此罪並不亞於日軍。

南京陷落前的人口多是從上海逃難到首都的，難民是個盲從的群體，其中不乏有知識分子，都錯誤的以為首都應該最安全，如果知識分子都不能審時度勢的看清中日戰爭走向，那平民就更無所適從了，正確的逃難路線應該是西南內地。盲從群體的這一錯誤，後來在國共內戰後期又重複了一次，比如東北長春四平瀋陽沿線城市的難民，就盲目的拼命向關內逃亡，一路艱險，甚至拋妻棄子，結果逃到北京不久，共軍四野隨後就接蹤而至圍了城，準備象長春那樣的困死傅作義。

這個過程和長春一樣，空投的美國糧食幾乎全落到了共軍一邊，傅作義無法解決城內軍民的給養問題，甚至水源都被城外共軍切斷了，無糧無水，下場就是第二個長春，老傅只好大開城門放出東北難民，於是東北難民又悉數重蹈逃亡之路，返回東北“解放區”，反而對殺人放火的共軍不再恐懼了，這不瞎折騰麼？事後諸葛亮的說，長春至瀋陽沿線的難民如果能看清戰爭形勢，只須逃離城市解決飢餓問題即可，也就是逃到遼西“解放區”即落腳謀生，沒必要再南下逃往“國統區”。不能不說，當時國民黨的宣傳機器起了極壞的誤導作用，打開收音機，沒有一點客觀報導，全是瞪眼說瞎話：共軍節節敗退，國軍步步勝利。。。。。

國共內戰中，平民逃亡路線如果是盲目的，就無任何意義，錯誤認識共產黨所宣傳的“民主”，即使到了“解放區”也不過是從尿窩挪到了屎坑裡，甚至是從天堂墜到地獄，事實上，被土共統戰誘惑，從海外返回“偉大祖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中國知識精英，基本上都償到了自己種下的苦果，也真的是掉進了地獄。難民逃亡的正確路線也不是沒有過，比如49年上海市民逃往香港的路線就是正確的，古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才是明智選擇。還有97回歸前，香港市民不相信什麼“一國兩制”而大舉逃亡至加拿大，也是正確的，而這部分香港人也正是當年的上海難民及其後代。儲安平說的好：國民黨的民主是多與少的問題，共產黨的民主是有與無的問題！



作者: 草蝦   轉載：日本真正融入現代文明，就是從愛國賊開刀的！ 2018-11-23 18:02:19  [點擊:69]

日本真正融入現代文明，就是從愛國賊開刀的！

目以 

1860年，當日本人首次乘坐咸臨號抵達美國後，大開眼界，新鮮事物目不暇接。艦長專門買了一把黑色洋傘作為紀念，船員們好奇地圍觀，因為在日本使用的都是木傘，從來沒有這樣的東西。艦長說：“我把這把傘帶回國內，撐着傘在街頭風光一番，你們說好不好？”立即有人提醒道：“我看還是在官邸里自己玩賞吧。您如果在街上招搖，一定會被浪人襲擊！”

這種擔心並不是多餘的。就在咸臨號回國前半個月，一個雪花飛舞的早晨，主張和外國通商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櫻田門事變”宣告日本“愛國賊”們抵抗對外開放的行動達到高潮。

“櫻田門事變”劇照

數千年來，東方國家自成一體。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西方人闖入進來，各種衝突在所難免。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像滿清政府那樣拒絕開放國門，而是和平地放棄鎖國政策。但是門戶初開之時，一些日本人認為外國人充滿晦氣污穢，不願意讓他們踏上本國的土地。在自認為社會精英的武士階層中，這種思想並不少見，尤其是那些腰插雙刀的年輕下層武士，許多都是“愛國憤青”，視外國人如寇讎。特別是在通商口岸，很快就掀起了“憤青們”大肆刺殺外國人的風潮。

1858年8月，俄國見習官和水兵在橫濱登陸購買糧食，遭到武士的襲擊，2死1傷。這是日本國門開放之後發生的第一起刺殺外國人的事件。3個月後，在法國領事館工作的中國人因穿西服而被誤為西洋人遭到殺害。1860年1月，在英國總領事館當翻譯的日本人遭到刺殺。2月，荷蘭兩名船長也被殺害。幕府雖然盡全力搜捕犯人，但奇怪的是，殺人兇手一個也沒有抓獲。這進一步助長了暗殺之風。

“櫻田門事變”之後，排外風氣更加高漲。在外國人看來，這個東方國家充滿了暴力和恐怖。1861年初，一位美國翻譯被殺；6月，英國公使館遭武士襲擊。1862年6月，英國水兵被殺傷；9月又發生了“生麥事件”，一位騎馬的英國人無意間衝撞了一個藩主的隊伍，被藩主的武士當場砍死。“生麥事件”釀成極大的危機，一度將日本推向戰爭的邊緣。最後幕府不得不賠償巨款，才消彌了一場災難。

日本“愛國賊”的暗殺行為不都是自發的，也受到了來自高層的煽動和縱容。當時的孝明天皇非常反對與外國通商，他聽說幕府賠償“生麥事件”後十分震怒，下詔說：“縱使皇國一端化為焦土，亦絕不願開港交易。”這種典型的“憤青”言論，更加激勵了日本“愛國賊”的排外行為。

隨着仇恨外國人的風氣的蔓延，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成為仇恨對象。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人都有賣國嫌疑。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在自詡為愛國者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美文化制度的人，當然都是欺瞞世人、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的學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面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那些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於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到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倖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出，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在江戶開私塾傳授西學的福澤諭吉備感恐懼。因為他知道，面對這些兇殘乖戾的“愛國賊”，無論如何退避都無法讓他們滿足，只有丟掉洋書，向他們低頭道歉，與他們一起高唱攘夷論高調，甚至比他們更激進地提刀追殺洋學者才能讓他們滿意。

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無法終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謹言慎行。在身份立場不明的人面前，他絕不談論時事。他家中的棉被櫥內的地板特意設計成可掀式，以防遭人暗殺時可以從地板下逃走。在長達十二三年的時間裡，福澤晚上從不外出，而是安心從事翻譯工作過。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編一個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兩字，以避人耳目。他後來回憶自嘲道，“那樣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處逃竄一般。”

日本“愛國賊”的要求是，廢除日本已經簽署的通商條約，將外國人永遠驅逐出日本。這顯然既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民族運動，也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救亡運動，只是盲目排外的社會破壞活動而已。這些過激行為雖然阻礙了日本的開國改革，加劇了日本社會的動盪，卻改變不了歷史潮流。“愛國憤青”們濫殺無辜的行為，逐漸遭到了世人的唾棄。國民越來越認識到，只有以開放的心態接受現代文明，融入現代文明，才是日本的出路。在這種社會共識的推動下，日本開始明治維新，“愛國賊”們也消失了。

誠如18世紀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們最後的藏身之地”。日本歷史上的“愛國賊”們生動地詮釋了這句話。不過，“愛國賊”並不是日本所獨有的現象，在19世紀東亞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現象。可悲的是，在21世紀的今天，一些國家仍然不時閃現“愛國賊”的魅影，讓人們徒生今夕何夕的感慨！

全部跟貼蝦呀，別太積極完成任務了，你們這裡幾個太積極，把自己暴露了 徐水良 [0 b] 2018-11-23 19:35:00[點擊: 30] (141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