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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從太石村悖論看中國社會的剛性特徵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9月27日14:08:4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冼岩:從太石村悖論看中國社會的剛性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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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readers.net 萬維讀者網 2005年09月27日 02:27 PM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太石村罷免事件的意義在於:它幾乎是迄今為止中國唯一允許進入公共討論的官民衝突典型案例。此案例題材豐富,不但雙方的角色陣營、策略應對,麻雀雖小,應有盡有;而且其過程一波三折,波譎雲詭。觀察、分析其中動態,可以對中國社會的現狀特徵與未來可能性有深入認識。
在歷經一個多月的僵局後,以9月11日廣州市番禺區魚窩頭鎮政府正式貼出公告宣布太石村民罷免動議獲得通過為標誌,事件的解決出現良性轉機。但是第二天風雲突變,近千武警突襲太石村,控制財會室,抓走數十村民;繼之在14日晚的番禺電視新聞、15日的番禺日報將太石事件定性為“非法集會活動,嚴重影響村工作開展,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不知情村民”;然而,15日中午太石村黨支部又張貼公告,宣布於星期五早上9 點到12點以戶代表會議投票的方式舉辦村委會主任改選。事件的轉輾反側透露出不尋常信息,出動近千武警控制財會室,當事人的貓膩已路人皆知。人們更關注的,不是當事人調用近千武警的動機,而是他為什麼有此能力。

14日晚的番禺電視新聞與15日的番禺日報評論實質是為12日出動警力的行為辯護,需要辯護說服的主要並非老百姓,老百姓的看法從來無關痛癢;真正需要說服的是“上級領導”甚至中央政府,只有後者才能左右事件的最終結局與相關人員的命運。“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在社會上造成不良影響”,這就是番禺區調用近千武警的台面理由,這種理由具有說服力嗎?迄今為止,番禺官場上這麼多人還口徑一致、行動協調,至今沒暴出有人臨陣退縮甚至反戈一擊的新聞,這說明大多數人都認同這一理由過硬,足以打動中央政府。

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冷靜審視,不得不佩服當地這些官場老手們的門檻之精、眼光之毒!上述理由確有很大可能打動中央政府,因為“維持穩定”是中央政府所有目標中的重中之重;而太石村事件中村民一方的表現,儘管克制、溫和,仍然可能在幾個關節點上引起執政當局的憂慮。

憂慮之一來自傳統經驗。執政黨是從農民運動起家,最怕有人照抄其成功故徑。執政黨在當年的基本經驗是:知識分子下鄉,發動、組織農民維護切身利益,以這種方式將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由於農民維護、爭取切身利益的行為必然與強勢群體及維護此既成秩序的政府發生衝突,知識分子在幫助農民爭取經濟利益的過程中很易將經濟鬥爭導向政治鬥爭。不難看出,太石村事件正具有上述特徵。當下一些知識分子的積極介入,使事態確有朝“新農運”方向演變的可能。對此,當局不可能不緊張。從9月9日楊在新律師被廣東省公安廳訊問是否參與太石村事件,到9月13日在現場附近幫助太石村民的著名維權人士郭飛雄“失蹤”,都體現了政府方面的顧慮所在。

這種情況凸顯了現行體制下的一個悖論:如果知識分子不作介入,弱勢群體在強權欺凌下無力自保,與當地權力相結合的強勢對弱勢的欺凌將肆無忌憚,弱者的基本權益難得保障,社會矛盾將持續惡化;如果允許知識分子介入,沒有誰能保證其行為只止於維權,知識分子確有可能通過將民眾組織化與政治動員化,威脅現政權及其體制。這種“農運恐懼症”使執政當局對知識分子干預公共事務的容忍僅止於言論/輿論,當局不能容忍知識分子組織、發動民眾,不管是以經濟利益還是政治權利的名義。

憂慮之二源於現代社會的特殊性。由於信息技術的進步,現代信息傳播已不同於歷史上任何時期。在當代,信息傳播的方便、快捷,使微小事件引發共振造成全社會震盪的幾率大為增加。事件中太石村民要求的是可以抗衡強權的基層民主與自治,這與當局的目標(可控的基層民主與自治)是有區別的。如果太石村民勝利了,這不但意味着他們自己在相當大程度上擺脫了政府控制,而且意味着當局承認了這種“免於控制”的合法性。在現代信息傳播條件下,這種勝利會被廣泛傳播。如果全國農村都起而效仿,形勢的發展有可能迫使政府最終需要面對70%的人口與面積處於自己掌控之外的現實。這正是王力雄在“遞進民主”方案中所設想的理想狀態,這也是政府極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不管太石村事件中是否有知識分子積極介入,政府都有理由為“罷免”設置障礙與限制。番禺日報強調的“如果不按合法程序辦,就可能激化矛盾,引發新的問題,甚至使自己從有理變成無理,從合法變成違法”,就體現了這種從程序上控制基層民主與自治的意圖。

這其中的悖論是:基層官員既是政府公共職能必不可少的承擔者,也是侵害民利必不可少的參與者。當民眾遭受侵害時,要保護切身權益,他們必須起而抗衡直接管理自己的官員,通過制衡其權力來限制其腐敗能力;但官員權力如果因此受到限制,其正常行使公共職能的能力也必然受限制,執政當局的意圖難以貫徹到底。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一困境是通過將部分職能交給法律約束下的公民自治來解決的;但在中國,由於人均利益資源的稀缺,基層民主與自治難以導向和諧,反而可能激化衝突:基層與基層的衝突,基層與上層的衝突。

從理論上說,基層自治與有知識分子參與的社會自組織過程既可能釋放矛盾、加劇衝突,也有可能理順矛盾、導社會於有序;權威政體不應該阻止社會的這種自發演進,而應該努力將其導向良性溫和。但是,由於人均利益資源的稀缺、以及轉型期多種矛盾的積澱,當局並沒有在這種過程中掌控局勢、導向良性的自信;政治進程的開放易發難收,當局能夠維持進程溫和於一時,未必能一直維持下去。何況當前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一直持續,一旦經濟發生波動,社會自發演進趨向緊張衝突的可能性將大增。

在這種人均利益資源稀缺與社會負面能量累積的剛性約束下,體制必然是剛性的,即主要只能依賴強制性高壓維持穩定。政府與民間都非獨立自足,而是相互影響。在兩極互動中,如果體制只能是剛性的,那麼民間最終也必然是剛性的;單方面的彈性能夠維持一時,不能長期維持。全社會呈現剛性結構,這正是許多人眼中的中國。

在這種結構下,政府對民間的靈活退讓是有限的,而且端賴於個別領導人的開明;民間的自覺理性也必然有限,一旦有宣泄機會,就易走向極端。這種情況反過來又迫使體制更趨於剛性,更多依賴強制高壓,社會陷入競相剛性的惡性循環。這種結構如果不能改變,政權只能立足在政績合法性的基礎之上;其它一切合法性理論都只能起到遮羞布作用,不管它是王道仁政,還是法治民主。

要改變社會的剛性結構,必須改造導致剛性的原因,即人均利益資源的稀缺與社會負面能量的累積。這種改造離不開物質財富的增長與在財富增長基礎上的分配相對公平,沒有財富的增長與二次分配的趨於公平,再完美的制度設計與理論包裝也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社會剛性的約束下,權威政體在制度改進方面的餘地不大,所以中國執政當局暫沒有政治制度改革的打算,而是首先致力於對導致剛性原因的改造:先是強調“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繼則提出“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這20多年的經驗已證明,現行體制能夠勝任發展經濟的使命。在分配公平方面,雖然民間社會的原子化使弱勢群體無力制衡強權侵害;但如果政府在宏觀政策上主動向弱勢群體傾斜,通過調節二次分配可解決大面積層面上的公平問題;個案的惡劣可以通過一定的輿論監督予以限制。

背負剛性約束與體制局限,致力於財富增長與分配公平,這是一條崎嶇難行的羊腸小道,成功機率並不高。但是除此之外,就目力所及而言,中國也確實沒有更好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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